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定核:理性、信用和自由的市场

——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个案解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61 次 更新时间:2014-07-18 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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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定核  

  

   一、引子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借助了无数推动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恐怕莫过于信用杠杆。借助于授信人与受信人的关系,货币及其背后代表着的实物资源得以流动,最终结果是效率改进和财富增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合理配置与使用资源。从中足以发现,“信用”实质上是一种机制,它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信用机制的完善与否决定了市场的发达程度。从众多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个无需证明的简单命题:建立、健全市场体系,首先和最重要的要有一套有效的信用机制。

   经济学有一条近乎公理性质的命题:人是有理性的,理性的含义简单地说是其行为准则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标准。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排斥个人理性,而代之以集体的理性,更为确切地说是政府理性。这里,理性的含义是“社会(全体人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命题成为计划经济的根基,但随后,针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使我们看到了这种理性的局限性。但是,目前是否真正准确把握了对这种理性的认识还是个问题。

   证券市场是信用机制的高级代表,其重要性已有众述,不容质疑。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迅猛发展,这当中政府起了重要作用,也引起了不少非议。稍加思索,就不难发现其中众多奇特的矛盾组合:一方面埋怨政府插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又不时要求政府救市;而政府也发现,本来应该间接管理的市场,自己却越陷越深,动用了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预手段。这突出体现在用纷繁复杂的行政条例,对具体的市场行为作出众多的限制性规定。

   整理以上思路,我们可以从看似无关的题目中发现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在逻辑关系:政府究竟代表何种理性?这种理性对市场,尤其是当前证券市场的建设起到了什么作用?这种理性又应该起什么作用?本文无意对政府在市场化体系及其建设中的角色作出具体定位,而试图对影响这一价值判断的根本观念作一思考评价。

   二、理性、政府理性及理性的谬误

   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是:“人是理性的。”现代经济分析用“效用最大化”代替了传统的“利润最大化”假定,理性被理解为“人能根据自己面对的约束来作出反映一系列欲望、期望与偏好的选择,且能做出的选择宁愿更多,而不是更少”(Becker,1976)。理性人假定伴随经济学已存在了几百年,这期间无论怎样放松假定,其内在的逐利要求(“最大化行为”),作为理性人的根本特征却从未改变过。米瑟斯(Mises)把最大化行为当作“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来看待,认为这一逻辑是不言自明的理论前提;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则把最大化行为假设看成是对普遍经验事实的概括。各种各样的利益要求(在形式上,一个最为突出的体现,就是对于逐利机会的创造)成为经济系统运转发展的原动力。在这里,个体的理性往往表现为群体的非理性,市场处于混沌无序(事实上另一种有序)的状态。个体理性并不必然暗含着集体理性,个人会为自己的利益去寻找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因此与别人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博奕论的“囚徒困境”模型,即表明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个人最优和社会最优的不一致。集体行为会产生个人单独工作的鲁滨逊社会的不存在的问题,包括欺骗、“磨洋工”、搭便车(free rider)、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合乎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以及“选民冷漠”(voter apathy)等等。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奥尔森指出由于个体之间协商需要成本,从而很难达成一致以获得“集体产品”(Olson,1965)。产权和交易费用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也都强调了这些问题。人们发现,理性事实上是有边界的,即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在经济系统内部或市场上,并不存在一个万能的出清者;个体在利益所及的范围内表现出理性,理性的边界则表现为利益的边界。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这里认为,个体理性在受到西蒙(Simon)所指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约束及人类自身理性能力(神经、生理和语言)的限制以外,还受到个人利益所及范围的制约。如选民们如果认为选举结果与自已利益关系不大,为减少成本就会表现出“冷漠”或保持“合乎理性的无知”。

   计划经济认为,个体理性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无序,能为政府理性所弥补乃至消除。原因在于,这种政府理性的边界已扩大至全社会利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有效地防止无序,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组成的政府或计划当局,第一能够知道民众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和偏好,从而能够知道所谓的“社会福利”或“全民利益”是什么;第二政府能够根据这种被知的需求偏好,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使其得到极大限度的满足;而个人却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或仅知道“眼前利益”而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导致“非理性”。在集中计划体制下,决策出了问题,不是因为体制的弊病,而是因为“计划不科学”、“政策失误”、管理者“素质差”,等等,换上一个更好的专家就行了,因为只有中央计划者与管理者所组成的政府是“有理性的”。然而,计划经济所表现出的弊端让我们发现,政府理性并不能完全替代个体理性。当两种理性并存的时候,经济仍有可能无序,更重要的是,这时那种不断创造逐利机会的内在冲动似乎并不明显。于是我们开始改革,承认个体理性的存在,并尽可能地让之发挥作用。同时相信政府理性能够对无序进行控制,并且赋予政府理性一项创造性的功能:制度创新,相信能够由此获得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我们可能已走入一个误区。其实,承认两种理性的并存,就应该承认政府也并非那个万能的出清者。政府也是系统内生的,又如何对经济系统实施控制呢?在我们以国家的名义颁布一个又一个法令,对本属市场化的行为作出行政限定时,有否考虑到这一点呢?破除了计划经济的神话后,理性的谬误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在承认市场的同时,认为政府是一个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独立者。

