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勇:我这十年的权利思考

——《中国民权哲学》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81 次 更新时间:2005-07-21 01:14:04

进入专题: 权利  

夏勇 (进入专栏)  

  

   夏勇:《中国民权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9月第1版,该自序缩略版载于《读书》2004年第12期,151-159页

  

   这本书起名《中国民权哲学》,是要表示,它既是关于中国的,也是中国的。在内容上,它旨在叙述中国文化和社会场境里的权利理论,一方面,把中国发生的事情用权利话语加以理解和分析,另一方面,从中国的文化立场和经验视角打量当代流行的西方权利理论,予以必要的重述、修正或挑战。在立意上,它是写给中国读者看的,旨在勉力为解决好民权这个防治恶行、固本兴邦的大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智识资源。至于称“民权哲学”,乃是因为本书仅仅以民权或公法意义上的权利问题为重心,还算不上覆盖面很广的一般意义上的权利哲学,尽管本书也用了不少的篇幅讨论权利哲学的一般问题。

   编写这本书,有农民工拉车爬坡时步履维艰的痛沉,也有建筑师精心绘制蓝图时踌躇满志的愉悦。1991年底写完《人权概念起源》,实际上几乎用尽了我自1982年从教以来的积累。1992年,《人权概念起源》出版后,我一度认为,自己对权利的思考再也跳不出这本书的框框了,于是,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接地气”,作社会调查,既为研究权利问题积累素材,也想为老百姓论证一些权利,争取一些权利,并由之彰显或实现或许因过久岑居于思想逻辑的象牙塔而可能萎缩变态的心性。从1993年初到1994年秋,从东北辽阳到中原洛阳再到西陲景洪,一共走了近二十个村落。访谈攒下的不少一手资料,虽然至今大多数还未整理和使用,但它们给了我很好的感觉,或者说,让我找到了感觉。

   在乡村行走,与乡民接触和交谈,的确使我这个自幼长于农村但离去甚久的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并增添了一往无前的力量。在中国,“农村”既是个地域概念,又是个政治概念。“农民”既是职业身份,又是政策身份。农村和农民是国家最坚实的基础和根本。无论是从人口的比例,还是从苦难的程度,我们都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当是乡民的权利;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当是农人的人权。我觉得,正是与城乡二元格局相适应的明显不平等的特殊身份,使乡下人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和城里人很不相同,并拥有不同于西方工业化过程的特殊经验。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入,乡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这预示着,倘若重新厘清权利义务关系,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把利益保护转化为权利保护,把发家致富、安定祥和的生活意愿凝聚为民主决策、尊重权利、依法办事的政治意愿,乡村就不仅是大规模经济改革的策源地,而且还会成为实质性政治改革的策源地。正如我在《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一文开篇所说,这个思路,把我从对农人权利现状的记录和叙述,拉回到对社会成员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原理的思考。

   其间,1993年10月至11月,我第一次出国,周游德意志、英吉利,四十多天一口气跑了三十多个机构和大学。欧洲传统文明的震撼力激发了我对故乡故土的不无痛楚的眷恋与热爱。一路上,寻觅《人权概念起源》描述过的一些早期权利文本和见证权利斗争历史的著名机构和建筑,亲睹我在书里分析的自古希腊罗马以来逐渐发育出人权思想的逻辑结构并率先完成近代权利革命的斯土斯民,观赏在我和朋友们正翻译着的伯尔曼《法律与革命》里数次出现的莱茵河仍静静流淌,凝视书中提到的与罗马法、教会法、日耳曼法和中世纪新兴城市法有干系的若干古堡、市镇历经沧桑却依然留存,造访我和友人正在翻译的人权哲学著作的作者米尔恩这位苏格兰瞽衰老人,以及面对倒塌未久的柏林墙的断垣残壁,会见当起“倒爷”的前东德驻华大使……所有这些,都对我反省和调整自己正着迷的学术研究有着某些至少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当时,无论在中国的贫困乡村,还是在欧洲的繁华都市,每每从我心底油然涌起的冲动,就是“想做事”。

   那段时间里,我思考较多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同意关于权利是现代法制的“核心”或“基础”的预设,已经同意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动乱、法治不昌的祸根在于治人者有权、治于人者无权的解释,还同意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后,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能够享受最广泛的民主、最真实的权利,那么,在权利观念空前兴盛的最近一百多年里,尤其是辛亥革命“立宪”、“共和”以后,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在面对强权的时候还是那么束手无策、虚弱无助?他们怎样才能够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真正享有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他们究竟是怎样看待权利的?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公民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过去由党和政府保护得好好的利益,现在却遭受侵害,过去不曾有过的权利要求现在却提了出来,而且越来越高涨?民众的权利要求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法律支持和文化支持吗?进一步,为什么最近一百多年来,权利在中国成了一个流行的术语?为什么中国社会在古代并没有强烈的个人权利要求,到了20世纪随着标示“民主”、“自由”等字样的多次革命取得成功和工业化不断推进,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要求反而越来越高涨?难道这是可以简单地用西方文化的影响或所谓“现代化”来解释的吗?如果说权利的语词及其相关联的制度设计初创于西方文化,难道中国人对权利的要求也出自西方文化不成?……带着这些问题,我把关注点放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相关解释,尤其是试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构建解释权利发展的理论框架,进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权利意识和保护机制的变迁,并试图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这个努力,体现在我和朋友们合作编写、于1995年出版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一书。书中我写的两篇长文和执笔起草的问卷设计,大致代表了这个时候我的所思所求。与《人权概念起源》的出版不同,该书的出版还引发了一些批评和争论。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批评和争论,虽有误读与未解之处,其实有意无意地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如,关于中国场境里权利现象的理论预设,关于解释中国人权利的可靠方法,以及同这两点密切相关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立场和判断。1999年,我和同伴们把新近完成的关于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问卷统计分析资料补充到原书里,经个别修改后,出了修订版。现在,我把该书里我写的长篇论文分解成四个部分编入本书,即第五章“权利发展及其与中国之关系”,第六章“公法权利生长的理论模型”,第七章“中国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过程”。此外,从1993年到1995年,围绕《走向权利的时代》,我还写了一些相关的短文,例如,《从社会研究权利,以权利促进社会》、《研究乡民的公法权利》、《辽阳访谈随感》、《批评本该多一些》等,考虑到本书的逻辑体系和技术体例,我把这些短文放到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朝夕问道》一书里。与那些可以作为本书章节的正门八经的论文相比,这些文章似乎要显得鲜活一些。其中,《批评本该多一些》是我就《走向权利的时代》的有关评论写的回应。从这类文字里,读者或许会更多地了解当年权利研究的思想轨迹,更多地了解《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的由来,当然,也不妨瞅瞅我三十出头时的性情。

