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繁斌:服务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知识扩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8 次 更新时间:2014-07-27 1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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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斌  
社会治理革命的言说应该是对特定知识类型解构的情绪表达或理性指称。以后现代阐述的知识学作为社会治理叙事的路径,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工业化社会的共同体-治理呈现的是创制秩序-理性官僚制的知识叙事,管理型政府是它的外部结构。那么,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叙事是什么呢?我们在相同逻辑支持下可以作出这样的表述:后工业社会的共同体-治理的图式,是关于群体秩序-合作制组织中轴的知识事件,服务型政府是其外部结构。从这样的理论图式来看,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及其存在,是一组具有高度排他性的知识系谱,有关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实质上转化为对这一知识系谱的陈述,假如这一理解以服务型政府知识化为表达,那么服务型政府知识化的逻辑起点和可能的、充分必要的知识图景是什么呢?

   社会治理的知识叙事首先是关于共同体秩序的把握,这是理论思维到目前为止都能接受的命题,共同体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霍布斯式的知识关怀,依然或隐或显地影响着社会治理的知识体系。以自然秩序、创制秩序和合作秩序为概念性陈述,作为对工业化社会及其前后共同体的表达,是在社会治理知识叙事中极为重要的见识。[14][P1] 其事实和思维的合理性可以在丹尼尔·贝尔的一段纲领性文字中得到阐释--前工业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对付自然(game against nature),劳动力起决定作用,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受到自然力量的制约,生活的节奏是由偶然的事件例如气候、旱涝、土壤肥瘠造成的,应对自然偶发事件成为主要任务;同时依赖自然就是屈从于自然的反复无常,自然秩序成为主导。工业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制作的世界(game against fabricated nature),这是个技术化、理性化的世界,生活的节奏由机器来调节,这也是个以等级和官僚体制为载体的组织的世界,人的待遇跟物件没有什么不同,而协调物件反倒比协调人更容易,技术秩序代替了自然秩序。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game between persons),但这个社会是群体而非个人的社会,它的原则是合作和互惠,它的模式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和团体组织合成的世界,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比管理事物更难。[15][P198] 贝尔的判断是,后工业社会对自然秩序、技术秩序已经不屑一顾,因为伴随后工业社会中轴性问题的转移,其共同体秩序的轴心也转移至群体-合作而不是协调和等级的关键词。

   社会治理的知识叙事是关于"共同体-治理"整体理性的陈述,其中共同体的秩序与治理模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的逻辑关系。正因为如此,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化,就不能不以共同体秩序的知识为起点。但是,仅仅发现知识起点还不能达到和满足知识学叙事的要求,还应该深入探索服务型政府知识化的结构图景。就本文的方法论立场理解,服务型政府是应该和能够化约为与后工业社会共同体秩序相适应的一套知识学陈述的,也只有伴随这套知识学陈述的清晰、完善,形成气质、秉性独特的排他性范式,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构建才能成为社会治理的支撑。因此,我们从规则知识化、功能知识化、场域知识化和角色知识化四个维度,尝试诠释服务型政府知识化的可能图景。

