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子:乡土纠纷的解决与正义供给——来自赣南宋村的田野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 次 更新时间:2014-08-05 23:00:18

进入专题: 乡土纠纷   索引事实;差序均衡;选择性越轨   正义供给   纠纷本体论  

印子  

    

   内容提要: 乡土纠纷研究的既有进路对纠纷事实的阐释有力所不及之处,视纠纷本体为社会事实的“村庄的纠纷研究”成为可取的探究路径。从常人方法学的认识论出发,村庄社会关系的差序均衡构成了村庄内生秩序的微观机制,村庄客居主体社会关系失衡后,村庄边缘人对其进行具有反制意涵的公然侵犯的原因,在于客居主体的依附性生存结构、乡土社会变迁中民间权威的消失与乡村治理转型背景下村庄体制权威的式微,由此引发的主体安全感危机系侵犯性纠纷所产生出的社会心理事实。在正义供给体系无法有效回应乡土社会秩序需求的前提下,纠纷主体借助国家法律机关的出场来维护自身生活利益的实质是对“社会一法律”系统张力的能动整合。

   关键词: 乡土纠纷;索引事实;差序均衡;选择性越轨;正义供给;纠纷本体论

    

   一、问题、进路与方法

   (一)问题的提出

   乡土纠纷解决的研究主要在法学界展开,较早的视角主要从对现代国家法律的反思切入。在本土资源论视角中,纠纷解决中正式法律制度对村庄社会关系和村落共同体中人际问的生活预期具有一定的破坏力,[1]因此这种理论进路更注重社会自身对纠纷解决的方式和规则,但问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习惯与惯例在达致国家法的过程中不仅会遭遇到地方规则多样化与法律规则的普适主义两者间的强大张力,而且两者之间也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连接桥梁。也许是为了突破前者对纠纷解决之道的理论不足,一些学者运用“过程一事件”的社会学分析模式,[2]通过纠纷事件中法律、人情、理、面子等因素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来考察纠纷的解决是如何可能的,并进而反思国家法律在乡村社会中是如何实践的。[3]然而,“过程一事件”分析模式所展现的更多是事件之中的纠纷,其关注的是纠纷解决中的社会要素,纠纷本身并没有被放置于村庄社会结构中进行剖析和透视。除此之外,纠纷解决理论中的多元论则实现了对相对单一的纠纷解决法律中心主义的超越,其主张“纠纷解决机制的生态平衡和社会治理的良好效果,以缓解法制现代化与本土社会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促进社会的自治与和谐发展。”[4]然而,即使是这种已经具备足够的纠纷经验包容度的法律理论依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强烈的制度主义倾向。法律力量的局限性决定了单单依靠法律系统的运作,乡土社会中的纠纷并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但一种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建构。这么说并非是对制度的否定或解构,而是意在表明乡土纠纷解决理论的预设前提至少是制度性的,这里可以理解为是法律理论从制度层面对社会秩序需求的某种回应。

   与纠纷解决研究不同的是,纠纷的村庄研究则主要在社会学范畴内进行讨论,其更侧重于将制度层面的理论思辨进行暂时的悬置,在村庄社会的具体语境中来研究纠纷事实本身,进而探讨纠纷自身的逻辑以及对纠纷进行化解的社会机制。既有的纠纷的村庄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将村庄中的纠纷视为法律现象,通过法律民族志的“深描”来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维系中的情、理、法与力,来观察乡村社会中内生秩序的变化,以此来反思传统时期的乡村秩序机制和“小政府一大社会”的乡村秩序建构取向,进而将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方向指向国家。[5]这种研究认为,相比于费孝通时代的“乡土中国”,现在的乡村社会与法律具有了更多的亲和。在乡村内生秩序瓦解甚至崩溃的“结构混乱”时代,国家权力(不仅仅是国家法律)应该成为乡土秩序重建的主导力量。[6]二是从村庄纠纷本身出发,对纠纷的性质、频次和解决方式进行细致分析,以展现乡村社会性质的变迁和社会交往规则的变化,从而探究纠纷发生的村庄社会特征。[7]这种研究并没有前者那么大的理论抱负,而更多的是一种不超越村庄本身的研究。

