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改革开放前学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回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6 次 更新时间:2014-07-27 21: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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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华  
杨氏认为这是编译部门"偷偷地作了一件欺骗党、欺骗读者、欺骗哲学界的事情"。他曾责问过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指出:"同一个外国字:identity译作等同性,就是唯心主义,译作同一性,就是唯物主义。Theidentityofthinkingandbeing译作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就是唯心主义,译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物主义"。有人说列宁在书中批判的是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不是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不就等于说,列宁在这本书中批判的是Theidentityofthinkingandbeing而不是批判的Theidentityofthinkingandbeing吗?"这实在是"用了狙公朝三暮四,暮四朝三的耍猴子的办法来玩弄不懂洋文的中国人"。列宁此书相关译文的改版,使"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论争趋向白热化。?

   艾思奇先后于1960年和1962年发表《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再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随后被中央党校校长宣布"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争论的结论"的这两篇文章中,终于把学术论争上纲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艾氏指出:"思维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个斗争中恩格斯和列宁关于保卫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保卫了辩证法。今天,我们研究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不仅有巨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利于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二是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也就是说,"两年来中国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形势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思想--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是如何正确地反映了亿万人民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客观规律,而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如何通过广大人民的群众运动转化为排山倒海的物质力量,这正是充分体现了思维与存在互为条件互相转化的规律,充分体现了它们之间的辩证同一性规律的空前辉煌的典型。"因此,"不了解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的同一性,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就可能在认识上行动上犯错误。"什么错误呢?当然是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错误。"右倾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世界观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们在实际上正是形而上学地看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1964年在对"合二而一"的围攻中,杨献珍的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受到进一步批判。周景芳在《哲学研究》1964年第6期发表《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实质是什么?》一文,直接把问题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升到反对"三面红旗"的问题。周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杨献珍同志现在挑起的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同样的,他过去挑起的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论战也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在理论上,是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的根本修正,是要把辩证法逐出认识论,是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则是反对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革命群众运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周文结尾再次强调,杨献珍同志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实质上就是反对三面红旗,就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

   文革中,1967年9月,时年71岁的杨献珍因所谓"61人叛徒案"被逮捕,坐牢8年,1975年出狱后又流放三年。他的哲学观点受到全面"清算",否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成了带血的观点,其中于世成还被迫害致死。

   1970年12月29日,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人民日报》发表《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一文说:(1958年)革命和建设的迅猛发展,吓昏了一小撮右倾社会主义分子的头脑。刘少奇、彭德怀一伙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疯狂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攻击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党"夸大了主观能力作用",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时,杨献珍这个小丑以为时机已到,按照刘少奇的旨意,抛出了一个"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在哲学战线上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在这样歪曲事实并进行人身改进之后,该文认定,杨献珍否认思维与存在有辩证同一性,归根到底,就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反对用毛泽东思想能动地改造世界,就是要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蒙蔽群众,要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改造世界。杨献珍的这种反动理论,正是刘少奇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理论"根据"。这样,杨献珍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就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讨之"十恶不赦的问题了。

   1971年1月9日,这个革命大批写作组又在《人民日报》发表《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揭露叛徒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文。进一步指认"杨献珍抛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论',就是要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用毛译东思想挂帅,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供理论'根据"。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斗争,不是与政治无关的学术争论,实际上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的表现;杨献珍一方不是进行学术探讨的学派,"原来是在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卵翼下干了许多罪恶勾当的反革命派";这场斗争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名词概念之争,"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杨献珍一伙在这个问题上的活动,是刘少奇反革命群阴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又如,美学领域"时代精神汇合论"论战。

   1961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之《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之《礼乐新解》,《新建设》之《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新建设》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时代精神汇合论"。

   所谓"时代精神汇合论",就是说,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这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创作的特征或独创性,或天才的表现。就其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而言,曰时代精神;就其分别反映于具体作品而言,曰天才的表现。

