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贵清 郑云天:国外学界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6 次 更新时间:2014-07-31 15: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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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贵清   郑云天  

    

   内容摘要:在国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性质、特色、优势与缺陷、发展前景等问题。分析和研究国外学者的观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研究的国际视野,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借鉴和参考。

    

   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引发国内外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国内学者主要从制度的内涵、形成发展过程、基本特征、价值以及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层面开展研究。相比之下,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演进历程、基本性质、制度特色、优势与缺陷、未来发展前景等方面。评析国外学者的代表性观点,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属性及特点,为推动这一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演进历程

  
 

   在许多国外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步形成,实际上这一制度是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为基础,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并得以确立的。

   (一)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重要基础。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相比,许多国外学者的兴趣点在于探讨毛泽东为当代中国制度发展留下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对此,美国学者李侃如进行了概括:“如果总结截至1976年毛在政治舞台上的遗产,我们可以不偏不倚地概括如下:毛创建了庞大的制度性结构——党、政、军——来治理中国,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这些结构的完整性和合法性。”国外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具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在理论上“不管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制定的具体政策命运如何,毛泽东思想仍然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它不仅代表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且还代表全党的集体经验,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核心冲动具有持久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验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没有毛泽东执掌中国时取得的成就,1979年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和赶超就不会展现出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始于1979年的经济自由化只是赤壁之战中的东风;促进中国成功的其他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大的制度体系和充足的人力资本在毛泽东时代已经准备就绪”。由于国外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并系统研读过相关的文献资料,中国当时的探索历程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有一种共识性观点认为,当代中国的制度变革非但不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制度探索的“决裂”与“推倒重来”,反而是在继承当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再造与创新的合理结果。

   (二)邓小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新阶段。有学者概括了邓小平时代的制度演进。“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对中国文明的历史功绩在于,它使由外界影响和革命活动带来的现代与传统二者之间冲突转向统一。改革以退却为起点,以恢复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为起点,其中包括新的革命传统。”还有人指出,自邓小平主政以后,中国的精英政治就经历着深思熟虑的、增量的制度化过程。由于实施了领导决策的制度化程序,领导层竞争的动力机制也发生了改变,更倾向于一种不断建立共识的集体领导。而且制度化正在不断修正原有选拔高层领导的政治秩序所定下的标准和过程。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总结道,邓小平留给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干部选拔制度,它遵循着与帝制时代同样的通过考试选择干部的原则。但是,这种制度,在内容和结构上又完全不同于科举制度。此外,这种体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则扩展到干部选拔体系之外,贯穿了各行各业的人才选拔和培训体系。对于国外很多研究者而言,邓小平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奠基者,但是他们倾向于把邓小平的历史作用片面简化为恪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小康社会”的愿景以及主张“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作风三个方面,这显然有失偏颇。

   (三)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通过积极融入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地吸收借鉴了西方文明成果和经验。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尽管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30年,但中国政治独树一帜生存下来的能力却并未有任何变化。这不仅让人刮目相看,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的政治体系有着良好的适应性,在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占有一席之地。”有学者指出,中国自1989年以来的制度变革确实表现出与其他“共产主义转型”国家的显著区别。一个典型表现是,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二十多年里仍然保持着威权统治,高层领导建立了一种可以保持政权稳定性的机制。同时由于基本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不断健全,整个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活力都不断被激发出来。在国外学者看来,改革开放一方面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社会活力和制度红利,推动国内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促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展现在世界面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性质

   国外学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具有特定的表述及概括方式,体现了西方的话语特点。

   (一)基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协商式列宁主义”。有研究者认为,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时,中国共产党引入了协商式的要素,使其列宁主义政治机器更加灵活,从而促进制度革新。“协商式列宁主义”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沉迷于维护权力;二是通过治理改革先发制人回应民众对民主化的呼声;三是不断加强执政党诱发、回应、引导公众意见的能力;四是经济和金融管理的实用主义;五是提升共产主义价值观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协商式列宁主义”赋予中国一个具有灵活性的制度架构,它在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停滞时不一定走民主化道路。它不是一个静态系统,而是仍在不断进化中,它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与挑战,但其基本架构和治理动力机制已经成型。因此,这一新型执政模式是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内外挑战时,避免复制西方式的制度设计而自行开辟的一条新路。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尽管承认当代中国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仍然试图避谈其中作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属性。于是这些学者错误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核理解为狭义的列宁主义,并认为中国与前苏联相比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方式,更加合理地运用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资本主义,将列宁主义国家机器和资本主义的民主协商整合起来,既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能够确保社会的稳定有序。

