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方塔纳:贡斯当著《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英译者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 次 更新时间:2014-08-04 09: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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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方塔纳     阎克文 (进入专栏)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本书竟是邦雅曼·贡斯当政治论文选的第一个英译本——确实是他的作品中除小说《阿道尔夫》之外的第一个英译本。令人奇怪的不仅在于贡斯当是被盎格鲁撒克逊的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奠基者之著名圣殿所接纳的少数大陆思想家之一。更为令人奇怪的原因是,贡斯当本人是在苏格兰受的教育,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在英国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对英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的朋友斯塔尔夫人在她写的小说《高丽娜》中让他扮演了一个略怀恶意的赞美者的角色——奥斯瓦尔多·内维尔爵士,使他成了一个具有嘲讽意味的永恒的亲英分子。

   如果看一下贡斯当著作法文版本的流行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被公认为杰出的政治理论家,这本身并不足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在贡斯当生前及身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以及他的后人和幸存者的忧虑,妨碍着公众接近他的作品和通信的许多内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贡斯当在经典大师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是他的声誉主要来自他的文学贡献,收集在这里的政治学著作却极少被人评论。他死后一百五十多年,他的著作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法文版全集:最近在这个方面的举措应当归功于瑞士的学术基金,而不是由于法国人的倡议或者纪念活动。 

   贡斯当的著作之所以未能令人满意地介绍给广大法国读者,其原因显而易见。它们关系到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进行历史反省的性质及其对当时法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对此,人们之间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正如弗朗索瓦·富勒生动地指出的那样,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那次革命一直是法国政治争论中的一面镜子和不变的参照点。在现代法国历史的任何特定时刻,一谈到雅各宾和吉伦特,保王党人或热月党人,如果不按照某种流行的教条表明态度,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些教条就是革命或改良,社会主义或天主教教义,帝国、公社或总统制共和国。 

   当1789年的一幕令人着迷地再现时,很难指望那种浓厚的意识形态气氛和庆典般的环境能为贡斯当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他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至少改变过一次立场——百日政变期间他从拿破仑的对头转而成为他的制宪顾问,这大概已经得到谅解;他始终在政治上坚持中庸之道,尽管有点缺乏魅力,也能够作为与众不同的“自由精神”而得到容忍。但是,他独特地将不可知论的悲观主义和对意识形态及真诚的世界主义的不信任集于一身,不可避免地使贡斯当在争取法兰西民族政治认同的竞争中处于边缘位置。 

   综观十九世纪,对贡斯当的研究仿佛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审判,他的拥护者对他造成的伤害与他的批评者相比,至少不相上下,他们撤消或篡改书面证据,试图断章取义地最终证实他的背叛行为,或者宣布他的忠诚无可争辩。甚至在圣伯夫时代结束以后,虽然理智的历史学家放弃了根据人们的个人怪癖或脾性进行政治论战的习惯,但在论及贡斯当时,却仍然使用要么非难要么辩解的语气,同时他的支持者也仍然竭力掩盖所有令人生疑的矛盾。 

   1945年以来,对贡斯当来说情况大为改观。战争经历以及专制和征服统治重返欧洲的心脏,使得他为自由和代议制政府所作的辩护再度焕发出生机。到更晚近的时候,在过去的十五年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使他发出的警告具有了新的意义:他提醒人们小心那些革命套话设置的骗局,同时不要对市场社会的资源抱有过高的信心。贡斯当本人的怀疑情绪和摇摆不定,看来并不是个人思想变动不居的表现,而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痛苦现实和不确定的前景所作的理性反应。由于政治观点普遍发生了这种转变,结果,贡斯当成了“现代”自由主义的真正代表,这种自由主义不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高歌猛进时期那种头脑简单、完全功利化的意识形态,而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狡黠、世故、怀疑主义的版本,更能适应二十世纪后期的停滞和阴郁。 