   纠纷的村庄研究对纠纷的既有研究进行了有力的突破,将更多的以往时常被认为没有理论价值的细微纠纷及其法律社会学意涵的诸多面向呈现出来,并在村庄社会结构中展示了对纠纷事实及其本土解决方式的在地化理解。但是,这种研究并没有真正地深入“纠纷”,纠纷仅仅成为了理解村庄社会本体的参照指标。

   如果说纠纷解决的研究是以纠纷来思考社会秩序问题及国家权力对村庄的社会控制,而纠纷的村庄研究以纠纷来解析乡村社会性质变迁及其秩序控制机制,那么在本文看来,纠纷则是一种人类社会无法消灭的“社会事实”,它“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8]如果摒弃社会纠纷为社会秩序的对立面的观点,这种纠纷事实不仅能够作为乡土社会的构成,而且在整个乡土社会结构中,作为乡土社会秩序整体有机构成的纠纷也必然会参与社会事实的再生产。[9]如此,将纠纷作为社会事实的研究就有可能成为中国乡土纠纷研究中的学术生长点,这种纠纷本体的研究成为了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村庄的纠纷研究。

   村庄的纠纷研究力图将村庄纠纷作为独立的社会现象来进行探究。作为一种乡土社会中的社会事实,乡土纠纷应该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村庄纠纷的解决研究常常在自上而下的制度主义视角中认为最后需要国家法律的出场,又或者因国家法与村庄规范之问的张力而深感焦虑;而纠纷的村庄研究不仅更关心村庄社会本身,而且善于从村庄社会内在的秩序机制来分析纠纷在村庄中的具体过程,还注重考察村庄社会秩序对国家权力的内在需求程度。那么,本文将纠纷作为正常社会事物的认识方向便有可能拓展对纠纷的理解,深化对纠纷解决实践的认知。因此,本文的理论追问在于,村庄社会纠纷的发生在日常社会关系、村庄治理秩序与国家基层治理转型三个层面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作为参与社会再生产的纠纷事实在社会生活中的生产性事实是如何表达的;由乡村社会内生秩序机制与国家法律系统共同构成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乡土正义供给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纠纷主体为了实现权利救济而进行的社会行为又该如何理解,这些都是村庄的纠纷研究所力图回应的问题。

   (二)方法与进路

   将纠纷作为社会事实来进行研究,需要将纠纷还原到社会本身之中,而不是将纠纷作为一种治理事件,也不是将其从社会中单独抽离出来,进行田野文本的深度反思。纠纷研究需要秉持一种村庄本位的视角,但这种视角在有效地转化为一种操作方法上却时常面临着无法进行“彻底解释”的困境。00]社会理论中的常人方法学注重对生活世界的研究,其更加注重社会行动的局限性、情景性、索引性和反身性,“因为索引性的特点就是‘无尽的索引性’,一项表达(或行动)的意义必须诉诸(即索引)其他表达(或行动)的意义才可理解,而这些被涉及的表达(或行动)本身也具有索引性,这样,从根本原则上讲,任何一个表面上孤立的‘表达’与‘行动’都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索引链’上的一环”。[11]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常人方法学注重通过“描述”来“回到事情本身”,力图根据社会现象的自身特点来采取研究的方法,这样就能“使方法与研究对象统一起来”。[12]

   这样,常人方法学对村庄的纠纷研究无疑具有认识视角更新上的启发意义:村庄的纠纷研究需要深入挖掘纠纷背后的索引性事实,其目的不在于对原因的无限追溯而在于从中找寻纠纷生成的社会机制。也只有如此,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建构才可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具体而言,蕴藏于纠纷索引事实之中的纠纷生成的社会机制,在村庄语境内便可以从纠纷主体的结构性位置与社会控制机制两方面展开搜寻,而这种索引在社会秩序机制方面则可以进一步扩展至国家法律系统层面。纠纷的索引事实并不是纠纷事实本身,而是一种从纠纷表层事实向微观秩序机制、社会控制方式、社会结构特性以及治理结构层面进行适度索引后发掘而出的有利于解释纠纷何以生成的“总体性社会事实”。[13]

