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7 次 更新时间:2014-07-24 21:3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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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平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的与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胜利会师了。此时,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党中央率先召开这次文艺盛会,显示了新政权对文艺的高度重视,与会代表都把能参加这次盛会当作毕生的政治荣耀。

   与会的文艺界代表824人,可以说,除了极个别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家之外,稍有点儿名气的作家都得到了邀请。然而,一度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的姚雪垠却不在其列。显然,这不是出于一般的原因。

   几十年后,有位作家在回忆录中透露,当年姚雪垠搅进了一桩“公案”,“以致上海当时文艺界的一切公开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

   什么了不得的“公案”,竟从政治上宣告了作家姚雪垠的“死刑”?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澄清事情的真相?这堪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笔者钻进图书馆,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拣,“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结果发现,这桩“公案”与20世纪40年代胡风发动的“整肃”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默杀”

   1946年,中华文协广州分会会刊《文艺新闻》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向读者透露出姚雪垠已遭“清算”的消息:

   姚雪垠的名字,大家谅不会生疏吧,他是一个“作家”,曾经以“进步”的招牌出现,现在终被清算,在近十年中,我亲眼看见他成名,但,也看见他没落,人世浮沉,真不堪想象呵!

   那时,有哪个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郭沫若、茅盾等的全力推荐,蜚声海内外;《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国共两党评论家的齐声叫好,甚至有人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再版三次,销行数万册。如今抗战刚刚“惨胜”,其创作被誉为“抗战文学里程碑”的作家却遭到了“清算”。这变化真让人弄不明白。

   “清算”运动并不是中华文协组织的,而是文协领导之一的胡风独立发动的。胡风决定清算姚雪垠并非出于个人私怨,而是出自某种历史原因,其发展也有一个由缓而峻的过程。

   1943年以前,他们就像是两颗方向相同而轨迹平行的流星,没有碰撞的机会。

   姚雪垠1943年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胡风的只有一篇《谈论争》(1940年),是探讨新文学运动历次论争中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在谈及“默杀”这一战术时,他提到胡风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1942年8月,姚雪垠在《〈创作论初集〉后记》中不点名地批评胡风的文风,批评他“不肯通俗化”。

   胡风在此前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姚雪垠的名字,但,这并不是说,胡风没有注意到姚雪垠的作品,尤其是颇负盛名的《差半车麦秸》。作为抗战文协的理论部负责人,胡风有责任关注抗战文坛上的新动向,评价与推荐佳作。他确实在这样做,但他绕开了姚雪垠的作品。

   姚雪垠并不知道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已经牵涉到文坛上的历史恩怨,更不知道一场风暴将要来临,直到胡风“清算”的大棒打到了头上,才恍然大悟胡风当年的态度正是他熟知的论争战术--“默杀”。

  

   “天才”

   1938年底至1942年年底,姚雪垠一直在第五战区体验生活。《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都创作于这个时期。

   胡风从未去过战区,抗战初期他曾宽容地赞扬过那些战区作家,说他们是在“努力地用自己的方法向民众突进”(1939年)。抗战中期,他却这样写道:“战争初期,有些作家忽然到了前线,又忽然跑回后方,不几天又跑上前线,……他们是把上前线去当作从前的进咖啡馆了。这样的作家当然不能写出好的战争作品来。”(1942年)

   姚雪垠并不是胡风所指的“忽然”作家,他在抗日前线呆了四年之久,直到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才来到大后方,受到抗战文艺界的欢迎,国共两党的报刊都争着发表他的文章。当年,文协改选,姚雪垠当选理事并任理论部副部长。胡风时任理论部部长,两人成为同事。奇怪的是,我们在姚胡二人的回忆录中找不到关于此段经历的片言只语。联想到胡风此时对战区作家的轻蔑态度,姚雪垠受到胡风等的冷遇,也不足为怪的。

   姚雪垠性格耿直,郁积心中的对胡风等批评家“默杀”态度的不满,日久自然也会流露。1943年初,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需要批评》的文章:“目前文坛上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管作品好也好,歹也好,大家默然。从表面上看,文坛上风平浪静,一团和气。但是这种现象的骨子里却很坏,它会使这文坛荒芜起来。好的作品没人提到,没人注意,往往使有前程的作者在悠长而艰辛的旅途上感到寂寞,甚至也许会感到疲倦。”

   党的文艺工作者弥补了姚雪垠的遗憾,安慰了姚雪垠的“寂寞”。这一年里,《新华日报》组织了三篇文章,称赞姚雪垠为“最肯花费匠心来使用中国大众语文的作家”,“在文学语言创造上,有了灿烂的新成就”。可见,至少在这一年,中共文艺核心对姚雪垠是充分信任和肯定的。