   如果对贡斯当及其著作有更多的理解,那么更贴近地审视一下这一新景观就会证实,它与圣伯夫描写的病态的哈姆雷特式的怀疑论者同样矫揉造作,而且并没显得更有历史根据。贡斯当从作为“自由”、“个人权利”和“舆论”等等含混不清却又永垂不朽的价值观念的捍卫者,变成了某些当代民主主义者既困惑又软弱无力的善良愿望的象征,他们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更不用说改变这个世界了),但又执意维护自己的政治尊严。于是,用与人为善却毫无价值的老套子文过饰非,根据道听途说塑造预言家,至少在文献证据的范围内,竟使贡斯当的地位大为改观。当然有些损失是永远不可挽回了(比如他与斯塔尔夫人的通信,就被斯塔尔夫人的女儿阿尔勒蒂娜,即德·布罗伊公爵夫人毁掉,以维护母亲的体面)。但到了本世纪七十年代,贡斯当家族为洛桑档案馆增加了一些重要资料。埃迪内·霍夫曼在他论述贡斯当早期政治手稿的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贡斯当的思想发展以及他所关注的问题的更为清晰全面的景象。此外,近几年一系列令人兴奋的新观点和新思路,也丰富了对1789年法国革命及其后果的研究和认识。 

   总起来说,大概除了他的同时代人之外,我们可能比过去的历史学家具备更好的条件去解读贡斯当:为我们的思想共鸣进行辩护,实质上应当是我们的一种特权。 

   “我1767年10月25日生于瑞士洛桑,出身于法国古老的亨利埃特·德·尚迪厄家族,他们由于宗教原因来到沃州地区寻求避难。父亲朱斯特·贡斯当·勒贝克是瑞士军队的一名上校,在荷兰服役。我的母亲在我出生八天后在产床上去世。”贡斯当在那部以“红皮笔记”著称的有名的自传体随笔中,以这样的独白开始叙述他的生平。洛桑已是一个拥有卓越的思想传统和一定文化成就的城镇,而贡斯当的家境比人们想像的既不更好也不更坏:一个富裕、稳定、有着旧式军人传统、朴实无华的外省贵族之家。贡斯当提到,来自母亲家族的加尔文主义是文化认同的主要因素,当然他本人认为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 

   主要由于母亲的早逝和父亲被迫长期飘泊异邦的职业,邦雅曼受到的教育有些杂乱无章。母亲去世后,先后有几位女性亲戚照看过他,然后是他父亲的年轻管家、主妇和后妻玛丽安娜,接着又是一连串家庭教师,对这些教师们令人厌恶的陋习,他留下了一些不那么可信却饶有趣味的记录。他十四岁那年,父亲决定为这个男孩子提供更为系统的教育,在1782年把他送到巴伐利亚的埃尔兰根大学。1783年求学牛津大学未果(因年龄太小未被录取),朱斯特把儿子送到爱丁堡大学,他在那里度过了接受最正规教育的两年。然后邦雅曼从爱丁堡被送往巴黎,住在老于世故的文人让·巴蒂斯特·絮阿尔家中,最后于1786年返回瑞士。他之所以栖无定所,主要原因是朱斯特对儿子的生活日益丧失控制能力。在无忧无虑的天性和活泼浪漫的想像力的引导下——或者说是误导下,邦雅曼毫无责任感地闯入了社会生活。他很快就积累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记录:一塌糊涂或者马到成功的桃色事件、赌债、私奔、决斗,甚至有过一两次很快就后悔的自杀尝试,幸运的是每一次都笨手拙脚。他在通信和作品中以坦率而自嘲的态度大量记载了这些冒险经历。 

   回到洛桑后,他那一直混乱不堪的生活第一次受到了具有镇定作用的影响,它来自小说家伊莎贝尔·德·夏里埃,《凯莉丝特》的作者,一位荷兰的大家闺秀,爱上了她兄弟们的瑞士籍家庭教师并与他结婚。几乎比邦雅曼年长三十岁的德·夏里埃夫人爱上了他,并且证明了在促进他的思想进步方面,比他父亲出钱提供的任何学校教育都成功得多。她在纳沙特尔附近科伦比埃的房子,成了邦雅曼最喜爱的庇护所,就在那里,他开始写作他毕生都未能完成的宗教史。1787年,由于受到德·夏里埃夫人不同凡响的观点的鼓励,他试图逃离父亲的权威,开始了一次冒险而又毫无目的的穿越英格兰之行,这次旅行很快就在他花完本来就不充足的积蓄后结束。最后,在1788年,为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的朱斯特(他本人的地位和命运也因部队的一次兵变而受到威胁),帮他在不伦瑞克的小朝廷谋了个恃从的差使,邦雅曼在那里一直呆到1794年。 

