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三国水浒是人心的地狱

——答《瞭望周刊》记者杨天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85 次 更新时间:2014-07-30 10: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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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1.您在《双典批判》中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称为"中国人的地狱之门",而在我国民间,也早有"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之说。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文化批判,您的着眼点各是什么?在您看来,"双典"对于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最黑暗的地狱是人心的地狱,"双典"便是这种地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小说把中国的人心推入黑暗的深渊,使中国人原是非常纯朴、非常平和的心灵发生变形、变态、变质,变得愈来愈可怕,此时,我必须大喊一声:同胞们,请小心自我的地狱。中国正处于急速现代化的过程,此次现代化,不是枪炮推动的(即不是殖民过程),而是技术推动的,因此,它是民族生活的自然发展,所以我非常支持,也为现代化的成就而衷心高兴。但是,历史总是悲剧性地前行,"发展"总是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包括三个负面的东西:(1)生态的破坏;(2)社会的变质;(3)人心的黑暗。这三种代价中属于最严重也是最根本的破坏是"人心的黑暗"。在此历史语境下,我对"双典"展开批判,正是期待减低付出的代价。

   "双典"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危害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蔑视生命、蔑视妇女、蔑视孩子,嗜斗、嗜杀、嗜血,一切都可当作英雄的祭品等等,我不想再复述了,但今天面对你的问题,我要再次指出:"双典"对中国人心有一种共同的巨大危害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水浒传》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让人觉得"目的"神圣,使用什么"手段"都合理,这就是所谓"造反有理",武松血洗鸳鸯楼,滥杀仇人之外的十几个无辜(连马夫、小丫环也不放过)有理,李逵按照吴用的指示把四岁的婴儿(小衙内)砍成两段也有理,为了逼迫卢俊义、朱同、秦明上山而欺骗、嫁祸于人、屠城等一切手段都有理。《三国演义》也是如此,为了自己设定的目的(如刘备的维护正统和曹操的维护一统)便不惜使用各种权术、心术、诡术,不惜施行各种阴谋、阳谋、毒计。为了打下江山,脸皮像刘备那么厚、内心像曹操那么黑,均理所当然。中国人一代代地欣赏、崇尚武松、李逵、刘备等,到了当下,"厚黑学"竟成了中国一部分聪明人的生意经和升官发财的潜规则。面对这种现象,我在"批判"中强调"目的"和"手段"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卑鄙的、血腥的、黑暗的手段不可能导致崇高的、圣洁的目的。我认为,"手段"比"目的"更重要,换句话说,手段重于目的。这是我感悟到的一种人文真理。对不对,可以讨论。不能简单地说"造反有理",即不能认为只要是造反,那么使用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也不能简单地说"正统有理',即不能认为只要是维护道统,使用什么阴谋权术都是合理的。

   2.您说过,"写作《双典批判》,其实是在写作招魂曲。中国文化的魂,是一个诚'字。"这个"诚"字具体内涵是什么?为何到了《三国演义》时代,"诚"字会丧失殆尽?

   答:在美国落基山下,常听李泽厚先生讲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其中有一点是说基督教讲"信",因信称义;而中国讲"诚",至诚如神。《中庸》讲"不诚无物",后世讲"诚则灵",讲"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基督的"信",派生出主、爱、赎罪、忏悔、得救、盼望、原罪等基本范畴;中国的"诚"则派生出仁、礼、学、孝、悌、忠、恕、智、德、义、敬、哀、命等范畴,这些范畴可视为"诚"的文化内涵。而我们通常讲的"诚"比较简单,主要是指诚实、真诚,即对天、对地、对人、对事、对生、对死、对他人、对自己都要真诚、真实。这种"诚"是真,又是善,是中国原型的价值文化,也可以说是本真本然的价值理性。这种价值观以情感为本体,不以功利为本体。如果说,信上帝是西方的魂,那么,诚内心则是中国的魂。但是,到了《三国演义》,则一切都是为了现实的政治功利,一切都纳入权力角逐和利益平衡的政治体系。为了夺得政权,战胜对方,即实现功利的最大化,争斗的各方全都掩盖真相,全都带假面具。谁"伪装"得最好,谁的成功率就最高。这是三国逻辑。那个时代,表面上是力量的较量,实际上是诡术、权术、阴谋的较量。以生命个体而言,当时最有力量的是吕布,但他失败得最惨,因为他的诡术、权术不如刘备、曹操等,他临死时,还期望刘备能替他说话,还给他一点"诚",结果适得其反,刘备报答他的是"落井下石"。在争权夺利进入白热化的时代里,绝对不可能有"诚"字的立足之所。三国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又是"诚实"丧尽的时代。

