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中国会不会“散沙一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3 次 更新时间:2014-08-02 21:0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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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邦和 (进入专栏)  

  

   目前关于“信仰”的讨论多了起来,有人说中国本无信仰,信的是实用主义,是权,是錢。有人说,中国本有信仰,历来就是礼义之邦。不同的观点一来一去,争论不休,但说到一个问题上,顿时停火,取得“共识”:眼看当下,道德正在崩塌,信仰遇到危机。

   茫茫尘世因道德而有序,芸芸众生因信仰而凝聚,人们不禁去想,这样下去,偌大中国会不会“散沙一盘”。

   诚信缺失,做假成风,欺诈为荣。

   敬业丧失,玩忽职守,草菅人命。

   残酷冷漠,不孝不敬,见死不救。

   贪污腐败,当官为财,无法无天。

   意义空洞,贪婪驱动,唯利是图。

   因利而结,利尽而散,散沙一盘。

   以上所说就是“信仰缺失病”的六大症候。以上症候占全了,就真的“散沙一盘”,国将不国了。中国怎么会没有信仰了呢?怎么会“散沙一盘”呢?

   中国古代化育民众,与外国不同,不用教堂,也无牧师,而是“以吏为师”,就是当官的知书识礼,为民的跟从向善。相传苏轼率民西湖修堤成功,百姓送酒肉以示感谢。苏轼不收,又怕食物变质,遂以酒渍肉,烹成美味,叫“东坡肉”,回馈百姓。一时间“苏东坡”美名传扬,杭州城民风纯扑。 这也应了一句古话,“君子之德为风,小民之德如草”。而今多少人做官发财,多少人贪色捞银。上梁不正下梁歪,天下“信仰”剩多少。

   每个人都具有“自利”的天性。竭尽全力,获取回报,以存续生命,作为结果,因利益积极性的释放,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揭示了这个秘密,形成市场理论的论证基础。然而这不是市场理性的全部,亚当·斯密既有《国富论》,又有《情操论》,强调人不仅是作为个体而生存的“经济人”,还是作为种群而存在的“社会人”。不仅谋取个体的生存,还要力求种群的存续。不仅有自助利己的“自利”性,还有乐群助人的“利他”性。合理的市场理性,将是对人类兩个“天性”的不加偏废地同时唤醒,并以人的“利他”天性制约调节其“利己”天性,以此变单一逐利而为义利合一,让社会由贪婪纷争变得崇德有序。

   诚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阿马蒂亚·森所说:人们只看到《国富论》对经济人的谋利心理与“自利”的论述,而忽略他的另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对社会人伦理的强调,从而误读了斯密学说。中国的情况就在于“误读”了斯密,启动欲望天性的闸门,而人性伦理的堤防失修;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而群魔乱舞。利淹没了义,鬼战胜了人。中国的信仰文化由此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信仰不绝,就是因为坚持与维护了中国传文化的“母体”地位。中国经历多次传统捍卫运动,意在捍卫“母体”。早在唐代,佛教直驱中原,有取代中国文化之势,韩愈写《谏佛骨表》,决意反对。

   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华,一个是元朝,一个是清朝,照理应带来它们的北胡文化,替換华夏,代为“本位”。然而北胡还是北胡,华夏还是华夏。华夏文化的母体本位,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损伤,但未見根本的撼动。

   近代洪秀全反对儒家,要将経他曲意阐释的“拜上帝教”奉为“国教”,曾国藩起而驳斥。“天国”败亡,悖反中国传统,撼易文化“本位”,割除民族“母体”,是一个重大原因。

   现代“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思潮及晚近“文革”,打翻儒家,铲除“文化”。其结果中国传统被连根拔除,中国文化失去依凭,而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无母之子。

   文化存,民族存。文化亡,民族亡。凡此民族的母体“本位”文化被替換更改,民族的文化更新、建设与发展也无从谈起。人们并不反对外来文化的作用,只是不可废弃中国新文化诞生过程中的“母体”作用。新文化、新道德,新信仰的产生如同婴儿新生,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第一步是文化交融过程中的“母体着床”。“母体”被否定与割舍,何有婴儿的发育。中国无信仰,在于舍母求婴,中国信仰不育,缘由在此。

