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霄:试论台湾分治的积极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11 次 更新时间:2005-07-22 00: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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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霄 (进入专栏)  

  

  “分治”一词,最早见于台湾,说是“中华民国”主权及于大陆,但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大陆这方面,过去一直是不公开承认“分治”这一说法的,但后来迫于形势,承认了“九二共识”,也就是“一中各表”,等于是默认了“分治”的说法。不管大陆这边对于“九二共识”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从开始不同意到最后抓住不放),也不管台湾那边对“九二共识”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国民党发明而民进党不承认),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的分治是一个事实。

  

  从大陆这方面来说,台湾不能统一一直是心中巨大的痛——无论对领导人来说,还是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但是,时序迁流,随着两岸交往的加深,国人视野的扩大和精神境界的提升,我们也应该象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说,以“一分为二”的眼光来看待分析台湾分治的事实。在肯定这种分治对国家利益和民族自尊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我以为,这种分治未必没有积极效应。

  

  说台湾分治有积极意义,是有风险的,很容易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但如果不存私心,真正以国家民族整体利益为念,我也觉得未尝不可以试论。下面试加分析:

  

  一、 分治提供了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使得大陆有了一个参照对象。

  

  1949年之后,大陆与台湾实行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因此,大陆与台湾,自然地形成了两种发展道路与模式的尝试、比较与竞争。

  

  1978年以前,大陆与台湾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一个是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1978年以后,双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是坚持专制政治制度,一个是搞民主政治制度。看官请注意,这里所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专制”、“民主”等词,均是中性的,不带褒贬。因为作者以为,一个制度的好与坏,不可抽象下定语,而是要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判断。

  

  先从经济模式上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竞争,台湾是成功的,但大陆也有自己的成功,就是在经济规模甚小的起步期,以计划的办法,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力量。但大陆的经济道路总体是失败的,其结果是贫穷落后,所以邓小平先生改弦更张,大张旗鼓地搞改革开放,也就是“补资本主义的课”。

  

  再从政治制度上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大陆与台湾在实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专制与威权(台湾在程度上要差一些)。但是,蒋经国先生于八十年代相继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实行民主制度,使得台湾人民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台湾政权也重获生机,并在国际上赢了分。而大陆这边,由于不能实行政治制度改革,不但影响了经济改革的深入,而且造成了社会公正的几近崩溃、糜烂性的腐败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形成了巨大的危机,并在国际上给人以“政治戝民”印象。瞻前顾后,虽然国人迄今对“六四”事件还有不同看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是因一种深刻的政治与社会原因触发的。而今天和今后,我们看到了和将会看到更多民乱事件。

  

  经常有人说“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这表明了台湾对大陆的样板作用。当然,简单地类比是不科学的,我在一定程度上赞成大陆许多官方学者和宣传部门的说法:大陆有十亿多人口,而台湾不过区区二千万;大陆是自力更生,台湾有美国的支持,大陆的自然条件也比台湾差。但是,这种说法只是表明了大陆的情况也许更加复杂而已,却不表明大陆的当权者更有资格和理由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台湾的分治,它所选择的另一种发展道路,以及它的成功,给海峡这边的中国大陆人民和执政者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样本,当然也给大陆的执政者造成了相当的压力。如果不是从一党之私和一小撮人之私,而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来讲,台湾的效应,无论是样本和压力,都是好的。

  

  这时我们就庆幸,如果当初台湾被大陆统一,这种正面的效应无从谈起。

  

  二、 台湾分治给台湾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

  

  我以为,民为邦本,人民的利益应当是我们考虑问题的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台湾人民在分治的状态下,得到了更大的利益,或者说,得到了更大的福祉。因此,这种分治,也就有了某种合理性。

  

  台湾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大陆,人民收入很高而且基本做到了均富。据宋楚瑜清华演讲介绍,其人均收入已达到12000-14000美元,1/5最高收入家庭和1/5最低收入家庭,其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4—5倍以下的水准。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还有其不成熟的一面,但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并且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在台湾而不是大陆,得到了真正的实现。

  

  假设,中国大陆当年统一了台湾,那么,台湾人民会有今天的幸福么?

  

  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认为国家统一高于人民幸福。他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共自己的历史: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要求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以实现国家统一时,共产党正是以“解放区是民主新区、进步之区”的理由抗命不交。当国民党政府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时,共产党以武力抗争,双方打起了内战,历时三年,并以共产党在大陆的胜利而结束了这一场“解放战争”。

  

  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多么的理直气壮。但今天事情好像倒过来了。面对台湾的“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攻势,在情理上我们还能占优势么?

  

  大陆“一国两制”政策之所以被台湾所有政党和绝大多数人民拒绝,就在于大陆的专制制度及这种制度下的人民幸福指数的不高。对此,笔者将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但有一点可说,就是如果分治能继续给台湾人民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这种分治状态的维持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现在大陆政府不急于统一,我以为是对的。但这种不急于统一,不能仅仅是因为打不过或不敢打,也要考虑到台湾人民的利益及福祉。

  

  三、 台湾分治增加了大陆的忧患意识和共产党的动员能力

  

  台湾分治的复杂性,不仅在于是两种制度的对比与竞争,而且在于美国、日本的介入,在于台湾独立势力的坐大。我们虽然认为台湾的发展模式优于大陆,也能同意这种分治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我们绝不同意台湾独立。正是台独的危险倾向和美国蛮横的插手,使中国大陆人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和忧患意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危难兴邦”。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成了台湾分治馈赠给中国大陆执政者和人民的一份厚礼。

  

  台独分子的嚣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美国的插手。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固然有基于基本价值观念的一面(台湾政权是民主政权),但也是实现其国家利益的一步棋。在美国赤裸裸地威胁大陆不能以武力统一台湾,否则就要武力干涉时,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大陆人民,都感到了莫大的民族耻辱。但是,在力不如人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以求后起。

  

  这种忧患意识,是在大陆当前道德水平下降、信仰出现危机,政治不清明,社会矛盾重重的形势下,一个最大的民族精神动力源泉。

  

  连带地,中国共产党也从这种民族忧患意识中,获取了一定的好处。

  

  大陆人民虽然对执政当局有诸多的不?M,但在统一台湾问题上,却有高度的一致。因此,凡是有利于申扬和宣泄这一诉求和意识的政策、决策和言行,都受到了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中共制定《反分裂国家法》,邀请连、宋访问大陆,为收复台湾扩军备战,都得到了中国人民坚决的拥护和热烈的喝采,胡温新政也因此而连连得分。

  

  但是,这种民族主义,是一面双刃剑,弄得不好,有可能伤害自己。最近朱成虎将军关于为收复台湾不惜与美国打核战争的讲话,就是一例。朱将军的说法,顺应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显示了中国的决心,是好的;但是,即便按照朱将军的说法,以“西安以东中国所有城市化为废墟”的代价收复一片焦土的台湾,又对谁有好处?

  

  我们特别要警惕,中共在国内矛盾激化时,以收复台湾来转移矛盾,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或者在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增加的情况下,以一种偏狭的动机轻启战端。我们要记取中越战争的教训。(改造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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