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江平:“重建”思潮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 次 更新时间:2014-08-01 09: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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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江平  

    

   核心提示: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是当代一个颇为响亮的口号。自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来,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试图重建、重构之,结果却是惊人地相似。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半遮半掩”、哈贝马斯“明目张胆”、后现代语境中的“立体重建”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中心”,历史唯物主义一再被改写、解构、重建。但我们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已经结束的变革,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学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的伟大的变革,而且是一次没有结束的变革。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诠释、质疑、批判、解构从来没有停息。一些学者选择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新解读,挖掘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论内涵,用以解释和变革社会现实;另外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一些“理论空场”,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这即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的理论初衷和着眼点。

    

   一、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回到”重建论

    

   20世纪的欧美社会,风云变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渡过了经济危机走向“复苏”,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却被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现实的反差必然导致理论的反思,历史唯物主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此,一批具有左倾激进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怀抱人类解放的理想,提出了“复兴”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口号,由此出现了一股“回到马克思”的思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张回到马克思那里,“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试图在新的框架内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学说,“重建”马克思主义。

   首先,卢卡奇、科尔施、葛兰两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倡导重读经典、范本开新,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挖掘”、“补充”、“修正”和“完善”,如卢卡奇否定自然辩证法,过分强调“总体性”而忽视历史的规律性,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方法论却使之简单化;科尔施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再主要是哲学的方法,而是一个经验和科学的方法;葛兰西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历史总体,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的主体问题进行再思考和再评价,必须深入明确人的实践活动才是历史发展的首要要素;阿尔都塞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标志着马克思“认识论断裂”的出现,历史结构性的方法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他甚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多种矛盾并存的“多元决定论”,力求用重新解释过和重新修正过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回答当代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其次,处在同一时期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则更多的是置换和创新理解角度,从新视阈来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学者不同,他们着重于从某个视窗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存在主义者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人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学空场,他按照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则来“重建”人学观念,为了使历史唯物主义恢复生命力,必须把人重新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他因此认为辩证法不是自然的规律而只是人的实践所造成的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是人学的普遍方法和规律。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者赖西、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致力于心理倾向和性格结构的研究,力图以社会心理分析去补充马克思学说对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分析,探索“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他们一致认为把弗洛伊德的性本能心理学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结合起来是解决人与文明社会冲突的唯一可能的抉择。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早期学者力图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人道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和“批判的唯物主义”,确立“否定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肯定精神在主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第一性。

   这个时期,学者突出强调时代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建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从工具实用主义出发,依据自身的理论建构和社会流行思潮来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肯定某个视域,相对意义上理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却无形中否定其他,辩证法的漠视、片面夸大无产阶级意识等,理论脱离了社会实践,既抛弃了理论原本,也忽视了现实原本,这决定了他们重建的失败和错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目标,20世纪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都直接或间接指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和“过时论”泛滥,重建者试图重新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位,出发点值得肯定。

    

   二、哈贝马斯:交往理性重建论

  
 

   纵观西方的思想历史,就会发现,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组合与重建,并不是一种孤立行为。哈氏的行为既是其个人思想的表现,更是时代思想境况的折射。哈贝马斯所处的时代,前人或同时代的学者如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鲍德里亚、列斐伏尔、阿伦特等学者,还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进行过重读、重构甚至重建。他们的话语言说、重建路径无论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他们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建,才能重新具有理论解释力。他们常常选择重建这种方式来对待历史唯物主义。

   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文化批判理论都围绕着对现代性问题展开争论。现代性是否存在,是否已过渡到后现代性,现代性愿景是否可以实现,是坚持现代性还是彻底否定现代性,这些问题都困扰着哲学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主的反现代性文化冻结起来,宣称现代性已经死亡,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消失,历史已经进入由经济和社会客观变量相互作用决定的自主进化轨道。这是对现代性的全面否定。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不是从批判理论个体主体的传统来探讨现代性,也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否认和抛弃现代性,他认为传统理性的崩溃并不意味着理性的终结,启蒙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启蒙观念的衰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合理化导致了交往的不合理,把人的关系降格为物的关系,导致全面物化。正是主体间合理的交往可以消解工具理性的自律和异化性质,要扬弃科技的异化,就要建立合理的交往模式,历史理性的关注点从主体—客体结构过渡到主体—主体结构,因此,交往行动理论的提出,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历史理论,哈贝马斯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或重写现代性。

