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67 次 更新时间:2014-08-01 22:1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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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当时就有学术江湖的慨叹,似乎并不像后来者憧憬的那样理想。只是那时送礼者的形象相当负面,北京政府时期,有一位颇具时名的后进,喜欢送礼,人所共知,可是非但礼往往送不进去,本人也因为声名不佳而逐渐淡出学术界。可见当时虽然政界商界的贿赂贪腐成风,爱惜羽毛、自命清高的学人大都并不吃这一套。况且即便是江湖,真正的高手超然世外,反而不屑于江湖地位。

   三、系统与附会

   民国时大学不止官办,私立的也为数不少。章太炎的意思,应该还有另一层,也许更为重要,即大学按照西式的分科架构讲中国学问,究竟能够理解中国几分。清华的几位大师,按照时人的看法,其实是同学大师。这不仅由于他们都任教于国学研究院,而且所治学问主要还在中国一面。同时,除了赵元任较为专门以外,其余各位教书治学大体还能因循传统通儒之学的轨则,至少不会拘泥于某一专科。当然,是否称得上国学大师,还要综合考察自称、他指和后认。虽然国学的涵义前后不一,因人而异,如果几方面参看,近代中国学人中堪称国学大师者唯有章太炎,其次勉强可算王国维,再次则梁启超。后来钱穆或有此资格,不过当时的地位尚未到如此高度。其他则姑不论学问的宽窄深浅高下,或不以国学自认(如傅斯年即明确反对国学一说),或虽然牵涉标名国学的机构组织,却极少甚至从不谈论国学(如陈垣、陈寅恪,前者还明确表示过对于国学概论之类课程的浮泛不以为然)。至于老师宿儒,新旧营垒之间的评价看法迥异,大都不被认为是属于新学问的国学家。

   中国历来书籍分类与学问分别的关系,相当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尤其不可用后出的分科观念来裁量。中国学问,原以经学为统驭。近人疑古,只能追究先秦以上,而经学主要是管两汉以下,恰似欧洲的神学统驭中世纪的情形,不会因为圣经的文本存在歧义就无视神学之于中世纪欧洲的重要性。西学东渐以来,如何安置中西学的两套系统,始终困扰着朝野上下。开始清廷尝试以科举兼容西学,持续半个世纪不得要领,继而以学堂融汇中学,而学堂已是按照西学分科设置课程科目,等于要中学顺应西学,实际上是用西学架构分解重组中学。不断调适的结果是,找不到对应的经学被迫退出,只能通过其他学科片断体现或挣扎于体制之外。至于文史等学虽然看似找到对应,却是用西式系统条理固有材料,使之扭曲变形甚至变质。若以哲学、文学、史学的分科讲国学,则失却国学的本意,不合中国学问的本相,更无论社会科学的不合体。

   某种程度上,国学可以说是在经学失位失势的情况下不得已的替代。因为人们开始意识到,被西式分科溶解组装的中学,很可能失去本意和作用。如同存古,其所谓古,不过是遭遇西学的中国当时的学问。张之洞等人意识到中学与西学不同,不能以西学讲中学,但中体西用影响了中国固有学术思想的整体架构、地位和价值。所以后来恽毓鼎等人痛心疾首地指斥主张停罢科举的二张(张之洞、张百熙)为中国文化劫难的罪魁祸首。用西式架构条理中国学问,看似具有统系,实则牵强附会。既然学问的分门别类仿照域外,方法观念便不得不取自异域。而外国的架构是为了与其本国的主流学术对话,与中国不相凿枘。就此而论,章太炎说大学不出学问,并非保守言论,拉车向后,而是具有先见之明。