   为了更好地走出个案,本文将采用扩展个案方法来对纠纷案例进行分析。扩展个案方法可以从拉长个案的历史线条与拓展微观个案的宏观基础两个角度来进行理解和使用,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强调个案产生的社会脉络与社会情境,而且特别注意个案的前历史与个案身后的社会后果,同时也十分注重在微观个案与宏观社会系统之间的不断往返并追求对问题本身的深入理解。[14]就本文而言,扩展个案方法实现了方法与对象上的某种统一。

   本文将首先从纠纷案例的社会文本着手,来分析村庄内生秩序的基本原理并以其为参照来分析纠纷发生的微观机制;其次,文章将从村庄内生秩序结构层面讨论村庄中的越轨行为并从社会控制方式转型的角度来分析纠纷主体所遭遇的正义救济困境;再次,文章将从纠纷主体生存结构的角度对乡土纠纷的社会后果进行阐释并将分析指向实现权利救济的正义供给体系命题。最后,文章将对乡土正义需求与国家法律系统的正义供给之间的张力进行简要分析,并对纠纷主体的应对行为进行不同于“理性选择”式的深化解读。[15]

   本文的研究以2013年江西赣州宋村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并以具有村庄社会整体关照的“村治模式”为经验支撑,[16]村庄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及国家政策在村庄的运作机制、过程及其社会政治后果均构成了本文写作的经验基础。

    

   二、宋村社会与侵犯性纠纷个案

   (一)宋村概况

   宋村位于江西省南部,所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宋村以宋姓为主,始迁祖于明朝末年,由山东迁入,至今已有22代。宋村现有22个自然村,10多个村民小组,从宋族四房的人口规模来看,二房占宋族的80%。虽然经历多次现代性冲击,宋村依然具有较好的宗族文化和宗族认同,是典型的宗族性“团结型村庄”。[17]宋村内部的宋氏村民均为宋族的二房,在各房之下再分为数个太卡,太卡之下的最小的宗族单位为小卡,卡卡相连构成了宋村社会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宗族组织结构。08]同卡之内的村民在血缘上最为接近,以小卡为基本单位,宋村村民进行日常的生产、生活和娱乐,小卡构成了宋村村民最基本的人情单位和互助合作单位,并具有村落家族文化的血族性、聚居性、等级性、礼俗性等基质特征。[19]小卡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然村是一个社会团结程度较高的熟人社会。宋村的宗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完成了从行动单位到认同单位、从具有司法功能的治理主体到治理对象的历史转换。[20]尽管宗族在村庄治理中依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宋村的宗族早已成为去政治化的宗族文化体,而非宗族政治实体。

   (二)侵犯性纠纷个案呈现

   1990年代以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宋村内部的常住人口不足一半,纠纷总量剧减,且多发生于年末,这些纠纷因为其突发性、发生时间的集中性和纠纷涉及人数较多而往往成为村干部和乡镇治安机关的重点治理对象。但本文所关注的却是村庄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常态纠纷,如下事例:

   宋村三组的宋金贵现在修建的房子是以前自己家的祖坟,后来迫于宅基地的紧张而将祖坟迁走后用于建设新房。宋金贵家以前的厨房是用黑瓦盖起来的,面积较小使用不便,2012年为了将厨房面积扩大并增建卫生间,宋金贵家便和另一卡的宋小兵通过置换的方式将厨房之后的土地变为自己的宅基地。在宋金贵家拆掉原来的厨房开始新建时,宋小兵突然过来说原来厨房后的土地应归自己所有并坚决不让其施工。宋金贵当时找自己人宋定贵前来调解,宋定贵却劝金贵暂时不要动工,最好去村里将扩大的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手续补齐。宋金贵找村委会调解,但“人怕强来不怕弱”,村里也调不动。宋小兵让金贵给5000元做土地补偿费,因为厨房必须要马上建起来,再加之宋小兵是个无后之人,金贵认识到他其实就是空手要钱,于是就找自己的妹夫借钱,给了小兵4000元算是拿钱消灾。

村民宋金贵虽然姓宋,但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宋村人,而是由养父宋长斌从外村收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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