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学勇: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及其对司法公信力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14-07-27 21: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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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学勇 (进入专栏)  

  

   [摘要]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司法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作为言辞说服艺术的调解,离不开修辞技巧的使用。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各种修辞方法,既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又能够有效执行法院的社会治理功能,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但法官掌握调解和修辞技巧的能力,只是影响纠纷能否有效解决的一方面因素,更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法官运用修辞调解纠纷的主观姿态。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官职业道德教育,提升法官人格,确保每个法官都能秉承善意运用修辞调解纠纷,才能真正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关键词]司法调解;法官修辞;司法公信力

  

   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纠纷的数量和类型都大幅增加,作为现代社会中最权威的纠纷解决机构——法院——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大,通过司法审判解决纠纷的通道越来越拥挤。具有方便民众、成本低廉、易于恢复受损社会关系等优势的司法调解,近几年逐渐受到理论学者及实务部门的关注和提倡。与程序严格、周期漫长、执行效果不理想的审判方式相比而言,司法调解在普通民事纠纷解决中表现出无法替代的优势。以法官作为调解人的司法调解不仅是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技术,而且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更多承担起了治理社会的功能。[1]法官在调解中不但是调解过程的组织者和协调人,言行中立、客观,而且因贯彻法律的规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他还同时扮演着积极说服者和宣教人的角色。这种身份上的重叠,使法官不可避免地处于“中立协调”与“积极说服”的复杂角色关系中,在以一个“中立者”身份发挥“说服者”作用的过程中,“劝说”和“说服”成为法官调解工作的基本内容。调解作为一门言辞说服艺术,需要调解人正确运用有效的语言修辞技巧,说服当事人和平解决纠纷。各种修辞技巧和说服方法在司法调解中具有重要作用,它能够使法官在当事人眼中继续保持调解人中立形象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说服当事人弱化甚至改变自己的意见立场,最终实现纠纷的和平解决。法官在司法调解中合理使用修辞方法,能够有效说服当事人顺利接受调解结果,缩减司法与民众的距离,增加民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提高司法机关的社会公信力。

  

   一、矛盾多发时期的司法调解

   尽管司法审判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中是最权威的方式,但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纠纷主要是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的。在矛盾多发、纠纷激增的现代社会,通过审判处理的案件仅是所有纠纷的冰山一角。即使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美国,“诉讼就是主张权利”观念的确立,带来所谓的“诉讼爆炸”时代[①],绝大部分纠纷也是通过仲裁、调解等非诉讼方式解决的。“调解是指争端当事人在中立的调解人的帮助下,试图就他们争议的问题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任何调和性的、非强制性的过程。”[2](p.51)由于调解具有正式司法审判无法比拟的如调和性、非强制性等技术优势,因而在矛盾多发时期的纠纷解决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通常情况下,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论,一方责怪另一方,被指责一方会断然反驳,然后又是对方的再度反驳,如此反复,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呈现孩子争吵般的话轮模式。调解则是通过调解人的主持,借助只允许一方当事人讲述理由、另一方静待发言机会到来的方式,在当事人之间建立平等、有序、非争论性的交谈机制,缓解争论中的对立气氛,最大限度地体现调解的调和性特点。调解的非强制性特点显示,调解人只是执行谈话礼节或秩序,没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权力,这使得当事人感觉是自己控制着调解的结果,增加了当事人对这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信任感,最终的调解结果更容易被当事人接受并执行。

   司法调解是在法官主持下,纠纷双方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妥善处置自己权益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调解程序的启动和结果的获得,都是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愿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从本质上看,司法调解主要是当事人对自己私人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过程,他们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就是合法的。[3]在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中,法官作为司法机构的代表,以中立调解人的身份协调纠纷双方进行沟通、交流直至妥协,最终实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目的。但由于调解人具有国家司法官员身份,他会在遵循当事人自由意志的基础上,适度贯彻法律及国家政策的相关规定。所以,司法调解比一般的民间调解,有更多推行、贯彻国家法律规定的机会,这对于增加普通民众对法律的理解与信任、提升法律的权威地位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法官作为调解人,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法学知识丰富的优势,协调双方当事人以合法、合理、公平的方式妥善解决纠纷,降低一方当事人过多承担法律上并不要求的不利后果的可能性,避免因调解产生更大的不公。就此而言,司法调解在一定意义上又具有了准司法的性质,有时甚至被视为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4]但相对于司法审判的有法必依、程序严格的特点来讲,司法调解对纠纷解决的依据,要求依然是更为宽松一些。当事人可以选择法律之外的地方习惯、习俗、商业惯例等民间规范作为纠纷解决的依据,而不必像审判那样必须严格遵从法律上的实体与程序规定。司法调解在操作上的灵活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调解结果被当事人接受的可能性。

   基于司法调解的如上技术优势,在当前社会矛盾凸显时期,在国家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形势下,我国法院系统极为重视司法调解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司法调解的主体、时间、内容、期限、协议履行等问题都做出了细致的规定,突破了《民事诉讼法》关于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相关“束缚”性规定;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推出了“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司法政策;2010年又进一步推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使司法调解成为法院解决普通民事纠纷的一般方式。