   关于中学的科目问题,近代治目录学者已经言人人殊。吕思勉、姚名达等受章学诚《校雠通义》的影响,附会西学分科,相对疏离,叶德辉和余嘉锡所讲则较为近真。宋育仁说书不是学,但书中有学,确为的论。作为中国学问概称的国学,只是近代的产物,与古代中国指称国子监的国学没有共性。近代国学其实是中国受东学(包括日本的国学)、西学(包括西人之东方学和汉学)影响的中学。就社会背景而论,讲国学是为了因应东学、西学的冲击。就学问形式笼统而言,所谓相对于西学指中学,相对于旧学指新学,往往就是对着东学、西学讲中学,既有与之对应者,也有与之反向者,所以国学也包括佛学和四裔之学,也就是傅斯年等人所谓的虏学。

   不过,近代国学的讲法同然五花八门,因人而异,其共同性则是或有分科,而并不囿于专门,试图找回中国固有学问的形态和理路。这与今日言国学者,其实是在模糊概念的共同名义下各以专家讲专门之学大不相同。将专门拼凑起来以为国学,犹如用若干小师分授以图培育大师,不是自欺欺人,就是欺世盗名,都会误人子弟。恰如民国时钱玄同批评提倡复古读经,说不是经该不该读,而是提倡者配不配读。今日大概很难找到真正会讲能讲所谓国学的学人,也很难找到能学会学所谓国学的学生。除了普通教育阶段读过的教科书外,所学所讲全都是重新调理后的专门分科知识。

   近代讲国学者大都程度不同地系统受过中国固有教育,虽然一度附会西学,误以为分科就是科学,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后来还是逐渐意识到未必能以中学对应西式分科之学。所以讲授国学虽有分科,但本人还能贯通各科或多科。可是弟子们往往无力兼修,即使国学院之类的教学机构,培育出来的也多是专门人才,只不过其专门学问较少西式框架的束缚而已。

   晚清以来的学人以分科为科学,治学好分门别类,用以自修,则畛域自囿;若用分科眼光看待他人的研究著述,更是本心迷乱,看朱成碧,非但不足以裁量他人,反而自曝其短。尤其是历史研究,即使在讲求分科的近代中国,史学与其他各科的关联及分别,也是剪不断理还乱。一方面,今日以前的一切都是历史,而且所有历史事实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就此而论,历史是一门综合的学问,治史无所谓分科,但凡分科,则难免割裂历史本来的联系。另一方面,历史虽然具有综合性,仍是整个学问体系当中的一门,同时正因为牵涉各科范围,又可以用各种分科的观念来研治历史,形成日益细分化的分门别类史。

   鉴于史学与各学科关系的复杂,遂有学人慨叹让历史融化在一切学科之中。实则治史必须在整体之下研究具体,具体问题涉及甚至属于特定的分科范围,而研究的眼光、办法却不能囿于分科的观念知识,否则等于将史事先验地划分为某科的事实,而某科的观念为后来形成,史事并不会按照事后的分科观念发生及演化。滥用后出集合概念认识历史而不自觉其局限,势必无法把握史事的原貌和脉络。有鉴于此,近代具通识眼光者强调治学要点、线、面、体相辅相成。若一味打洞,再深也是限于一点,不及其余,既不知此点在整体中的位置,也不知此点与相关各点的联系。如此,则对于此点很难把握得当。将此一点故意放大则心术有亏,盲目拔高则见识不足,都不能得其所哉。

   本科到博士,尚在学习阶段,虽然未经放眼读书,若得良师把关,还能中规中矩。不过,有志于学者,不会以获得学位为人生事业的巅峰,而是作为学术生涯的起步。治学若无高远志向,必定浅尝辄止。早在游学美东之际,陈寅恪鉴于中国学术文化传统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缺乏精深远大之思,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近代留学生又一味追求实用,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尤其是不愿学习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精深博奥的天理人事之学,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曾经断言:

   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③

   这番话在当时一心追求富强的国人听来,大感疑惑。可是将近一个世纪过去,却不得不服膺其远见卓识。

   于是,如何才能提升在学问艺术方面竞逐世界之林的能力,对于国人可谓一大考验,不能不反躬自省,有心向学者更要时时扪心自问。

   陈寅恪所说的学术不断趋时与永不过时的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究。关于民国时期学术的研判,常有一异相。好尚者所推崇的,大都是文史学人,尤其是研治中国文史之学的学人。而当年文史学人频频抱怨的,恰是当局倾全力扶持实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种实用学科不但资源占尽,还吸引了无数青年才俊向往科学,以致报考人文学科的选材不易,后继乏人。对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学人各有解释:或质疑今人认识有所偏差,忽略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贡献;或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性质有别,前者必须筑塔积薪,后来居上,用今日的标准衡量,民国学人的水准不高,且已过时,而后者未必青胜于蓝,对前贤先哲只能高山仰止,难以跨越。两说各有道理,也各执一偏。如果经济学名家断定经济学本质上是说明过往的观点可信,则其贡献不会与GDP有多少联系,更不可能用GDP来测量。抱持这样的观念,不过是经济高速成长期人们对于经济学的普遍迷信。实际上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关联度远比人们想像的低。而自然科学在欧洲学术发展史上,拥有许多过去却不过时的大家,只是民国学人达不到相关学科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境界高度,只能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享有时名和地位而已。其贡献不能脱离具体的环境因素。诸如此类的现象,今日未必不会重演,所以不少的似曾相识,还有待时光的检验。

   即使在中国文史之学领域,近代以来,由于中西学乾坤颠倒,国人以西为尊为优,除少数高明,所谓道教之真精神与新儒家之旧途径,已成异数。而一味输入新知,则难逃跨文化传通大都误解肤浅的定势。而大势所趋之下,沈曾植、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家,都是照远不照近,照高不照低,能够承接其学问者,惟有并世高人与读书种子。这使得那些借助域外引领时趋者大都有意鼓动青年,以求造成时势风尚。对于近代以来中外学术思想文化关系的种种变相,陈寅恪考古论今,再度预言: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④

   今日看来,其预见性正在逐渐显现的过程中。潜心向学者可以引为针砭,以免误入歧途却一往无前。

   其实,若以高为准,则近实际上也在其笼罩之下。晚清民国时期那些引领潮流、树立典范的名士,因为成名太早,见识不够,所言难免破绽百出。浅学者既无力察觉,对立面的抨击又新旧缠绕而难以取信,只有通人能够明察秋毫,有所讽喻。享有时名者耳闻目睹,往往暗自修正,并不明说变化的所为何来。而指点迷津的通人大都不愿直言:一则自高身份,不肯指名评点,或旁敲侧击,或隐晦透露;二则所评必是千虑一失,一般读者未必领会,反而看高明者的笑话,以为盛名之下,不过如此;三则被评点者往往亦颇自负,偶有疏失,未必甘心受教,有时还会意气相争。有鉴于此,一般的学术论争,大都外行浅学逞其口快,或旨在博取时名。而高手过招,却不动声色,不露痕迹。学人失察,将好胜者的口角当成学术焦点,误以为轰动一时的热闹是学术发展的前趋。就此而论,近代学术风气的开创与引领究竟应该如何裁量衡定,还大有讲究。若以众从为准,则引领多数浅学者自然成为主导。只是从者众能够形成风气,却并非学问的指标。

   治学取径,有削足适履与量体裁衣之别。谈方法过重履和衣的制式,而忽略体的形态和足的大小,或者说只是从履和衣的角度来看足与体,难免本末倒置。不能量体裁衣,势必削足适履,其结果不断变换衣履,却始终无法合体。所谓与国际对话、瞄准世界学术前沿之类,无非其变相。因为域外学人的看法无论是否高明新奇,仍是后来怎么看的认识,必须用中国的实事进行衡量。量体之尺可以西式,裁出的衣服必须中国。只有熟悉体和足,才不至于被衣履的样式色泽所眩惑以至盲目。

中国历史上受域外影响最大的三时期,魏晋至两宋以及明末清初诸儒的态度均为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只有晚清民国转为以西化为主导准的。这一时期的学人大都经过附会西学的阶段,然后逐渐回归本位。当然也有始终勇往直前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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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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