   3.您曾提及,鲁迅先生最早发现了"双典"与中国国民性的相通。可否谈谈"双典"的这种国民性基础最早可溯源何处?对于鲁迅先生所述的"三国气"与"水浒气",您作何解?您认为,"双典"的产生又有助于塑造新的国民性格,这种性格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双典"产生之后,其文化价值观就一直在统治着中国,这种影响甚至延续至今,为何其会有如此巨大的塑造力和影响力?

   答:鲁迅所说的"三国气"和"水浒气",可理解为"三国气质"与"水浒气质",也就是中国人早已具备三国式与水浒式的国民气质即国民性了。鲁迅的意思是说,中国人因为有国民性的基础,所以就喜欢"双典"。说得明白透彻一些,便是:中国人早已成了三国中人与水浒中人,所以自然就乐于接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

   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超阶层、超阶级的全民族共有的国民性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国民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不是某时某地某处发生的事件,所以很难回答你的"溯源于何处"的问题。

   鲁迅指出中国人接受"双典"有国民性基础,这一点对我有启发。我补充说明的是,"双典"产生之后五百年来,它又加剧了中国国民性的坏的方面,起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中国国民性中"瞒"的方面、"骗"的方面、"伪"的方面、"凶残"的方面找到"英雄的榜样",从而进一步恶性发展,以至形成相信"造反有理"、"权术有效"等新的民族性格。五四之后,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引入西方的许多人文经典,但是,他们对中国世道人心的影响,都不如"双典"如此广泛和如此深刻,真正统治中国人心的还是"双典"。国民性是一种历史的惰力,"双典"产生后又强化了这种惰力,很难改造。鲁迅一生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很伟大,但他的改造事业並没有成功。他的《阿Q正传》並没有战胜《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现在中国仍然到处是水浒中人与三国中人。也到处是阿Q。

   4.您将中华文化划分为原形文化和伪形文化,能否谈谈做这样划分的原因和其现实价值?您认为《山海经》是中华文化的形象性原形原典,是中国真正的原形文化,为什么?以《山海经》为参照,《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又是如何发生"伪形"的?

   答: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的划分,是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首先提出的,他用这两个概念描述了阿拉伯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变形变质,我借用来描述中华文化,並不是套用,而是中华文化也有原形与伪形之分,也有原形文化变质为伪形文化的现象。每一种大民族文化,本身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大系统的质都不是单一的,列宁早就说过,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便是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精华与糟粕。但是,分清精华与糟粕是静态分析,而原形文化与伪形文化这两个概念则包含着动态过程,这种划分更能呈现文化历史的真实,也更能帮助我们在评价文化时免于落入本质化即简单化的陷阱。我把《山海经》界定为中华民族原形文化的经典,是因为《山海经》虽然是神话,但它却呈现出中华民族最真实的原始精神,是中国最内在的历史。中华民族心灵的本真本然是什么样的?中国历史的开端拥有什么样的"基因"?《山海经》全都形象地呈现出来了。《山海经》这部"天书"见证了中国原形的英雄文化。以《山海经》"救人"、造福人类的建设性文化为参照系,我们就可以看出"双典"中的英雄已完全变质,双典文化已变成杀人的、破坏性的英雄文化。

   5.您为什么说"五四"运动选错了旗帜和靶子?这是否说明,"五四"主要着眼的是知识分子阶层的文化运动,而您对"双典"的批判等工作,则更多关注的是整体国民精神人格的病灶?