   姚雪垠任职文协期间,是否与胡风有过冲突,这里不敢臆测。他曾在文协“辞年恳谈会”上宣读过一份年度工作报告,题目叫《论目前小说的创作》(1944年初),高度评价了抗战小说界的现状:

   今日要期望早一点有天才出现,就必须给天才以成长条件;要期望早一天有伟大作品,就必须给伟大作品的出现以便利。

   胡风主持会议,对姚雪垠的总结未置一词。早在1942年底,他便认为抗战文坛到了“逆流”期,而姚雪垠的评价却相反;姚雪垠在报告中为天才所进行的呼吁,更引起他心中的反感。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天才》(1944年9月)的杂文,对姚雪垠加以嘲讽:“自信是天才,也可以的,但不能老是'怀才不遇'地喊着我是天才呀,你们不优待我呀……对于敌人,这不算是什么战法,对于友人呢,恐怕只能算是市侩主义了: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

   胡风文中虽未点名道姓,但,“重庆文艺界一提起'天才'来,无人不知就是雪垠!”陈纪滢在回忆录中饶有风趣地描写过姚雪垠的“天才”表现:

   雪垠有才则唯恐人不知,如后来回到重庆,每逢大小会议,他必发言,发言往往不中肯綮,只卖弄他的能言善道。有一阵子,他往往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写作技巧',又与《易经》何干?但雪垠往往就这样云山雾罩,几乎要从开天辟地、钻木取火、茹毛饮血讲起,你说他不是发疯吗?

   至于胡风在文中挖苦的索要高价的“天才”,却另有故事。1943年下半年,文协联合作家呼吁提高稿费,据说开会商议时,姚雪垠曾附议尊重出版界按不同标准支付稿酬的惯例,最后,会议还是决定提出“千字斗米”的斗争口号,而姚雪垠的附议也传出去了,引起某些人的反感,于是谣诼随之而来。作家孙陵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

   重庆文协为了稿费问题曾经开会讨论,文协底口号是“千字斗米”,而雪垠则主张应有分别,并且为了加强他的主张,他提出“妓女”为例。在开会时提出这种比较,诚然荒谬,而且不伦不类,他这样说道:“譬如逛窑子吧,红姑娘底价格,就要比年老色衰的窑姐儿高几倍!”(《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则传闻不太可信。但姚雪垠提出应有区别地提高稿费确有其事。

  

   “整肃”

   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大后方,宣传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重庆文艺界整风开始。进步文艺界以“读书小组”为组织形式进行学习,每组若干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和风细雨。

   姚雪垠参加了“读书小组”,经受了批评。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4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萝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地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

   胡风也参加过类似的“读书小组”。他在《再返重庆》中写道:“乃超在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是为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乃超约了十来个人,除他和我外,记得有蔡仪,其他人就不清楚了。”由于胡风的态度颇不合作,此后他便与读书小组无缘,更没有进行过自我批评。

   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胡风出于他的责任感,独立发动和组织了文坛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以后甚至成为导致他也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在这篇影响很大的文协总会的文件里,他总结了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从“两三年前开始了强烈的生长,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他把“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归纳为三类:其一,“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其二,“对于生活的作假的态度”;其三,“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胡风认为“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他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

   他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生,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一些青年;他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及作品,有时还指示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

   1944年7月24日,石怀池批评姚雪垠和碧野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石怀池把他们的作品圈定为胡风所指的第三类,批评他们描写了“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更有甚者,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其后,众多蜂拥而至的批评便把胡风文章中所谓“对生活的卖笑态度”和石文中所称“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干脆地诠释为“娼妓文学”或“色情文学”了。从此,姚雪垠便被某些人轻蔑地称为“娼妓作家”或“色情作家”。

   这些不负责任的批评激起了文坛强烈的反弹情绪,茅盾率先指出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毛病主要不在内容而在结构上”,而且越写越好,“第二、三分册--特别第三分册--在小鸟啾啁之中有金戈铁马之声,甚至不妨说金戈铁马之声终于成为基本的音调了。”

   第一轮攻势受挫,胡风并不灰心。1944年底,《希望》创刊,他又推出《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论主观》等论文,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这种煞有介事的姿态引起了进步文坛的惶惑。黄药眠等纷纷提出质疑。

正在领导国统区整风运动的中共文艺领导也警觉到胡风对整风运动的干扰,1945年年初,冯乃超组织了两次会议,与胡风讨论关于“客观主义”及《论主观》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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