   一种信仰体系的建立与持久延续要有一种有效的文化制度为其基础。这种基础在其他民族表现为宗教礼拜制度,以基督教为例,它由受洗、宣教、忏悔、礼拜等一系列礼仪程序组成。儒家思想成为一种信仰载体在中国古代得以长期延续,用的是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士子進身制度、干部选拔制度,也是中国式的信仰礼拜制度。这个制度将四书五经确定为道德圣书与根本法典,成为中国的《圣经》。遍布城乡的一个个私塾、乡校、书院,书声朗朗,子曰诗云,成为中国的教堂。每一个乡绅、塾师、秀才乃至官吏成为中国的“牧师”,而皇帝成了教主。以后科举制度废,新式学堂兴,中国的“教堂”废除、“圣经”丢弃,“牧师”离散,出现如余英时所说的儒家飘忽如“游魂”的局面。中国信仰也就此烟消云散。

   筆者以上言语,不是说要恢复“科举制”,而是说应有适用可行的文化制度,保证中国优秀传统之化得以传承与发扬,以利中国的信仰重塑与人心再造。

   以“工具”代偿“价值”,以“社会”代偿“人心”

   文化由三个层面组成,外层是科技文化,中层是制度文化,具体而言是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核心层是心灵与生命的文化。在此文化的“三层面”构造中,其外部两层是“工具”的,而其核心层是价值的。由此人类的“文化”又可简约为两个层面:工具文化与价值文化。在中国,工具的文化被叫做“用”,价值的文化被叫做“体”。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工具文化的建设与价值文化建设,是分门别类的两大工程,应分类用功,而不可合并代偿。

   数百年来,因种种的原因,西欧率先进入“现代”,率先对“古代”文化,作“现代化”攺造。在工具文化的部分,发动科技与工业革命,阐发“科学”精神;发动市民革命,创建“自由”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的政治制度,自由与民主的精神,落实于人心。

   然而这并非西欧现代化的全部内容,与“工具”創制的同时,另一项“心灵”再造与价值重建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新教”改革运动。一旦以“勤勉一节俭一信用一天职一罪”为精神链的,被马克斯·韦伯称为“新教伦理”的心灵架构建设成功,方使西欧真正进入“现代”,步入发达国家的境域。

   再看日本的例子,1868年明治之初,首先将目标定在科学与制度的方面,领会科学精神、汲取知识技能,再则大张旗鼓,创建市场制度,发展民营经济,生产力发展突飞猛进。至1890年前后,颁宪法、设政党、开议会,结合国情,稍加改制,建立日本式宪政制度。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突然发现本国的现代变革,犹如“体格再造”,既有“肌体骨骼”(科技)、“肝胆器官”(制度)的创制还须“心脑”灵魂的再造。无论政治的民主主义与经济的市场主义,都无法替代精神的“日本主义”。日本的民族精神肇始于那个时代。

   在中国古代,以上说的“工具理性”表现为社会理想与治国理论,也即“大道”和“主义”。据传孔子修订的《礼记·礼运》篇,其中一段话耳熟能详,开头就是“大道之行”,这个“大道”就是社会理想。

   中国历代精英都明白,社会理想的建立,固然对人心建设不无裨益,然而又不可以取代人心建设,必须另建一套伦理来做人们的心灵信仰。到了宋明之际,吸收禅佛精义,創制“心学”与“理学”及以“尽心、知性、知命”为精神链接的“心性”架构。这就完成了中国社会信仰与心灵信仰的双重建设,其犹如一对高耸厚重的双子塔,成为中国人信仰建筑的全体。

   而到了现代,中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具文化的建设,而忽视心灵文化的建设,或干脆用工具文化代偿心灵文化,以为完成“工具”建设成功,“心灵”建设自然可成。

   还是以新文化运动为例,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殊不知,即使在中国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也只是完成了“工具”的变革,心灵与生命伦理的建设,没有被排上议事日程。

   以上说的是造成中国信仰缺失的几个原因,不少是历史原因。然而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重视这些原因,才能将中国的“信仰缺乏”症候群,根本去除,才能不乏底气地说一句:中国不会“散沙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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