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评翁永曦“八十年代改革对当下中国的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 次 更新时间:2014-08-01 21: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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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森 (进入专栏)  

  
几日前,翁永曦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了“八十年代改革对当下中国的启示”讲话,经济学家韦森教授从政府、市场、治理角度发表了对谈话的评论,深刻、理性地剖析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

   听了翁永曦先生刚才的发言,使我想起了八十年代的情形。八十年代,我曾参加了国内几次主要的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包括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中青年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那时我们这些学经济学的年轻人,非常有使命感,也很有激情。在一个理论会上,我们常常不停地争辩每一个改革议题,吵到夜里两点三点钟不睡觉。

   回到翁永曦先生的发言的主题:八十年代改革跟现在改革的差异是什么?八十年代改革,一句话就讲完了:30年的中国的计划经济实验,走不下去了,必须 改。因为,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看,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喜欢交换和交易,赚钱发财,是人的天生本能。因而,只有市场经济,才是人类社会经济增长和 社会发展的最有效率资源配置体制。对于这一点,我国汉代史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过:“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天下熙熙,皆 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了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招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 验邪!”过去的计划经济,有违这一人类的本性,就像一个人造的堰塞湖大坝一样,把人们发财致富和进行市场交易的欲望给挡住了,导致了我们的共和国前30年 几乎没有经济发展和民众贫困的普遍化。

   1978年之后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全社会逐渐意识并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要搞市场经济,要放开市场,让人们去自然逐利,去进行市场贸易,去发财致 富。故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就像是撕开中央计划的那个像堰塞湖的人为构建的体制大坝一样,只要撕开一个小口子,积累下的水就会像泄洪一 样往下流,且不断冲开计划经济体制的人为构筑起来的大堤一样,越开放越口子大。故80年代改革阻力实际上很小。也就是一放开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管制和压制, 市场经济就会自发成长起来,一大批企业家就会自发出现和崛起,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也随即发生了。故80~90年代的改革,实质上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控制 和压制,是顺其自然。故一旦解放思想,放开市场,允许人们发展市场,允许民营经济的出现和发展,中国经济就顺利成长起来了。

   现在的问题完全变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从整体上来说已经市场化了。现在不是没有市场,而是没有一个完备的市场,缺乏一个良序的市场。当下中国社会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规范的、法治的市场问题。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主要问题是政府在放出市场的同时,自己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更加强势地参与到了其中,形成了一个政府控制 市场、驾驭市场,而且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的格局。现在中国下一步改革核心问题,应该主要不再是市场化改革,而是如何改政府,如何限制政府自身的权力的问题 了。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政府压制市场向发展市场经济的转变。但问题是在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本身成了市场经济的最大 “player”和最大受益者和获利者。反过来政府的行为又实际上没有切实有效的宪法性规则的约束,且政府一方面运用市场攫取巨大的财政收收入和经营市场 谋利,另一方面仍主要靠行政命令来操控和干预市场运行,尤其受干预和管制的是民营部门的运行,并且不是像一个现代国家制度那样靠法律规则来管理市场,而仍 然主要是靠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当然包括用行政手段促进市场发展)。

   这就导致我们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中经济与社会问题和矛盾积累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积重难返。因此,与80年代的改革比较起来,现在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问题,不是改市场,而是要改革政府,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个很难,要比80年代的改革难得多得多。一句话,当前中国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就是政府的权力制衡问题。现在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实质问题,就是如何改革政府体制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就是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问题。

   中国目前的现实是什么?在2010年,胡德平先生曾主持秦晖等我们几个学者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对话,主要谈有没有国进民退。到底这几年有没有 国进民退现象?我说有,且非常严重。当然,国进民退,并不是像一些媒体所讲的那样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大企业的数目这几年增加了,或者说国有部门产出的 GPD相对于民营部门增大了,而主要表现为政府从市场发展中汲取的财政收入和其他预算外收入的份额急剧增大。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时,全国的政府财政 收入才五千亿上下,占GDP的份额也才只有12%左右。到2013年,全国的政府财政收入,仅“第一财政收入”就达到12.91万亿,加上4.1万亿的土 地出让金,一共17万亿元。这还不算。加上其它政府基金性的收入,按照中央党校周天勇的估计,2013年全口径的政府收入大概21.7万亿左右。这说明, 在2013年中国的56.9万亿GDP中,有38%左右被控制在政府手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国进民退”?