   (二)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特色新威权主义”。其中包括三类视角:第一个视角是“协商式威权主义”。这一制度模式包含两方面主要特征:一是存在一个各种行为主体都能够广泛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多元化社会;二是多种国家控制的间接工具的运用。有学者认为,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共产党就能从组织以外的群众和人士中获取更多所需的信息和见解,“协商”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治理模式的典型因素。这可以视为中国正朝着一种参与度更高的治理形式发展。第二个视角是“碎片式威权主义升级版”。“碎片式威权主义”认为政策制定的核心对于地方组织的、各类怀着不同政治目的的纵向机构和执行部门而言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政策产出很大程度上是由政策实施机构的利益合作所决定。碎片式威权主义解释了中国的政策竞技场是由通过官僚交易的增量变化主导的。如今的碎片式威权主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以往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的社会力量开始介入进来,因此中国已经升级为新版本的“碎片式威权主义2.0版”。第三个视角是“灵活性”或“弹性”威权主义。有学者把中国这种具有高度灵活性或弹性的威权主义称为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了很多改革的思想和举措,以维持社会政治稳定,这就是把市场与列宁主义相结合起来的所谓“威权主义灵活性”。虽然多数人仍然坚持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质疑他们的原本假设,并倾向于认为在一党执政下中国未来确实可能会更加民主和稳定。所以中国的“有弹性的威权主义”表现为权力交接有序化,干部晋升绩效制,官僚机构差别化,大众参与和诉求的渠道得以建立等等。这种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的新模式并不是西方民主化的前兆,而是体现出中国的威权主义变得更加成熟老练并充满弹性。不管是“威权主义”还是“新威权主义”,都是西方政治学语境下基于资本主义制度生成的概念,国外学者运用其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明他们在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的制度演进与发展问题上依旧充满了矛盾、困惑和不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特色及其价值

  
 

   江泽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段论述曾引起众多国外学者的关注:“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这个国家自己来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自于我们的历史定位”,“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行的。我们不想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给别人,也不想别人把他们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我们”。于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制度再造”。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来源于中国为应对全球化所进行的积极改变。“中国国家并不仅仅扮演消防队的角色,只是被动地回应着经济变革的全球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相反,国家主动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以重构国家体系。这些有意识的行动不仅使得中国国家现代化,而且也增强了国家在许多方面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制度的现代化已经从原来的国家抱负演化为了国家责任。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重要使命,“除了引入西方国家产品以便使国家更现代化之外,领导人也常常借助于国家自身的传统来服务于其目标,诸如儒家价值和共产主义遗产等传统因素,已经被整合进现代制度当中,现代制度的作用常常采取了传统的形式”。然而,“在对旧制度进行改变的同时,政府还必须提供新的替代来维持社会秩序、协助已经在企业内部具体展开的各项重组措施。因此,中国制度与全球规范实现和谐共融的重要性也越发明显起来”。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有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又吸收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制度元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当代中国积极融入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是新旧制度不断博弈与“妥协”的结果。“中国大部分重要的制度创新都是先前已经存在的制度框架和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创新之间进行谨慎妥协的表现。创新被慎重地修改以适应已经存在的制度设计。”主要体现在:对现有制度进行广泛的“目标重塑”;很多制度创新在现有掌权者与对更高效的以增长为导向的政策需求之间带有了交易或者协议的性质;整个系统出现了大量的制度创新,其中大部分都失败了,但对创业精神给予了回报;由于试验通常是在一个被深刻理解和广泛监督的整体制度环境中进行,因此它们很少造成制度实施方面的灾难性失败;围绕着经济增长、制度设置以及适合的战略决策等问题始终都有讨论和争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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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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