   服务型政府规则的知识化:从主权逻辑到公共服务主义。昂格尔在《知识与政治》一书中说:"对于政治思想来说,决定性的问题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这个信念是与这样一种学说相伴随的:我们解决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之难题的方式,又取决于我们回答政治思想问题的方式。"[16][P4-5] 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化,有政治思想的前提。在现代性进程中,人民主权是代议制政府的主导规则,政治共同体的知识化主要沉淀在主权的解释上。但在后现代转向中,主权知识已经从创制秩序的积极建构因素变为维护性的消极因素,以解放为启蒙的主旨也日渐丧失说服力。后工业社会共同体中政府构建规则,以公共服务主义超越了主权的逻辑并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话语,成为政府规则知识化的底色,是存在事实和规范的根据的。例如,狄骥曾说:"如今,公共服务的概念正在逐渐取代主权的概念而成为公法的基础" [17][P33] ,"公法的基础不再是命令,而是组织"。[18][P46] 狄骥的判断是想表明,国家不再是一项发布命令的主权权力,没有什么概念比公共服务概念更加深入地植根于社会生活,公共服务的概念在今天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同时,政府规则取向于公共服务的社会条件历史条件日渐获得。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中,"理论知识占据中心地位,成为创新和政策分析的来源",而且"社会由商品生产社会转变为服务性社会" [19][P252-253] 。吉登斯发现的生活政治对解放政治替代的命题,则可以说明公共服务意识形态化为什么能够成为认识政府组织和行动的一种视角。因此,伴随主权让位于公共服务而成为政府运转的中轴,服务型政府也就获得了知识化的合法性根据。

   服务型政府功能的知识化:从官僚制组织到合作制秩序。理性官僚制是一套科层治理体系并蔓延为社会结构,是把握世界社会的认识框架。后现代批判理论表面上是反思解构现代社会,但在根本上却是针对理性官僚制秩序的弊端。因为,政府的功能集中体现于理性官僚制及其对社会实施的规训,形成了一套自我控制、自我压制的科学管理知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理性官僚制构成了管理型政府功能知识化的体现。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合作秩序代替理性科层秩序是服务型政府功能所在,服务型政府功能的知识化体现在群体-合作秩序中。政府是可以化约为一套理性的知识,习惯了理性科层秩序的传统思想,是很难接受合作秩序对理性科层制替代的趋势,管理型政府功能的知识化实际上就是理性科层秩序的"殖民地",按照这样一套知识进行的管理不过是一个把复杂丰富的公共事务囚入封闭的科层知识中的规范化操作场域。合作秩序是服务型政府功能的知识表达,我们也可以在社会科学发展中看到合作秩序知识的增长日益丰富,从理性官僚制、后官僚制到合作秩序的进化脉络,从知识学角度巩固了服务型政府构建的信念。

   服务型政府场域的知识化:从中心-边缘结构到去中心化。政府对社会治理的影响总是在一定场域中发生和实现的,按照布尔迪尔的理论,场域是资源、权力、知识互动的系统,场域的自我再生产是其目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场域主要是社会治理的结构性,管理型政府的场域表现为中心-边缘的结构,官僚制秩序是这种治理结构的核心,管理型政府的行动都是维护这一结构和在这一结构场域中加以实施的,其典型符号就是国家,以至于在近代形成的社会科学传统中,"国家构成了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20][P87] 然而,在后现代转向中,这一知识状况已经开始变化。服务型政府的核心根基在于合作制秩序,基于合作制治理的场域已经从中心-边缘结构走向去中心化的结构场域,这一嬗变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场域知识化的方向,为这一场域重构提供知识学根据的是主体哲学认知的转变,[21][P67] 其中相互承认的理念、主体间性的认识论、承诺和包容的后形而上学哲学思想,促进了去中心化的合理性和趋势。总之,服务型政府的治理场域知识的转向为其知识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服务型政府角色的知识化:从权力本位主体到他在的伦理主体。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是涉及政府角色塑造的一个重要的知识学问题。近代以来的哲学呈现出"自我中心主义"和"他人中心主义"两种思路,但20世纪80年代的治理改革却无法根据这两种思路设计行动方案,改革陷入了方向不明的困境。因此,服务型政府角色知识化的原则,就是重新理解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自我与他人的无中心状态为定位,才能将每个自我都把自己放置到合作共同体之中的状况,每一个人都将通过合作行动去成就他人和实现自我。"自我中心主义"和"他人中心主义",都含有权力支配的性质,自我与他人的无中心状态则是一种他在性角色建构的伦理性质。按照权力支配逻辑形成的割裂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或他人中心主义,都与服务型政府角色难以相容。因此,服务型政府角色的知识化是他在性取向的,这既是理性知识的转换也是心智的调整,服务型政府角色的知识化是在与近代权力本位传统搏斗中指向伦理本体的知识学努力。