   司法调解在当前中国勃兴的原因,不仅因为如上所述“司法调解通过把讲理与讲法结合起来的方式,让当事人能够接受调解结果,自动履行程度高,对于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纠纷、促进和谐社会构建,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一技术性原因,[4]而且有着更深层次的思想及社会原因。

   司法调解是在司法社会化理念大行其道的背景下得以推广的。司法社会化是指法院“努力将纠纷解决从国家和司法机关的垄断下向社会开放,克服诉讼及法律思维固有的局限性,缩小国家制定法与习惯、常识和情理的差距冲突,追求法院的社会责任及其参与地方社会治理的积极功能。”[5]司法社会化趋势较早出现在20世纪的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为了更好实现社会成员通过司法获得正义保障的权利,法院不再仅仅依赖被动审判的方式消极获得处理纠纷的权力,而是不断简化诉讼程序,主动采取一些行动,增加民众接近司法的机会。如法院通过社会化的普法宣传,让潜在的纠纷当事人了解法律,改变传统认识,防止纠纷的发生;法院在当事人提起诉讼之前就介入,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法律知识,协调解决纠纷。在这种理念下,人们把法院在纠纷解决中所作的贡献,不再仅仅等同于依法裁判,而是“为了私人的、公共的场所中所产生的交涉和秩序,提供规范的和程序的背景”。[6](p.126)如此一来,法院为当事人提供纠纷解决的途径,就不再仅限于审判一条途径,而是灵活扩展到了调解、指导、宣传等多种方式上。在这一背景下,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的《规定》提出了司法调解适度社会化的方案,2007年的《意见》进一步重申调解社会化的理念,倡导司法为民,对司法实践中的诉前调解持有积极的肯定态度。[1]

   在倡导司法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上,我国固然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具有共同的理念基础,但法院系统努力推行司法调解制度更多体现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政治背景。我国法院倡导司法为民、努力推行司法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很大程度上是对党的群众路线政策的贯彻。通过司法调解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政策,典型的例子就是“马锡五审判方式”,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被积极推广的一种群众路线式的审判方式。当时,共产党提倡的西方婚姻法律制度在农村时常与中国乡土社会固有的婚姻习俗发生冲突,如何在贯彻西方婚姻法律理念的同时巩固共产党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地位,成为困扰边区政府的一大难题。以“深入群众,召集当地的群众或地方精英来反复做当事人的工作,最后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妥协”为特点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应运而生。这种所谓的“审判”方式,其实是一种法官主持下的、走群众路线的司法调解方式。它不但能够有效解决纠纷,而且能够在调解过程中有效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共产党改造社会、治理社会、巩固政权的目的。[7](p.1-61)马锡五审判方式能够深入群众解决纠纷,能够有效贯彻共产党通过法律治理社会、巩固政权的方针政策,极大体现了党所提倡的司法为民理念,因而这一工作方式在当前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情形下,重新被重视。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控、社会问题急剧增多的敏感时期,这就要求法院的任务不仅是通过司法程序实现法律正义,更多的是妥善解决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司法领域的社会稳定。正如马锡五审判方式中共产党所要解决的不仅是乡村社会的法律或观念、习俗问题,而是整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一样,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不是单纯依靠依法审判、严格执法就能应付得了的。它恰恰需要依靠调解这种灵活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前提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方针,有效解决纠纷、促成和解,实现通过司法治理社会、维护稳定的目标。

  

   二、司法调解中的法官修辞

   司法调解中,法官具有身份上的多重性。他一方面作为调解活动的组织者和过程的控制者居于中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努力促成纠纷的解决,扮演着积极的说服者和教育者的角色。一般情况下,调解活动有纠纷双方当事人和调解人三方人员参与。纠纷双方当事人是这一过程的主要角色,所有活动都应当围绕着如何组织双方友好协商、最终达成和解为目的,调解人的任务就是组织、协调纠纷双方实现这一目标。司法调解也不能脱离这一基本模式。司法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结果的实现都应当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法官只是通过对调解程序的控制,如合理协调双方发言的顺序、阻止一方不当或过激的言行等,维持调解秩序,实现双方意见的顺利传达,促成双方和解。这就要求法官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必须以中立第三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否则会引起另一方的反对。但是,作为调解人的法官是代表法庭机构参与调解的,其行为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法庭机构的目的,即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依法解决纠纷,实现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这表明,法官作为调解人,不会为了纠纷的解决,无原则地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而会基于国家司法官员的角色,按照法定程序在努力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促使双方达成一致,同时对纠纷双方进行法律或道德上的宣传教育,起到说服者和教育者的作用。[8]法官之所以需要承担积极的说服教育任务,因为每一个纠纷当事人都会想当然地带着“自己是正确的”偏见,向调解人描述事件经过,而这通常又会受到对方当事人的极力否认。“这时调解人的工作就是运用各种言语技巧去改变当事人心中这种既已成形的关于问题及其解决的‘思想框架’,通过重新描述冲突、重新建构冲突和重新定义冲突,去说服当事人双方就他们当下所争议的问题达成一个互相都能接受的解决之道。”[9]

从组织者和控制者的身份上来看,法官作为调解人只是为争端双方提供一个平等、自由协商的环境,便于他们能够就纠纷解决达成一致意见,法官形象基本是客观、中立的。但从说服者和教育者的身份上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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