   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引起轩然大波,"商榷"文章蜂起。从1963至1964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300篇,其中批评周氏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周氏观点的仅30余篇。其中姚文元与周氏在《光明日报》多次交锋。

   姚文元用一个阶级的精神来代替一个时代的精神,认为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的精神面貌,而不是一定时代的社会意识的全部内容。就是说,"文学艺术作品中的时代精神是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它反映革命阶级改造世界的实践的要求,反过来推动革命实践的发展。它是历史变革中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思想、情感、理想在文艺作品的集中表现,是一定历史时期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在文艺作品中(直接的或间接的)集中反映,是革命阶级和广大人民为实现一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斗争的精神面貌和它的历史过程在文艺作品中的强烈反映。"也就是说,文艺作品只能反映革命阶级的思想、感情、愿望和利益,一句话,就是反映一个阶级的精神世界。他指认时代精神汇合论是"脱离阶级分析的历史唯心论",是宣扬"阶级调和论",客观上适合于保卫腐朽的旧事物不被灭亡。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他看过周、姚在报刊发表的论战文章及其他相关文章。而对于金为民、李云初《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还看过《光明日报》的清样,并立即让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和姚文编成一本小册子出版,亲自写按语作序言:"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毛氏这段并不咄咄逼人的序言,既照顾了论战双方的观点,又照顾了老同学、老朋友周氏的面子。但文革爆发后,"时代精神汇合论"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黑八论"。

   再次,学术意识形态化是人文社科学科领域的学术批判。这是全方位的批判,除了上述哲学、美学论战升级为批判以外,还广泛涉及史学、法学、文学、伦理学、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乃至其它学科领域例如建筑学领域对梁思成复古主义的批判,生物学领域对谈家祯遗传学的批判等等。

   以文学艺术领域为例,除上述"时代精神汇合"论外,还有"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统统受到批判。

   所谓"写真实"论,就是主张"写真实"。原本是斯大林首倡、后由胡风在1955年1月30日《文艺报》第1、2期合刊附册发表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的报告》中首次引入中国的概念。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生后,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文学理论家及作家们又纷纷打出写真实的旗号,以抵制政治对文学界的控制。但是1957年10月,《文艺报》、《文艺学习》连续发表文章压制"写真实"。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中,周扬继续对"写真实"进行批判,将"写真实"划入修正主义。1962年,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的深化",又一次给"写真实"正名。但"现实主义的深化"随即遭到周扬等人的批判,"写真实"也再次挨批。

   所谓"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是1956年秦兆阳以"何直"为名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论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该文发表后,收到文学界的强烈反响。1958年,在反右补课运动后期,秦兆阳被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打成"修正主义"分子,刘白羽、张光年发表文章批判秦兆阳。秦被开除中共党籍,划为右派。

   所谓"现实主义的深化"论是1962年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针对反现实主义的文艺风气,提出"从'左'的方面来看则是否认这个(内部)矛盾。粉饰现实,回避矛盾,走向无冲突论。回避矛盾,不可能是现实主义。"他的观点后来被作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进行批判。

   所谓反"题材决定"论是1961年,《文艺报》发表《题材问题》专论,声称要"彻底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必须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不久,陆定一、周扬将《题材问题》专论中的观点写入"文艺十条"。二人于1966年遭到批判后,其罪名之一就是提出反"题材决定"论。

   所谓"中间人物"论是1962年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两次提到了写"中间状态人物",后来林默涵认为是重大问题,在得到周扬同意后,对邵展开批判,称其鼓吹"中间人物论",并于1965年撤销了其党组书记职务。

   所谓反"火药味"论是1959年田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的一次会议上说:外国人"看到我们机关枪、大炮响,他就害怕","不要专门搞大炮这个东西","这涉及到我们的方向问题"。田还曾说:"戏里要打炮","这是我们话剧走的魔道"。后来,田的这些言论以及夏衍等人的言论被归纳为所谓反"火药味"论,遭到批判。

所谓"离经叛道"论是1959年夏衍提出"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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