   另外,还有一个往往不大为人们所注意而常常被人们忽略掉了的现象:中国这些年形成了有一个巨额资产的中央银行。这些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不断膨 胀,到2013年,央行的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31.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约5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远远高于美联储、欧盟央行和日本央行。同期,美联 储资产约为4万亿美元,欧洲央行约为3.12万亿美元,日本央行则约为2.2万亿美元。

   为什么这些年中国央行的资产迅速膨胀呢?这主要与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攀高而央行要用人民币替商业银行和出口企业结汇有关。2007年下半年,中国的 CPI接近两位数,控制通货膨胀成了政府和央行经济政策的头等大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教授的说法,当时央行是被动地向市场投放基础货 币。由于当时采取强制结汇制度,中国的外汇储备每增加1美元,央行就会向市场投放7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出去。2008年上半年以后,为了抑制全社会的通货 膨胀,央行不再为结汇企业直接发人民币来结汇,而是给他们央票。这些央票有半年期、一年期乃至三年期。

   2007年到2013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两万多亿美元,相应地这期间央行发了13万亿元以上的央票。这些央票到期了之后,央行要赎回,相应把 基础货币投放了出去,而央票则回到央行,变成了中央的资产。结果,这些年我国的外汇储备在不断攀高,基础货币在增加,央行的资产也随之不断增大,到 2013年底达到了31.7万亿元。

   央行31.7万亿的资产,这是个什么概念?用这个数字除以56.9万亿元的GDP,我们今天突然发现每一块GDP对应有56分钱的央行资产。这么大个数字,再加上国民收入中有21万多亿元控制在政府手里,我们有一个多大多强的政府啊!这还不是最真实和最典型的国进民退?

   中国政府的21万亿元以上的广义收入,加上31.7万亿元的央行资产,政府征税、花钱和央行调整准备金和利率,全不受任何机构的约束和制衡,这才是 从经济层面显示出来的中国政府对市场的超强控制力。再加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及其附属机构差不多都在“经营市场”,差不多各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大楼和其他房 地产、投资公司、高档宾馆或“培训中心”,乃至有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我们的政府与市场的的关系是如此紧密地绞缠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市场运作,哪是政府 的职能。这才是真正的“国进民退”,才是目前中国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包括政府官员大面积地腐败不断发生而屡治不果——的根本原因。

   因此,到了目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关节点上,当今中国社会的问题,不再是政府如何放开市场,而是反过来政府的权力要有制衡和监督的问题,包括政府的财政 政策、货币政策都要有监督和制衡的制度和机构,不能任由一个政府官员和行政长官自己说了算。中共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国家治 理体制系,我们的领导人也曾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是否都指向这个问题?

   当然,仔细想一下,“把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是应该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比如修改预算法,你修订得再好,画的笼子再美好、再坚实, 如果没有相应的人大机构来制衡和监督财政部门的收税和财政支出、不建立预算监督制度的笼子,仅仅修改预算法有用吗?从来不是建了一个笼子,老虎就自己进去 的。建好笼子,要有看管笼子的机构和人员。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如果中国下一步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关键是要从整个改革导向上以建立政府权 力的制衡机制为主轴;其中,政府预算制衡与监督机制当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从长时段的大历史来看,我们国家是从一个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一下子进入一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其中有很多制度的、文化的、传统 的和政府管治社会方式方面的直接对接之处。用新制度经济学史学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说法,从一个“自然国”到计划经济的“威 权体制”的过渡,在许多治国的手段和方法上,二者是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的,有些可以直接继承和对接过来。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好像稀里糊涂地放出 来了一个市场经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则快速地过渡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经济社会。但是,我们的国家治理制度,总体上还是在一个计划经济的威 权体制的理论架构上构建出来的。这种制度架构,与市场经济社会的运作和管理,在许多方面还是有根本冲突的。

   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考虑,一个能匹配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现代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当是怎样的?我们如何才能建立起能管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 社会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或国家制度?这是我们从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仍然是建立在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一套革命 意识形态之上的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国家和政府的制度框架,现在这个框架正在慢慢地自我改进,自我演化。到这里,我们才深深体会到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 《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一章中说的“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在1979年出版的《法、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中,哈耶克又特别指出:“每一种社会秩序都建立在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之上”。我们今天的 这个独特的中国体制,难道不是观念的引入和观念的转变的混合产儿?难道不是仍然建立在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上而只是加上了市场经济这个成份?而我们国家今 天的所有混乱和问题,不是全都与这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冲突和内在张力有关系?

   在目前这样的中国社会转型的节骨眼上,未来我们中国的国家制度将是什么样的?我们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一句话,未来中国向何处去?难道这不都有待于全社会的观念的转变?

   来源:《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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