   对贡斯当的一生来说,一个重要但有点荒谬的事实是,在戏剧性变化接踵而至的革命年代中,他竟然是在这个遥远而古老的德国小朝廷里度过的。当然,法国事件的隆隆回声也传到了他那里,他像其他抱有进步思想的旁观者一样,在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对它所产生的暴力的恐惧之间犹豫不决。由于厌倦了宫廷生活的压抑,邦雅曼不顾父亲和家人的反对,同不伦瑞克大公夫人的宫廷女待威廉明妮(敏娜)·冯·克拉姆结了婚。这次婚姻极不成功,几年后,即在1795年以离婚告终,不无痛苦和窘迫,但两人毫不后悔。贡斯当后来在他的文学随笔《赛希尔》中描述了自己婚姻经历中的误会和欺骗。这次离婚,特别是邦雅曼和妻子的一位情人半心半意的决斗引起的流言,使他在不伦瑞克小朝廷的事业走到了尽头,同时也使他得到了极大的解脱。1794年,被离婚事务的谈判和挽回朱斯特财产的尝试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贡斯当,又回到了瑞士,回到了科伦比埃。9月底,在那里他遇见了安娜·路易·热尔梅娜·德·斯塔尔,瑞士银行家和法国前大臣雅克·内克的女儿。 

   他和斯塔尔夫人的相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热尔梅娜,一个非常富有的著名人物的独生女,瑞典驻巴黎大使的妻子,本人也是一位早慧而卓有成就的女作家,二十八岁,只比邦雅曼大一岁,美貌惊人。此外,她最大程度地具备了邦雅曼几乎是严重缺乏的品质:十分坚强的意志和从事目的明确的活动时的巨大能力。她对政治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关切(她在早年就具备了政治内行的眼光),很难想像她的生活如果远离公众舞台的中心会是什么情形。邦雅曼立刻被她机智的谈话和娴熟的奉承所降服。他们初次相遇几天之后,他就决定跟着她去梅泽里(当时她喜欢的住所,甚于喜欢她父母在日内瓦附近的科佩别墅),并在那里度过了那年的冬天,按照他的回忆,他表达的爱情使她烦得要死。虽然斯塔尔夫人没有像他那样神魂颠倒(他不得不像演戏似地服毒自杀以使她相信他的激情),但他的智慧和天才给她的深刻印象,足以使她在来年春天返回巴黎之后继续同他保持关系。他们于1795年5月25日上午抵达首都,就在两天前,雅各宾派对热月党人控制的国民公会进行的最后一次反抗被镇压下去。 

贡斯当抵达巴黎,标志着他的公共生活与政治事业的开始。热月党人的巴黎社会——充满令人眼花综乱的社会变动、铺张浮华的奢侈和急剧的政治变革——令人不由得深感困惑。斯塔尔夫人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旧贵族,一群开明的君主制支持者,他们在1789年曾试图推动路易十六转变到制度改革的事业上去。然而,她在巴克街的沙龙里却汇集了保皇党人和前雅各宾党人、记者和将军、前流亡者和那些通过购买和征用土地致富的人。贡斯当很快在身边这种混乱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他开始为报纸撰稿,成为反保皇党人的撒尔姆俱乐部创建人之一,并在随后几年里相继发表了他的第一批政治小册子:《论当前法国政府的力量》发表于1796年;《论政治反动》和《论恐怖》发表于1797年。1798年着手翻译威廉·葛德文论政治正义的著作,但很快就放弃了,他从中看到了一种“温和的”、“非暴力”的雅各宾主义宣言。像斯塔尔夫人周围的大多数人一样,贡斯当预见到了保皇党人的反革命和雅各宾派重新夺权这两方面的危险,并为此而忧心忡忡,他支持督政府的权威,把它看作对抗党争暴行回潮的惟一临时保证。然而,他不像他的女庇护人,他对垮台的君主没有任何忠诚感,并且不相信贵族作为老式法兰西自由权的看守人的传统作用。他认为督政府的迫切任务是完成和结束革命进程,确立以财产权为基础的公民权,以推动向稳定的代议制政府的转变。对他来说——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这种信念是与个人想在那个新生的政治阶级中间找到一个位置的抱负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引导这种转变走向安全的结局。同当时住在巴黎的大多数外国人一样,贡斯当发现他的瑞士收入随着法国货币的大幅贬值而规升,于是不久便加人了被没收的贵族财产和教会财产购买者的行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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