王绍光:国家治理与国家能力——中国的治国理念与制度选择(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0 次 更新时间:2014-08-06 20: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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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不是政体思维方式,而是政道思维方式。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即政治体制的形式,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即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较之西式代议型民主,中式代表型民主更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很多人批评中国的体制,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说的体制其实只有一样,就是政治体制,即政体。政体他们归结到哪呢?就是有没有自由的多党竞争式选举。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个,就是推翻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

   这是一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我称之为“政体思维”。2012年我编的一本书,《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就讲这个问题。政体思维在西方是有传统的,觉得政体是最重要的,英文叫form of government(政府的形式)。几千年前古希腊人就这么看,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甚至比他们更早的人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西塞罗、马基雅维利,这一系列的人都强调政体。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大量问题都是和政体相关的问题,比如民主能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能不能实现公平、能不能让人幸福,等等。

   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做“政体决定论”,中国那些动辄讲体制的人实际上就是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他们眼里,一切问题都与政体相关,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腐败、幸福,不一而足。政体好,其他什么都会好;政体不好,其他什么都好不了。欧美、印度的政体好,因此那里不管存在什么问题,长远来讲都可以解决;中国的政体不好,因此不管取得了多大成就,长远来讲都是靠不住的,迟早必须转换轨道。

   政体思维和政体决定论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似是而非。比如,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政体的特征是不同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而这种政体是一个好东西。我在《民主四讲》一书中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这种政体与经济增长、社会平等、人的幸福其实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政体未必有传说中那种神乎其神的决定性作用。

   经常有人说,如果有了自由竞争选举制度,国家就会变得多好多好。他们只讲这种体制带来比较好的结果的例子,比如西欧、北美。他们忘了,这些国家也正是当年的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它们今日的富裕很可能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有关。但是被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忽悠,同样采取这种体制的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也是大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做大数据的、长时段的比较研究,得不出任何结论说,政体是决定性的。不管是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对社会公平的影响,还是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大量的统计,跨时段、跨国家的研究,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相关。所以,政体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要素。

    

   西方政体思维与中国政道思维

   西方是政体思维方式,中国是什么思维方式?如同我在《理想政治秩序》中分析的,中国传统的分析政治的方式,从来不讲政体。它完全不是政体思维,而是政道思维。与西方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或政治体制运作的目标与途径。

   所谓政道,是指为政之道,就是治理的“道”。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与为政之道相关的词语随处可见,例如,“政不得其道”,“有道之君”、“无道之君”,“君有道”、“君无道”,“国有道”、“国无道”,等等。庄子在《天道》篇中区分了“治之道”与“治之具”,前者指治世的原则,后者指治世的手段。

   政体思维与政道思维的不同在于,前者关注的只是政治秩序的形式,而后者的着眼点是政治秩序的实质。“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我们把西式政体的视角换为中式政道的视角,那么无论是回顾中国历史上的政治,评判当代中国的政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的政治,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最早注意到西方政体、把政体思维引入中国的是梁启超。19世纪最后几年,梁启超读了一些西方的书,发现西方讲政体,非常兴奋,颂扬“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也”。他很快把政体概念运用到政治分析中,说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吾国民以久困专制政体之故,虽有政治能力,不能发达”。他“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认为把专制推翻,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但是梁启超也是中国最早放弃和批判政体思维的人。1903年他去美国走访了8个月,那时正是美国的“镀金时代”,是问题最多的时候。他很快就对这个自己曾经大加赞誉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大失所望,并得出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他认识到政体决定论是错误的,把视线转向政体以外的其他因素,开始强调,政治的好坏不能光看政体,更重要的是道德。“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就这样,他从政体思维转向政道思维。