   答:你作此解读也有道理。五四新文化运动很了不起,它包含着历史主义的文化内涵,也包含着伦理主义的文化内涵。我的"双典"批判,的确更多地关注伦理主义内涵,也就是你所说的整体国民精神人格。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着眼,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推动中国走向现代社会,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把孔夫子作为旧文化的总代表,这无可非议。他们把孔子作为打击的靶子,是为了说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为了赶上时代的潮流,必须接受西方的理性文化,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从伦理主义的角度着眼,我则认为孔子並不代表中国道德的黑暗面,真正体现中国道德的负面与黑暗面的,应当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要说吃人,"双典"里的主要英雄真正是在吃人。《水浒传》中的暴力,《三国演义》中的伪装与权术,都是反人性与反道德的。"五四"批判旧道德、伪道德,而伪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国中人。《三国演义》不仅有道德的伪形,而且还有智慧的伪形、美的伪形、历史的伪形,样样都是科学与民主的大敌,样样都在腐蚀人的心灵。如果五四运动以"双典"为主要批判对象,现在中国人的灵魂一定会健康得多。

   6.在对《水浒传》的批判中,您在确认"造反"的某种历史合理性,同情造反者对"专制制度"或"专制权力"的反抗的同时,却并不认同反抗者的"专制人格"。这种"专制人格"指什么?您为何对其不认同?

   答:在我心目中,所谓专制,包括专制制度、专制人格、专制语言、专制氛围等层面。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无处不在的专制氛围、专制人格、专制语言感受特别深。群众专政,最可怕之处首先是造成专制氛围,随时都可能被点名,随时都可能被"揪"出来,没有任何安全感,那个时刻,我才明白,大民主原来是大专制,难怪伏尔泰要说,我宁可受寡人专制,也不愿意受众人专制。还有专制语言,这就是我一再批判的语言暴力。人身攻击,心灵中伤,人格践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无稽造谣,无端污蔑,无耻诽谤,无限上纲,无所不用无极。那个时候方块字全带毒液,中国古今最受尊重的圣贤和中西方最有成就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受到最恶毒的抹黑和打击,连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难幸免。除此之外,还让我终生难忘的是到处都横行着李逵式的"排头砍去"的专制人格,这种人格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尊、唯我独断的人格。我在"双典"批判中说李逵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近女色,二是嗜杀。因为不近女色,他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就可为所欲为,嗜杀滥杀也是大英雄。中国的男人,多半都具有专制人格,心理上皆嗜杀好斗,唯我独尊、独断,但又好色。文化大革命中打斗造反的红卫兵,几乎个个都具专制人格,他们未掌权时是"暴民",一旦掌了权便是"暴君",因为本来就是专制人格,一旦"重新洗牌"成功掌了权,自然还是喜欢由我独断独裁的专制制度,于是,革命领袖转瞬间变成了专制暴君,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全是此种循环套。所以我才特别强调,必须在文化上清除专制人格,否则,中国永远走不出专制--造反--再专制的循环套。

   7.您从社会性和政治性两方面对于《水浒传》的"造反有理"进行了批判,这样的批判与您和李泽厚先生十几年前提出的"告别革命"的论断有何内在联系?对于"告别革命"的命题,如今您有什么新的思考?

   答:《双典批判》与《告别革命》在理念上是完全相通的,可说是"吾道一以贯之"。

中国文化传统可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孔、孟、老、庄等建构的(开端比这还早)尚和、尚文、尚"柔"的传统。这一传统合符人间情理,所以永远不会灭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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