   这种谬误直接导致一种隐患: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代表,相信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也是可以废除的。事实上,内生的政府其每一种行为都对经济系统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其行为的随意性、危害性极大。

   下面让我们从理论上剖析“计划经济神话”和“政府凌驾于市场之上”这两类忽略个体理性存在而导致的“理性的谬误”。

   原来以为可以充分显示人类理性的计划经济,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它的弊端,充斥着浪费和低效。在理论上,计划经济关于“理性”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也就是“中央计划者”,同个人一样,它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受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约束,以及自身能力的限制。兰格(Oskar Lange)提出国家计划部门可以运用大型计算机,通过计算求解一系列联立方程组,以模拟市场,确定价格、工资和利率,从而平衡供给和需求,进行合理的经济核算并解决资源配置。实际上,为此所需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搜寻能力和处理能力,兰格的设想只能成为“计算机乌托邦”(Computopia)。前苏联经济学家诺沃日洛夫在1964年曾引述一位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卢什科夫的一句话,说用当时的办法编制计划,全苏联人民都投入到编制计划的工作中去,也要到1980年才能编成1964年的计划。另有人说:“基辅的数学家已计算过,仅仅为乌克兰编制一项精确的、十分完整的物资和技术供应年度计划,就需要全世界所有的人工作一千万年。”(亚历克·诺夫,1979)

   除了政府的理性并不“完全”,而是“有限的”以外,政府也并不总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公共选择理论、管制经济学理论等都对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传统的假设提出了挑战。在现实中,政府是由理性人组成的,它并不一定以社会福利为其决策的目标函数,而是往往服从于经济中的某些特殊利益,成为“被俘获的政府”(Captured government)。政府不同时期的政策,代表着占据优势的利益边界。在我们看来,这种利益边界理应代表公共利益,然而事实上它是分层的。首先,它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其次,它代表决策群体及其所处的小集团利益。作为统治阶级的利益代表,其理性会受到非统治阶级的其他各阶层的怀疑;作为小集团利益的代表,统治阶级亦应对政府理性持谨慎态度。如何防止小集团利益所带来的非理性,在各国并没有统一有效的方法。改革所带来的各阶层分化,也使得政府理性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认为政府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理性的谬误”,根源在于传统的“计划”思想方法。市场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其核心首先在于依赖一般的“个人”,其次,它的基本运作方式就是一般的“个人”有利己心,追求最大化的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易。个体理性是市场的基础,尽管如我们上面已指出的,个体理性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矛盾,但是,现代市场表面上的“无序”,实际上是有别于集中计划体制下的另一种秩序。市场依靠个人之间、企业之间互利而自愿的交换与契约来配置资源,而不是依靠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行政隶属和计划分配。市场也并不是完全排斥政府理性,个人之间的交易需要政府起到保护产权、稳定经济、增进平等等重要作用,只不过政府不再是传统体制下执行所有者职能,在各种经济事务中充当当事人、决策者的角色了。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只应是人们之间相互管束的形式之一,它既不是政府的首要职能(保护产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契约关系),也不是市场的首要约束(自律与契约)。但是在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计划的思维定势导致一些人认为政府可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用传统的计划办法来管理甚至任意废立市场。他们仍然认为,政府的理性远远优于市场的基础——个人理性,许多场合要由政府理性来替代个人理性。在改革的设计上更重视“自上而下”,由专家设计替代个人思考。希望方案一出,人们都按此统一行动。应该承认,改革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某种“自上而下”、有领导、有步骤进行的办法,甚至要强制执行。但是,市场化的改革同样要以个体理性为基础。只有处在各种特殊条件下的当事人自已,才知道最合适的体制和管理方法,知道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措施,就像每个人最知道自己的需求和偏好一样。实际上,我们已取得的改革成就,绝大多数出于当事人自己的创造。许多用政府理性代替个体理性推出的方案,并未能收到政府所预期的效果。以下笔者试图运用已构建的理论框架,对我国证券市场加以分析。

   三、政府理性与市场及信用关系的发展

   我国证券市场是政府主导推动建立的,其中不难发现政府理性所起的作用:股份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及转换经营机制,同时向社会筹集闲散资金,既可以满足资金要求,又可以减缓通胀压力。这是政府理性在推动股份制改革方面的出发点和基础。无论这种理性(考虑公共利益)是否适当,证券市场还是从无到有地建立了起来,很难再返回到起点。而且在某些方面,这一改革确实达到了目的,增加了公共利益。

   与此同时,政府还是个市场的管理者。从股份制改造的主要目的——筹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看,政府理性将保护投资、抑制投机作为管理的主要内容并不奇怪。目前,对于投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允许一定的投机存在,过度投机则应抑制。这里有可能存在两个误区:(1)将投机视为一种附带成本,能抑制的尽可能抑制;(2)相信政府理性能对投机的适当程度作出正确判断。现实中,如果忽略在这个市场上存在的个体理性,就很容易陷入此类观念上的误区。

政府希望证券市场是一个进行长期投资的稳定场所,这无疑有其道理,但问题是该对新兴市场作何要求;另一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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