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祖华:维新派对甲午中日战争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4 次 更新时间:2014-08-06 1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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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祖华  

    

   核心提示:120年前发生的甲午中日战争,对中日两国国家发展与远东地区战略格局,产生了巨大、深刻、持久的影响。甲午惨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及给国人心灵造成的冲击,至为惨烈、惨痛。维新派是最早对这场战争进行深刻反思的中国人,他们言及此役时总是痛心疾首、仰天长叹,曾以“创巨痛深”“腐心切齿”及“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等词句,描述自己面对这场空前深重的国难时的沉痛体验。“区区黑子大,胡为战则赢”,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何以一战而胜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维新派一面感受着战争创伤的锥心痛楚,一面省思甲午国殇的深刻教训。

    

    

   战争与和平:“非备战无以止战”

    

   甲午中日战争是在战场上决出胜负的,中方在陆战、海战的一连串失利之后,终于以1895年2月17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为标志,以屈辱的惨败而告结束。清朝躲不过且很快输掉战争,这种结局可以说在战前就已锁定。

   1868年建立的日本明治政府,既重“殖产兴业”以富国,也重整军精武以强军,宣誓了“布国威于四方”、对外军事扩张的“大陆政策”。明治政府早就存心发动针对中国的战争,并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充分的、全方位的战争准备,尤其是“以海军为第一急务”,“大办海军”。“倭处心积虑十年,图我内地之山川”,清朝方面却苟且偷安,求和避战,对这场“终有一战”、攸关民族命运的战争,缺乏坚强的战争意志与充分的作战准备,一遇战争则门户洞开,束手无策,坐待强寇为所欲为。

   维新派对中方因备战不力而导致败局,有着痛切、深刻的认识。早在1887年,黄遵宪写成《日本国志》,他在该书“兵志”部分指出,“今日之列国,弱肉强食,眈眈虎视”,处目前强权即公理的列国并立之世,必须加强军力、战备,以“尚武”立国。他告诫朝野上下须知“弛备者必弱,忘战者必危”,“非练兵无以弥兵,非备战无以止战”。他注意到“日本维新以来,颇汲汲于武事”,“虽艰难拮据,亦复费二千万之金银,竭蹶经营”,取法西方建立陆军、海军,还提醒国人警惕日本国强必霸。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国志》一直延迟至写成八年后、《马关条约》签订后的1895年秋冬才得以刊行,有识之士深以为憾。袁昶在《马关条约》签约后称:“此书早布,省两万万。”(《黄公度先生年谱》)1905年黄遵宪病逝后,梁启超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所成之《日本国志》四十卷,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受其冲者为吾中国。”甲午战争发生后,黄遵宪明确指出,战场失败是因为平时没有做好战守的准备,如他在《台湾行》中将反侵略斗争失败而至“倭人竟割台湾去”归因为“平时战守无预备”。

   与日本从古代传承了尚武精神有别,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文轻武的倾向。维新思想家痛陈这种价值观对民族性格、对抵御外侮的消极影响。梁启超相信,中日战争结局与两国国俗有关,“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曰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他在《新民说·论尚武》一篇中痛批古代中原汉族缺乏尚武精神导致对外战争每战必败。他指出:“我东邻之日本,其人数仅当我十分之一耳,然其人剽疾轻死,日取其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发挥而光大之……彼日本区区三岛,兴立仅三十年耳,顾乃能一战胜我,取威定霸,屹然雄立于东洋之上也,曰惟尚武故。”“恫夫中国民族之不武也!神明华胄,开化最先,然二千年来,出而与他族相遇,无不挫折败北,受其窘屈,此实中国历史之一大污点。”他强调,如果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严复在《原强》一文中也从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积弱不振而为日本所败的原因,他指出,世界上的强大民族“有鸷悍长大之强,有德慧术智之强;有以质胜者,有以文胜者”,中国为“文胜之国”,但流于文弱,“每转为质胜者之所制”。他痛斥:“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唯‘终归于和’之一念,中于人心者甚深,而战事虽不可复振。”(《严复集》第1册,第39页)其他启蒙思想家也纷纷针砭中华民族的“文弱”之弊,倡导“军国民主义”教育,推崇尚武精神,反对畏战怯战、不认真备战而一味乞求和平。

   梁启超痛批李鸿章不认真备战而轻信日本会受制于道义、法理,或一味寄希望于列强的牵制、调停。他指出,直到战争已箭在弦上,李鸿章还依然坚持“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日本军国主义以狡诈著称,在甲午战争中即频频刺探情报、进行欺诈、实施偷袭,而我方先失于战备,又失于兵机,须知“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李鸿章传》)。战争胜负固与道义、外交有关,但决不应丝毫忽略智谋、实力。

