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不应过分苛责北洋政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 次 更新时间:2014-07-22 21:47:23

进入专题: 北洋政府  

高全喜 (进入专栏)  

    

   关于一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教科书从来没有客观中立地把故事叙述出来。因为我们的教科书大体上处于革命史观之下,而且这个革命史观是双重的,即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革命史观。这两种革命史观对一战的论述,尤其是北洋政府和一战的关系的论述,基本是批判性的,或者说是扭曲化的,并且他们调用了民族主义的悲情。以前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在两个革命党所激化的民族悲情之下,显然就会把北洋政府骂得一无是处,把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夸大到了不得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战到底怎么回事?所以首先很重要的是,历史学家要把它恢复成一个真实的过程,我们要在真实故事的基点上,来思考一战与中国思想的激变。在此之基础之上,我来谈几点看法。

    

   不应对北洋政府过分苛责

   第一,从外围来看,中国与一战的关系,暂且不谈思想史的关系,首先要确立一个坐标。一战是欧洲国家在主权国家形态相对比较完整的情况下,围绕着国家利益进行的外部争夺、资本扩张、殖民地重新调整等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的背后,有一套国际法的制约,是正常的现代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战争。但是中国和一战的关系,不是正常的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初建,初建的民族国家羽翼还不丰满,甚至内政外交的基本制度框架、人民的认同性以及国家执行能力,都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之所以没有建立起来,不能说是北洋政府的无能,而是因为它本身是在一系列约束的情况下出现的。比如,《中华民国约法》给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设了一个重大陷阱。比如,宋教仁案意味着中国宪政初期的夭折,使得本来可以正常建设的国家发生了变化。宋教仁作为国民党的一个领袖,某种意义上不主张革命,而是主张议会斗争,如果他不被刺,可能当了总理,民国宪政也许会不一样。那时候袁世凯底下的军阀还没有成气候,国家奠定之后有了宪法,宪法之后有制宪,然后有政府,还有议会,就开始进入国家建设。正常情况下,假如到了一战发生,(国家建设)应该已经初见成效,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至于那么失败了。所以这个过程是宋教仁被刺扭转了(历史),尤其是之后的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等一系列事情,使得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国家能力非常脆弱。

   当然我们讲伟大的政治家,可能有重整家国的能力,使这个国家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但是历史的演变(责任)不能在北洋政府一系,而且孙中山国民党的激进主义,从来没有承认过袁世凯,他认同的是后来南京的中华民国。在这个意义上,从辛亥元年就有一股革命的激进力量,虽然革命的正当性在当时是有的,但是建国后就应该停止革命了。权力不是让给袁世凯,而是让给一个选举出来的总统,应该搞和平建设了,结果谁刺杀的宋教仁就一直说不清楚。这历史迷案暂且不说。总的来说,民初国家建设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国家能力非常弱。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能对北洋政府太苛刻。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一战之后所谓的国民党的黄金十年,没有民国这十年的社会建设和资本家的建设,怎么能有黄金十年?中国发展最好的是1927-1937年。但是1927年之前的这十年,说起来是军阀混战,实际上军阀哪有混战过?通电打打仗而已,实际上经济发展很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功劳是要讲的。国家层面上一直没整合好,社会的自生自发建设在北洋这十年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国民党相对来说还可以。所以在这点上,对于一战过程中的北洋政府,要站在当时的历史角度说,给予同情和理解,确实不是很优良,但是不至于那么糟糕。

   一战时的中国是一个初建的现代国家,而参与一战的西方诸国则处于扩展时期。我们的国家刚刚构建,政治也不成熟,所以对于这一段历史,没有过多的可指责的,它是客观事实,你可以指责北洋政府无能,我同样可以指责革命党捣乱,各打五十大板。这就是中国当时的现状,这是第一个故事,而一战后的那些是第二个故事。

    

   俄国带给中国的灾难远大于日本

   第二点,谈到思想演变,一战的五年,加上之前、之后战争的发育、演变、扩展期,大约前后有十来年,中国确实进入了第二代思想家的时代。但可惜的是,第二代思想家时代是更扯淡,因为第二代不如第一代。第一代有康梁、张謇等诸多人,而第二代里头,有自由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可惜的是,源自第一代严复的自由主义没有占主体,第二代思想家胡适的自由主义,虽有一脉血统,但是没有占主体,这比较可惜。我们要问,为什么一战前后自由主义没有兴起,反而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兴起了呢?这是某种程度上运气不好,赶上了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上升期,整个知识界的潮流有点所谓的“世界公理”,旧的西方世界瓦解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逐渐升起了。这是一个大思潮,所以知识分子像胡适这样的人,都曾经有过一段简单的迷恋,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里面最让人佩服的是徐志摩,虽然他是个诗人,但从来对这一块都非常斥责。所以说这首先是一个大环境,即世界格局,无论是中国还是当时西方的知识界都不成熟或者幼稚。就是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代表世界公理,只是一时之短长,但很多人迷恋了,西方的知识界也有这样肤浅的认识或者被迷惑,那么中国的知识界显然更是容易被迷惑。

   第三点,日本在中国的关系中是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日本并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最致命的因素。虽然从历史上来说,在中国好的时期,日本人出于它的国家利益,确实在使坏,比如甲午战争时期,民国时期,日本确实挺坏的,但问题是还有更坏的。而且我们要站在大国角度上,比日本历史更久远的大国,体量比日本大,思考的尺度也应该比日本大,所以就可以理解日本虽然带给我们很多灾难,但作为一个小国、它要生存,它的国家利益就是要做这个事。那我们虽然记住这段历史,但应该超越中日关系的恩怨,尤其在今天谈这个问题。因为中国跟日本的矛盾不是根本的,根本的矛盾在俄国,至少相当一段时期内,俄国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远远大于日本。我们反省这段历史,不能过于强调日本的关系,还要向日本学习,至少日本现代转型比我们好,宪政发展了,国家文明,国民精神也好,这不够我们学习吗?所以要超越中日恩怨,气魄要大。

    

   民族主义不可极端

   第四点,当时的民族主义有正当性,任何一个国家有民族主义都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不能导致极端。俄国导致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是极端,民粹主义也是一种极端。正常的、理性的民族主义适合一个国家的正常建设,是一个正能量,但问题是怎么能够理性地处理好这把双刃剑?不能说一见到民族主义就怕,也不能说民族主义就是一个好东西,只有一个审慎的、理性的民族主义才是好的,尤其是中国具有超大负荷的国家,稍微大一点人家就怕,更要审慎。现在中国的筋骨发育不强,却要向人家展示肌肉,这不是愚蠢的民族主义吗?在这点上,民族主义更应该理性、健康和自由主义相结合,这才是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北洋政府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读史札记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497.html

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