   在政府作为一套排他性知识学陈述的认识下,服务型政府的建构就是其知识化的过程和程度。后工业化是人类又一次生存性整合,传统管理型政府的和工具理性类型的知识,"不再在构建社会的力量上,占有重要的战略位置。"[22][P13] 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化是其建构自身的"体",离开这一"体"的关注而停留于一般化的制度、机制、工具的"用"的层次,则是难以获得成功的。

   三、面向社会治理的知识扩散

   服务型政府的知识化是社会治理叙事知识学转向的前提,假如在后工业社会的共同体秩序建构中,政府还不是可以舍弃的角色的话,那么这种服务型政府履行责任的方式和管理型政府的控制、命令、规训等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异呢?虚拟社会越来越成为存在方式,这说明后工业社会的程度在提升,因而"社会变成了唯一的现实,它不包括自然和物品,主要通过人们的相互意识,而不依赖某种外界现实被人感知。社会日益变成一张意识之网,一种有待实现为社会结构的想象形式。然而,用什么准则及道德观念来判定它们?比起以往,既没有自然,又没有技术,靠什么才能把人彼此联系起来呢?"[23][P200] 在后工业社会的知识密集型社会,尤其是群体秩序质量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代,基于公共性规范的知识扩散主题获得了研究"共同体-治理"领域的优先地位。如果说有可能以群体之间的合作制秩序替代理性官僚制秩序的话,那么作为不同于以往的共同体治理方式的知识扩散,就应该是主体之间的知识流动和知识分享,知识扩散成为应对差异性、不确定性的核心机制,在劳动力、商品这些曾经家园共同体和族域共同体中对人与人的联系发挥过作用的因素退却后,知识扩散开始在后物质主义生活中出场。

   知识扩散可以看成是与合作秩序、服务型政府相辅相成的同一系谱中的概念,它是服务型政府影响社会治理的方式,在社会治理中知识扩散这一重要问题的提出,还源自两项关系的嬗变,并使得知识扩散提高了合作秩序获得的可能性:(1)拒斥政府和社会之间本体论的区分。受工具理性的深刻影响,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质上是领域分割的专业化分工,完整的公共事务被认为划分为支离性的知识领域,并且彼此之间壁垒分明,突出的现象就是对政府和社会之间形成了本体论界面的分立。解决这一分立是重建社会科学的使命,正如在一份重建社会社会科学报告书中所说的,"如何消除十九世纪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从社会科学家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个方向事实上经常都被忽略了"[24][P82] 。知识扩散呈现的是相互影响的气质,是治理思想和行动"脱域化"的结果。(2)统一性、多样性和主题的冲突。在对受科层秩序支配的社会治理的研究中人们发现,近代以来的创制共同体的文化气质是对统一性的追求,标准化、无差异成为科层理性支配下的主流知识价值的衡量尺度,"政治场域,尤其是科层场域,具有哪些特殊的作用?行政管理的委派授权有着它独具一格的逻辑,正是通过这样的逻辑,科层场域在'普遍性'社会问题的建构和神圣化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25][P363] 但在文化思想的包容性发展吁求中,歧义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则成为社会治理的前提而不是需要被消除的问题,治理的主题或者问题取向发生了逆转,正因为如此,知识扩散就不是谋求某一主义的胜利而是如何降低歧义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风险的共识,而这也许可以说明知识扩散的合法性。

服务型政府是以合作秩序为元话语形成的社会治理主体,其以知识扩散方式影响社会治理的领域确立,是需要加以着重研究的问题。在管理型政府的社会治理实践中,其管理的领域是通过法律加以规定的,形成的是无法则不为的状态,服务型政府的知识扩散需要有法律的框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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