   及至1995年秋至1997年秋在查尔斯河畔的小阁楼里潜心读书和写作,看新书,修新课,遇新知,寻新理,我的思考又有了一些变化。例如,修斯坦纳(Henry J.Steinar)教授的国际人权法课,反而让我对国家层面的事情更为注重;修昂格尔教授的课,让我打消了对“外来人”闯入西方理论体系并在其中自由翱翔的能力和智能的疑虑;与费正清中心、哈佛燕京学社和东亚法律研究中心的多类学者过从,使我不停地琢磨“别人如何看我们”、“我们如何看我们”、“我们如何看别人”这三个维度的问题;接触有权利斗争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居民,参与他们的多种社区活动,使我对西方人权利背后的社区、宗教、道德和制度因素更为关注。当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对这些人的前辈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对我来讲,最有意义的感触有两点。其一,这些普通的居民其实对美国以外的世界了解很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人权以及中国人了解更少。他们通常没有出国的机会,也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出国,有限的新闻媒体似乎是他们了解和判断外界是非、臧否人物、表达情感的主要渠道,所以,大多数人难免染有知寡而言多、强词而夺理的毛病。有时候,我想,倘若美国的霸权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真是十分危险的。其二,这些人在文化、学术意义上的预设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有着很大差异。在经典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如霍布斯、洛克的学说里,他们被预设为与他人没有积极关系的单纯的个体。在像我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学者那里,他们也向来仅仅被预设为典型的、纯粹的个人权利主体,预设为权利文化的代表者、个人自由的张扬者。实际上,他们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和社群观念。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主要是社区活动、宗教活动;各式各样的法律把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制度化、程序化了;违法犯罪虽然千奇百怪,但并非常态,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理解为对铁定秩序的反抗。权利是他们很少使用的物什,只是在制度上可以保证作为最后的诉诸手段。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说他们是“孤独的权利持有者”,似乎有些夸大了。

   用英文写《权利与德性》一文,对我来讲,是痛苦而有益的挑战。我似乎又回到权利的本原问题。不过,我已不再像写《人权概念起源》一书的有关部分时那样,把关注点放在为什么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而是意识到了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以足够的主体精神来建设性地提炼、融合或转化中国文化里的权利要素,以中国人的话语加入到当代世界的权利哲学对话里。在作出这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识别中国文化的个性,也要识别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性,既要交流,也要汇流,即,既要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主导思潮汇流,也与之有效地交流。在《起源》一书里,我似乎只满足于人权问题上的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的辨异和不乏勉强的融通,例如,设问中国文化传统是不是与人权相悖,如果不相悖,为什么没有人权概念和制度,如何在现时代运用中国的仁道尤其是和谐观念去贯通人权。这些问题不可谓不重要,但毕竟还是隔着厚厚的一层。

   这个时候,我的思考范围还从编写《走向权利的时代》时对公民权利危机的忧虑伸展到对公民道德危机的关注。我逐渐认识到,就美好的人类生活和健全的社会制度来讲,对个人尊严的信仰和对社会责任的信仰是不应该分离的,也是不可分离的;应该更多地从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角度,来强调对民主和人权的道德承担,强调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强调关于妥协与中和的政治意愿;应该努力锻造一种德性,一种新德性。

   于是,我提出“德性权利”概念,并以政治参与问题作为案例,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哲学和经验素材等视角多维度地阐释这个概念。德性权利论本身,标志着我不再像写乡民权利的文章时那样,把利益个别化和个别化利益的增长,作为叙述和解释当代中国人权利生长的不二法门。我开始从人的道德资格和意志的角度来研究权利,并由此开出一片权利的文化解释空间。在我看来,强调德性并不必然导致贬低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提升个人权利也并非必然削弱对集体利益的道德关怀。当代中国道德话语的枯竭,既导因于传统价值和学问的衰落,也导因于“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的附带结果,因为在这种模式里,德性遭到滥用。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政治道德化,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道德价值政治化,应当把政治参与理解为既是德性的践履,又是权利的实行。这样的思路,无疑超出了《走向权利的时代》。希望读者诸君能够认真地阅读这篇文章,帮我好好琢磨一下德性权利概念及其相关的学理,看它究竟能否成立,为什么能够成立或不能够成立;如果能成立,它的解释力如何,边界又在哪里。

当然,十多年前出版的《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一书里的有关研究对于理解中国权利哲学,还是不可或缺的。正是这样,我特意把1991年写成、后几经转载和修饰的《人权与中国传统》作为本书的一章,希望它能够有助于理解中国民权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夏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权利  

本文责编:黎振宇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法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7640.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