   第一个打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旗号的人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要重新成为一种有解释力的普遍化的社会进化理论和达到它原来所要追求的目标,就必须重建。他所说的重建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加以组合,而不是对已经腐朽的复辟和把已经被抛弃的复兴。哈贝马斯的终极目的是用交往行为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劳动理论,重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交往行为理论蕴含着深厚的现代性思想,现代性问题始终是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重中之重。事实上,哈贝马斯之所以重写现代性,其目的是为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做准备,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重写现代性就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囊括了历史观的出发点、社会形态的划分标准、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以及危机的表现等问题视阈,而这些问题恰恰是与其关于现代性论述、重建密不可分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是基于赋予人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世界观、关于社会的种种设想、语言等以独立性,摆脱所谓经济基础的制约,他认为,种种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的进化等不是由生产力所决定,而是取决于人们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所达成的共识。社会变革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人类的自由解放体现在合理化了的交往行为中。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同他对马克思的反思之间有一种内在关联。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建立在生产方式的根基上,不再以理性批判的方式展开,变成了对当下社会形态的具体解析。这种重建只是一种以哲学方式进行的理性批判即现代性批判。不难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所蕴含和凸显的现代性批判方式的革命意义就被掩盖了。

    

    三、莱尔因:人学重构论

    

   “实践”理论成为莱尔因贯穿《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主要纽带,通过以人的学说为中心定义来重新阐释和建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言,“我的目标是,把实践的观点引进这场争论之中。……我所使用的重构概念,其含义不是用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而是特别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能够找到同教条的传统马克思绝然不同之处,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1](P2)莱尔因认为要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承认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存在着困境,即所谓的马克思的四个“思想困境”:辩证法的普遍性与矛盾的原因有限性、意识的现实性与预见性、社会变革机制的客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公式与主观(阶级斗争)公式以及历史发展的直线普遍性与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之间的困境。

   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莱尔因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读全书,就能发现作者对重构这一定义本身就存在困境。作者在书的《引言》中说:“我所使用的重构概念,其含义不是用教条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而是特别注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能够找到同教条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绝然不同之处,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1](P2)开门见山,重构的基调就已定下。但在《第一章》中莱尔因又做出了另外的解释:“我的重构概念与其说是重视在形式上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是合理的,不如说是从实质上摆脱马克思著作中的困境,以便使它成为一种更充分的理论。”[1](P16)这样,作者的重构概念就有了两个含义,而且十分清楚的是,两个含义处于自相矛盾之中。从第一个含义看,批判对象是所谓教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认为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思想是“绝然不同”的。从第二个含义看,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批判者认为它有“困境”,是不充分、不完善的理论。第二个定义从根本上就否定了第一个定义,如果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困境,又何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作者所构造的重构究竟是什么呢?

乔治·莱尔因从一个侧面介绍了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状。尤其是他关于实践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范畴的论述,以及以实践为核心建构的新的理论框架和提出的32条主要原则,无疑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启发。遗憾的是,作者的宗旨并不是理论地再现马克思的本意,而是要摆脱掉他所认为的马克思的所谓四大“思想困境”。作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在辩证法思想、对意识的分析、关于社会变革的机制和历史观念四个领域都存在着“困境”。这一大胆的批评,是应该被严肃对待的。通过前面对该书的梳理,不难发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并不存在所谓困境,倒是莱尔因自己由于未能正确理解他们的理论,反而使自己的思想陷入困境。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重构定义的自我困境、形而上学的思维困境、无“物”原则的困境、重读与重构的困境。莱尔因提出以实践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性范畴,并批判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模式,能够区别对待马克思思想与后马克思的理论家思想,把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继承和发挥的思想区别开来,指出其理论的缺陷和不足,详细阐述了唯物史观在各国的不同命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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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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