   辛亥革命后,政体换了,但善政不立。经过亲身从政,梁启超对民国政治大失所望,也对政体决定论更加怀疑,认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体。民国四年,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彼帝制也,共和也,单一也,联邦也,独裁也,多决也,此各种政制中任举其一,皆尝有国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国则此数年中此各种政制已一一经尝试而无所遗。曷为善治终不可睹,则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从可推矣。盖无论帝制共和单一联邦独裁多决,而运用之者皆此时代之中国人耳。均是人也,谓运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顽,实不识其解。”他的意思很清楚:改变政治的关键不在于改变政体;政体并非政治之本。

    

   共产党讲的民主是政道层面上的

   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思想大家,当他们把问题想清楚后,解决问题的方式都不是集中在政体上,都是集中在政道上。比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谈到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他认同“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但是他所说的“政体”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或孟德斯鸠意义上的政体,而是一种政道。例如,他把“民主集中制”称作是理想的政体。显然,西式的政体理论绝不会把民主集中制看作一种政体,它不过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治国之道。

   同样,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毛泽东讲的“民主”也不是一种政体,而是一种政道。或者说,他讲的是政道的概念,不是政体的概念。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讲的民主从来都是政道层面上的民主,因此才会有诸如“民主作风”、“这个人比较民主”、“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之类的说法。如果从政体思维方式来理解,这些话几乎毫无意义,也没有道理,因为这些跟竞选、多党制没关系。但是从政道的角度来理解,这些说法很有道理。因为只要能让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在施政中得到体现,就是政道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民主”本来的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既可以从政体的角度看,也可以从政道的角度看。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由竞争性的选举产生。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体制对人民的需求具有回应性,就是政道思维所理解的民主。

   那么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竞争性选举重要还是政府政策具有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恐怕还是政府制定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切实需求。环视当今世界,我们不难发现,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看,因为采用竞争性选举,似乎具有“代表性”,但是回应性未必高;有些政治体制没有多党竞争,但对人民需求的回应性却比较高。

    

   摒弃政体决定论思维方式

   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咎于体制的人,是因为没有想清楚,这种政体思维方式本身有什么问题。政体思维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方式,认识不到政治现实的复杂性,把复杂的政治现实简约为几个标签:民主、专制,非此即彼,截然对立。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是一党制,是政体的问题。那么变成几个党好不好呢?很多人想搞两党制。但是他们没有想过,他想搞两党制,别人也想有两个党,最后可能出现几百个党、几千个党。

   苏联解体后,出现了几百个政党。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258个社会联合组织参加竞选。俄罗斯只有1.4亿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按这个比例,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将会出现上千个政党。苏联1991年解体前就有争论,开放不开放?有人说,理想的改革方向是变成一个北欧式的国家,但是当时就有人指出,改革以后更有可能跟非洲国家一样。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俄罗斯走过的政治道路确实不像北欧,更像非洲,陷入混乱和贫困。普京上台后才把残局收拾起来,人均GDP从谷底爬出来,现在也只是比1989年的水平略高一点点。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超强,遭遇让人不胜唏嘘。以为政体一旦改变,好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的逻辑思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所以,不能拿这种事做实验。中国1912年就有过这种实验,当时一开放,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非常像西方——多党制,有几百个党,有宪法,有议会,有总统,有选举,也有言论自由,表面上看什么都有。但是1912年到1916年那段时间,中国到底怎么样?尤其后来造成的结果——军阀混战、一盘散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就有政体思维在作祟。

   今年4月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中就谈到这个问题,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

   政体思维这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一个小的政治体里也许可行。但是要治理一个现代国家,仅仅强调政体的形式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按照真正的政体理论,西方国家也没有一个是标准的民主制,它们都是混合政体。这种混合政体含有大量的非民主因素,这样才能解决它们的实际问题。中国要是用非常简单的政体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那就把国家带到沟里去了。就像习近平所言,“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中国人今天要汲取历史教训,否定政体决定论这种思维方式,采取一个新的思维方式,就是政道思维的方式。应该多考虑考虑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有多少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会更好。

    

   中式代表型民主Vs. 西式代议型民主

我们不但要否定政体决定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要认识到,西式代议型民主只是一种金丝鸟笼式的民主,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唯一可取的民主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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