    

   个体与国家:激励国民使“赴公战如私仇”

  
 

   维新思想家认为,中方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固然是由国家层面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战争意志薄弱、决策指挥体系迟钝等因素造成的,但也与中日两国国民的精神面貌、国民素质等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指出,中国国民素质的弱点除了由重文轻武所导致的民力之“文弱”外,还有民智、民德方面的欠缺。如康有为称“吾中国地合欧洲,民众倍之,可谓庞大魁巨矣,而吞割于日本,盖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上海强学会后序》)。严复获知甲午惨败后不禁愤慨:“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严几道年谱》)他在《原强》一文中强调,国家民族的强弱系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以将涣之群,而与鸷悍多智、爱国保种之民遇,小则虏辱,大则灭亡”;“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京戒严,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覆我之海军”,“何则?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维新派批评国民“民智未开”“愚而不学”,主要指国人对西学、对科技、对现代学术知识体系的蒙昧无知。他们痛陈传统教育驱使天下士子记诵词章八股,“适足以破坏人才”,不仅禁锢民智,也导致了军中奇缺熟悉现代国防、现代技战术的人才;在民德方面,则主要批评国人“散而不群”,缺乏国家观念、国家忠诚,缺乏合群观念、凝聚意识,一旦国家有难,各方画疆自守,人心自私浇薄,终不免一盘散沙。梁启超在《李鸿章传》这样评说:“日本非与中国战,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反观日本,于民智则实行“文明开化”,“求知识于环宇”,“彼日本非不深恶西洋也,而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也”(《严复集》第1册,第50页)。于民德则倡导武士道精神以激发民族意识。据宗泽亚的《清日战争》记载,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导入了“为国尽忠”的思想,强调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大义,为国而死是士兵的职责与荣光。

   维新思想家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国民愚弱、涣散的病源,并探讨了从提升国民素质、提振国民精神入手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路。他们指出,君主专制政体、纲常名教与闭关锁国是滋愚滋弱的主要症结所在。梁启超在《爱国论》等文中批评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导致国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缺乏国家意识;又由于专制君主以一人奉天下,使国人不知国家有自己一份,导致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爱国心薄弱。他强调只有开民智、兴民权,使民众有现代国家观念并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切身感受到国家兴亡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民众才能“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国家遇到危难才能舍家纾难。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提出救亡之本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指出,西洋“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智又为我民所远不及”,“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正因其实行自由、民主、平等,方“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因此,他主张通过“私之以为己有”,使民众意识到保卫国家也是在保卫自己,以此激发爱国热情与报国精神。

    

   守成与变法:“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无论是检讨国家层面之捍卫主权的战争意志软弱、打赢战争的战争能力不足,还是反省国民层面的现代知识欠缺、国民精神颓废,无不在指向落后、闭锁的封建政教、专制制度。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实际上是对1861年兴起的洋务运动与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成效的检验。战争的结果表明“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书》)。中国败给日本,是败在制度落后上,败在变革不如日本明治维新之深刻、全面上。

   康有为指出,“日本蕞尔三岛,土地人民不能当中国之十一,近者其皇睦仁与其相三条实美改纪其政,国日富强,乃能灭我琉球,割我辽台”(《上清帝第四书》)。“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上清帝第七书》)认为中国要振衰起弱,必须仿效日本,实行全方位的变法,尤其是要改变君民相隔的国家体制。

   严复反复呼吁实行彻底的、深刻的变革。他在《原强续篇》中强调“不法祖宗,正所以深法祖宗”,“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他批评洋务运动似乎在轰轰烈烈、不遗余力“师法西人”,实则“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只是学了些皮毛而已,如北洋海军,自明眼人观之“无一事焉师行西法”。在甲午战争中,与多数维新志士认为明治维新成功因而主张“师日”有别,严复不仅批评了洋务运动,同时又认为日本近代化道路也不足为训,“倭之谋则大矣,而其术乃大谬”,“彼不务和其民,培其本,以待其长成而自至,乃欲用强暴,力征经营以劫夺天下”,“无其本而强为其实,其树不颠仆者寡矣”。预言日本虽暂时取胜,但走上了对外扩张、对外掠夺的发展道路,终归要走向失败,而中国如果从治本入手,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入手,仍可转弱为强,“战败又乌足悲哉”!

   正是在对甲午惨败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先进的中国人走上了变法图存、“全变”求强以至革命救亡的道路,他们希望通过建设现代国家、培育现代国民以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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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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