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军:微博直播庭审对侦查法治化的可能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14-08-05 09:30:07

进入专题: 微博直播   司法公开   侦查法治化  

周长军  

    

   内容提要: 微博全程直播庭审作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新生现象,不仅有助于法院强化司法公开、回应公众关切、提升司法公信,而且有望从根本上扭转我国的侦审关系格局,倒逼侦查法治化。应当对微博全程直播庭审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并合理应对和化解与之相伴而来的挑战。

   关键词: 微博直播;司法公开;侦查法治化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也会改变诉讼生态。薄熙来案、王叔金案、李天一案、大兴摔童案……近期多个刑事大要案的审判持续牵引着国人的关注视线。倘若留心不难发现,在这个波澜起伏的审判季中,有一个现象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微博直播庭审。

   2013年6月和7月,王书金强奸杀人案在河北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期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官方微博进行了庭审直播;8月下旬,薄熙来案在济南开庭审理,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官方微博对庭审进行了全景式播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批量传递,新华社把庭审内容几乎同时翻译成英文放到网络上;⑴9月,北京法院网官方微博“京法网事”对大兴摔童案进行了现场实时播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南京V法院”直播了“饿死女童案”的庭审情况。⑵截至2013年9月,我国有近20个省出现微博直播庭审的案例。⑶

   根据《新浪微博用户发展报告》,2013年上半年,新浪微博注册用户达到5.36亿,2012年第三季度腾讯微博注册用户达到5.07亿,微博成为中国网民上网的主要活动之一。在微博用户中,80%的受过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占55.9%;晚八点至零点是刷微博的高峰;智能手机占到83%。⑷正是因其贴身性、便捷性、互动性特征,微博成为信息化社会中公众获取资讯、关注社会乃至介入政治的重要管道,成为法院强化司法公开、回应公众关切、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方式。

    

   一、微博直播庭审:刑事诉讼领域的革命

   作为现代科技应用于诉讼民主化的一种形式,电视直播庭审曾经在法院审判公开方面受到高度推崇。不过,由于电视直播庭审容易诱发控辩双方的表演冲动,造成证人出庭作证的不安全感,侵犯诉讼参与人的肖像权与隐私权,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以及所需仪器设备较大,摄录人员走动、镁光灯闪射等对庭审秩序有很大的干扰,因此,目前除一些电视台与法院合作的法庭纪实类节目外,电视直播庭审活动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在此背景下,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技术的发展,作为一种“可控的公开”⑸形式,微博直播庭审现象破土而出,有效填补了社会公众在电视直播庭审淡出之后对审判公开的需求。尤其是法院进行的微博实时直播庭审,不仅突破了传统司法公开的物理空间限制,让更多的普通百姓在法庭之外就可以利用电脑、手机等媒介自由地“旁观”庭审现场,迅速了解庭审细节,而且可以图文并茂地公开庭审全部过程中的文字、图像、声音信息,使相关信息动态甚至互动式呈现,鲜活生动,⑹便于获取,极大地丰富了司法公开的内容和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刑事审判公开形式的一场革命。

   毋庸置疑,微博直播庭审有助于人民接近司法,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对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知情权,挤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不仅强化了公众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和对审判过程公正性的感知,提振了司法公信力,而且形象生动地传播了法律知识,普及了法治精神。

   在我们这个重视实质正义的国家,微博直播庭审还能有效地回应社会公众对实体公正的需求。从心理学上讲,社会公众对实体公正实现与否的认知,主要是看法院的裁判文书是否确认了公众对案件的“预判”,而公众做出什么样的“预判”,又往往取决于包括自媒体在内的各种媒体在判决前释放出的案件信息,或者说,公众事前了解的案件信息决定了其预判的结论。因此,法院微博直播庭审特别是全程直播庭审可以使社会公众获取全面、准确的案件信息,合理引导其对案件的“预判”,使之与裁判结论相契合,以强化裁判结论的公众认同。

   以薄熙来案为例,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150多条微博、近16万字的图文,将整个庭审活动全面、动态地直播出去,数亿人得以及时地进行“围观”,受到了高度的肯定。《环球时报》的评论就认为,“毋庸讳言,此前国内外舆论场上有种种怀疑和传言,但‘微博直播’的形式把庭审的各种细节直接端到公众的眼前,形成对依法公正审理薄熙来案可信的特殊强制力,这是对公众监督不预留余地的接受。”⑺新浪网的调查显示,8月22日即薄熙来案庭审直播的首日,“济南中院微博”的日影响力最高,达到1480.01;其次是公布薄熙来案宣判结果的9月22日,日影响力为1364.41,法院“宣读判决要点”的微博成为该案被转发和评论最多的三条微博之一。⑻可见,公众不仅对庭审程序,而且对判决书的内容及其公正性给予了极大关注。不过,在当前我国审判机关普遍“案多人少”的背景下,对于法院进行的耗时、耗力又耗钱的微博直播庭审活动,如果仅停留于上述意义的分析和总结,显然是不够的。或者说,微博直播庭审倘若只具有上述功能,则可能缺乏足够的正当性。

   笔者认为,法院系统之所以准备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微博直播庭审⑼这一在世界范围内也颇具创新性的探索,更深层也是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倒逼⑽侦查活动,促使侦查机关规范侦查行为,践行法律程序,重视人权保障,解开长期以来我国侦审关系扭曲化的症结。也就是说,微博直播庭审不仅仅是审判公开形式的革命,倘若能够制度化地推行下去,还将引发我国刑事诉讼的一场革命,助推侦查法治化。

