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改革开放前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6 次 更新时间:2014-07-27 2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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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  
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1961年,夏还写文章鼓励电影创新。此后,夏也因为所谓"离经叛道"论而遭到批判。

   文革中,以上加上"时代精神汇合"论共八个文艺、美学领域的理论论点被《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视之为"黑八论"。

   再如经济学领域对顾准、孙冶方等人的批判。

   顾准(1915-1974),上海人,字哲云,当代中国大陆最有成就也是最著名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经济学领域,他是在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他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他认为,"利用货币来分配消费品,同时也就是利用货币来实行核算。因之,价值与价格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存在的。比之劳动时间,价值是一个'相对的、动摇的、不充分的尺度'(引按:恩格斯语),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直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产品所消耗的劳动量,以便彻底消灭价值范畴呢?"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说,都只是因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不是由经济核算制来补充经济计划,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之故。""价值规律既调节生产,也调节流通。既调节消费资料的生产与流通,也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其转移过程。""社会主义的货币首先是一种公共的价值尺度,货币具有价值,是因为它的发行流通过程,是与产品的生产分配过程相始终的"。他的观点启发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还影响了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在30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作论证,从而推动了改革开放。然而,顾准在反右运动中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5年,因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外甥宋德楠与几个同学建立"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被视为组织"反动小团体",顾准受牵连,再次被划为右派,并在随后文革中,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患难与共30多年的妻子被迫离婚,于1968年4月因不堪迫害而含恨自杀;五个子女宣布与他脱离关系,断绝一切来往。尽管遭受种种非人的迫害,并承受与亲人分离的痛苦,顾准仍坚持独立思考,关注民主问题,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追问"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写成《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将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消灭而失去作用。但是,孙冶方却认为价值规律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发生作用,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数据和消费数据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这些后来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末,却成为孙冶方修正主义的罪状。孙氏从60年代初期受批判迫害,到文革又被带上镣铐关进监狱达7年之久。

   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渐渐从三年大饥荒的低谷中恢复,在理论界出现一股重新认识价值规律的思潮,打头炮的就是遵义会议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达八年之久的"洛甫"张闻天(1900-1976),1959年被打成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后,他被安排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作"特约研究员"。1964年2月,他撰写《试论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的新内容》一文,鲜明地提出了新价值规律,积极倡导在社会主义社会搞自由竞争。5月,时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写了三篇关于价格问题的论文。顾准还专门写了《粮价问题初探》一文,呼吁提高粮价和煤价,降低人民币对外汇率。经济所的年轻人杨坚白、张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纷纷发表论文,主张以资金利润率作为评价社会主义经济活动的标准,以生产价格为基础定价。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计划性弊端,市场和价格的自由化成为焦点。但是,进入秋天,这股市场化的思潮受到批判,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组织多场座谈会进行清剿,其中经济所所长孙冶方被锁定为最主要的批判对象。

   在过去几年里,孙冶方不但保护了顾准、张闻天等人,还先后写作了20多篇论文,论述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关系,如《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论价值》、《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等等。1962年,孙冶方与陈伯达就一些经济概念发生了书面争执,孙认为,不应该在计划供应与凭证供应之间画等号,不要把集贸市场叫做"利伯维尔场"。1963年底,孙冶方还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据刘国光回忆,在演讲前,有年轻学者劝孙冶方别讲了,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

   1964年10月,陈伯达和康生派出70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孙是中共建政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他被批判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反对无产阶级国家统一管理经济,主张企业独立自治;二是反对按社会需要调节生产,主张以利润调节生产。指认孙的经济观点的实质就是"使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理论"。由此,他被判定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39场。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县周口店公社大韩集大队进行劳动改造。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监狱关押整整七年。

   最后,学术意识形态化就是文革中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政治问题又往往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用政治上的讨伐、围剿,来代替学术上的争论,对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所谓封资修和一切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和全面专政。

   早在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的机构--以彭真任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逐步占据统治地位,一大批学术、文艺方面的著作和观点被强加了修正主义等大帽子,遭到公开批判。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指认《海瑞罢官》是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一株毒草"。彭真等人于2月制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二月提纲》),则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其本意是要约束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不让它进一步发展为政治斗争。

   1966年3月底,毛泽东尖锐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提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4月10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本人审阅修改后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宣称1949年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强调"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撤销2月12日批转的《二月提纲》",提出"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要求"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第一条提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第十一条提出"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着重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1971年1月5日到3月17日,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26个省、市、自治区科技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会议。座谈会的目的是讨论和制订科学院科学研究与地震工作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和1971年计划,但首先得开展"革命大批判",以分清科技战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革命路线",全盘否定"文革"前17年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和科技成就。座谈会指出,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前执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竭力维护封资修的那一套",科研是"学院式"的,"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生产实际,脱离工农兵群众";科学家是"资产阶级专家","反动学术权威",研究人员"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中国科学院计划座谈会纪要》于当年7月12日上报,经中央指示,一周之后以中国科学院名义发往各省、市、自治区,它是当时科技领域极左思潮集大成的代表作,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思潮的真实体现。

   整个文革十年,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迄今所知,就只出版过章士钊《柳文指要》一部学术著作。这还是毛泽东本人亲自关注和支持的结果,也是文革中仅有的学术现象。

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我国近现代政界、教育界、学术界有影响的闻人。杨昌济生前曾向他这位乡党、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和南北议和代表章士钊"托孤",郑重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1920年,青年毛泽东到上海筹措旅法勤工俭学经费,章氏向社会名流募捐,资助其光洋两万元。毛晚年为了资助章氏生活费,从1963年开始用稿费"十年还债",每年春节送2000元,直到1973年章氏辞世。章氏一生尤好柳宗元,1964年84岁,他撰成大部头研究专著《柳文指要》共56卷,线装本2100余页。全书分两部,上部为"体要之部",照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包括评论、考证、校笺等几个方面;下部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氏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如政治、文学、儒佛、韩(愈)柳关系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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