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慨:告密体系及其社会创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9 次 更新时间:2014-07-24 21: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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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慨: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这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1960-70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O.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成为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亦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und Schwert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 formers and their Impacton 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今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她面对镜头说。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对过去重新定义。”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东部德国,有些人不请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可以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可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两个月前,翁贝托·艾柯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仅有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他们事后足以为集体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东德却没有英雄。

  

   羞耻与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

   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时,她立刻遭到了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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