   遗憾的是,学界和媒体目前的讨论仍然停留于微博直播庭审在推进审判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方面的作用之阐释,尚未充分意识到其对我国刑事诉讼变革和侦查法治化的深远意义。鉴此,本文下面将在剖析我国现行侦查中心主义的刑事诉讼格局的基础上,分析并论证微博直播庭审对侦查法治化的倒逼功能以及为充分发挥此功能而应当如何对微博直播庭审制度进行科学的设计。

    

   二、侦查主导审判:传统诉讼实践中的侦审格局

   “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是民间对于我国“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运作实践的形象描绘。在公检法流水作业的一体化诉讼格局下,侦查成为最关键的诉讼环节,基本上决定了其后的公诉与审判活动的样态,尤其是在大要案的处理中,关于定罪量刑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时常在侦查阶段就已定了调,法院很难更改。

   研究发现,近些年来,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南赵作海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几乎所有的冤错案件的形成,都与侦查阶段重视被告人认罪口供的收集,轻视实物证据、科学证据的提取,刑讯逼供,证据采集不规范,遗漏或者遗失重要证据的收集⑾等侦查顽疾存在紧密的关联性。在这些侦查粗陋、定罪证据链条不完整或不扎实的冤错案件中,对被告人的刑事追诉活动之所以最后又都通过了法院的审查和确认,以致铸成冤错,主要就是因为实践中运行的是侦查主导的流水作业型刑事诉讼模式。在此模式下,公检法机关之间重配合、轻制约,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对于前机关开展的诉讼活动、收集的证据和认定的事实,后机关倾向于相信和认同,即便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也往往表现出高度的体谅和包容,采取私下协商或协调的方式加以解决。“破(案)得了,诉得出,判得下”,是此种模式下公安检察机关追求的目标,也是案件处理的常态。

   相沿已久,导致侦查活动中心化、庭审活动形式化,法院审判功能虚化,对不规范的侦查和起诉活动构不成有力的制约。实践中,只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法院即便发现审前程序有瑕疵,或者存在违法取证行为,抑或是案件事实存疑,通常也不愿、不能或者不敢排除非法证据、做出无罪判决,而倾向于在退回补充侦查或者直接进行职权调查的基础上,确认控方的指控主张,高达99.7%以上的定罪率⑿即其鲜明体现。这种警权独大、公安主导的刑事诉讼运作格局在重庆打黑期间格外凸显。据报道,2011年5月以前的重庆打黑高潮时期,王立军尽管并未在市委政法委担任职务,但仅以公安局长的身份就能号令数百个专案组,指挥检法等多家司法系统,在文强、龚刚模、李庄、樊奇杭等要案中,将严重违反程序的王氏打黑刀法强行推进到底,监控窃听等技侦措施大行其道,对犯罪嫌疑人是血雨腥风般的刑讯逼供,铁山坪等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办案“基地”。⒀

   面对血淋淋的教训,最高司法机关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逐渐体认到,对于冤错案件的防范来讲,关键在侦查。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旨在强化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判断以及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促使侦查机关规范取证活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证明标准开展追诉活动,以防范冤错案件的发生。不过,当下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不足,以致当“面临一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合理怀疑、内心不确信的案件,特别是对存在非法证据的案件,法院在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上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⒁这其中就包括侦查、控诉机关的强力沟通乃至于政法委的权威协调。由于缺乏合适的“抓手”,对于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法院往往很难抗拒,以致“存疑从挂”、“存疑从轻”成为此类案件中不得已的折中处理方式。这无疑折射出我国流水作业型刑事诉讼模式下法院在制约侦查与公诉权力、防范冤错案件方面的无力和无奈。

   与此同时,面对《刑事诉讼法》的适用实践,一种浓浓的无力感、无奈感也在当下的刑事诉讼法学界蔓延。因为无论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还是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共同的任务之一就是强化庭审中心主义和对侦查权力的控制,但这些立法修正条款基本上都难逃被规避、被虚置的命运,侦查权独大、庭审走过场的局面一直未得到实质性的改观,以致不少刑事诉讼法学者对于《刑事诉讼法》的有效实施已经心灰意冷……。

   2013年,浙江张氏叔侄冤案被平反,法院公信力再受重创。痛定思痛,最高人民法院于12月又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要求各级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不能因为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切实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注重实物证据的审查和运用;以庭审为中心;应当排除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劳审讯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如此等等。但基于前述的分析不难推想,如果不改变当下实践中被颠倒的侦审关系,落实庭审的中心地位,该意见的这些规定依然会落空,法院也依然会失守防范冤错案件的底线。

总而言之,多年来的诉讼实践表明,最高司法机关为防范冤错案件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性文件之所以得不到有效的实施,法院之所以一直不愿或者不敢在侦查违法或者定罪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案件中公开“叫板”侦查、公诉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判决被告人无罪,主要是因为“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社会影响大、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中。由于这些干预和压力基本上不会被摆到台面上,所以外界很难了解,法院也一直没有找到合理的应对和化解之道。加之,受传统审判公开方式的制约,只有很少的人能得到法庭旁听的机会,裁判文书又不上网公布,以致社会公众通常很难知晓庭审中的调查和辩论情况,更不了解案件中涉嫌违法的侦查行为或者案件事实存疑的问题,因而就无法对庭审情况进行有效的监督,也为来自于侦查、公诉机关的“协调”以及法院关照侦查、公诉机关的活动留下了空间。由此,最终的博弈结果往往是:法院放弃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微博直播   司法公开   侦查法治化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理论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813.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