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2 次 更新时间:2014-07-16 17: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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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这种超常的发展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断攀升,从1978年的2.3%到2000年的7.4%,再到2008年的22%。(17)

   从这些惊人的数字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当代中国是一个在经济总量上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尤其是市场、贸易、金融产生着巨大冲击力。中国经济的状况、走势和相应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中尤为明显。

   其次,从人均国民总收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产业结构等指标看中国经济实力。

   200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770美元,仍居世界100名以外(2007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360美元,仅居世界第132位)。我国科技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约39%,而发达国家这一比率则超过70%。我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1.52%,而发达国家超过2.5%,如日本已达3.5%。我国的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8.6%,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值29.8%;而第三产业为40.1%,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值66.3%。(18)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又是一个经济结构不够合理、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与创新开发度偏低、人民生活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如果再考虑到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模式,考虑到在世界经济链条中从事低端制造品、进行加工贸易为发达国家提供商品,而自身消费水平却较低,以及城市化、教育程度、管理水平等因素,那么中国经济实力中的"水分"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中国经济尚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程度与水平上的差距。

   那么,从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上来讲,上述两个分析视角及其相应结论能否协调、如何协调呢?本文提出以下两个观点来进行回答:

   其一,在审视和研究中国的国际定位时,要特别关注其经济发展的冲击力。一国的国际定位是在国际关系的大棋局中通过比较、衡量确定的,也就是说它存在于相互比较的关系之中。经济实力的高与低有多项评判指标与要素,但当它与国家的国际定位相联系时,冲击力应该说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里所说的冲击力,是指一国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或经济超常发展)对国际社会造成的非同一般的影响力。这种冲击力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贸易份额、外汇储备的大幅度提升,外部市场的竞争性和内部市场的吸纳性,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或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国际秩序。当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就体现出这种冲击力。如前所述,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而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进程至少持续二三十年,所以经济发展的动力在该时段内不会枯竭。(19)以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2030-2040年间,中国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中国生产的廉价消费品仍有竞争力,而中国现代化进程所必然带动的经济建设与消费水平的提高,又吸引了全世界的资金、技术与商品。今天,中国已是世界铁矿石第一大进口国,石油第二大进口国。莱斯特·布朗曾大胆假设:如果2031年中国达到了美国的生活水平,那世界现有石油产量的127%、汽车产量的138%、纸张产量的193%都将被中国一个国家消耗掉。(20)除此以外,另一个被时常提及的问题是,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日益增加。美国能源部预测,2003年至2030年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增幅4.2%,居世界第一,2030年占世界总排放量24.5%。(21)另一数字显示,2005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19%,预计2030年达27%。(22)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经济的外部性越来越强,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在外部性与相互依存性不断增长的过程中,中国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对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国际机制客观上产生了冲击。G8+5的准机制化,"金砖四国"峰会的召开,G20地位的凸显,以及提出改变国际金融体制,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要求,都与中国崛起所彰显的经济实力有关。

   不言而喻,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实力提升所产生的冲击力是个动态的概念,它的可持续性有待研究和审视。但是在特定时段内,它所产生的冲击力无可置疑,这就要求国际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探讨国家的国际定位时尤其要强调这一点。强调冲击力的必然逻辑,就是承认具有冲击力的国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而是新兴大国,所以在国际定位时,要标示出这种国际关系意义上的特殊性。

   其二,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新兴大国与发展中国家是两个并列而非替代的定位与评判,不必非要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新兴大国的定位侧重于从国际关系角度,动态地审视和分析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和冲击力。尽管新兴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具有爆发性、冲击性,但未必全面而持久。只有做到全面而持久的影响,这个新兴大国才会被国际社会视为真正的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大国。新兴大国与全方位大国、地区性大国、小国,或时常提到的霸权国、挑战国等均为国际关系中的术语,原本就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在同一个系列。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更多地立足于对一国综合国力、发展程度与阶段的判定,一般而言,涵盖的时段更长久,评价的指标与参数更系统与规范。相对于新兴大国的定位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稳定性更强,而且其现实作用绝不仅仅适用于国际关系,还适用于国家建设、发展的各个领域,是规制国家总体战略的指导性原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伴而生,它们是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一对范畴,尽管这对范畴也被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但其独立性是显而易见的。

   当代中国既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日益被认同的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这两个定位反映了不同的视角,强调了不同的内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与把握中国。但是对于当代中国国际定位而言,新兴大国的定位更有针对性,更有解释力,也更能表达中国正在走向大国的事实和力争成为大国的意愿。因此,在定位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时,时刻不要忘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与基础。这是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第一个维度。

   (二)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实力是客观的,具有客观性,而一个国家和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关系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的选择。讲到中国的国际定位,就必然涉及中国如何看待和处理同生存其中并与之密切交往的国际社会的关系。

   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它既体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上的主导地位。冷战的结束宣告了两极体系的终结,但支撑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主导性力量、制度、理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是二战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但是由于国内政治的分裂,又由于西方制定了扶持台湾、抑制大陆、反对新中国的政治外交政策,中国被隔离于国际社会。尽管1971年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被恢复,但总的来讲,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批判者。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历史性的社会转型,但这一转型首先还是局限于国内,表现为政治理念、指导原则和相应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以及融入全球化,坚持对外开放战略的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搞上去"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政治,至于中国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关系,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等问题相对而言尚处于辅助的位置,还来不及作出全面审视与战略性评估。所以在改革开放中期之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加强,中国一方面利用现有的国际制度(特别是国际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对现有的国际制度持有戒心,批评性多于建设性。换言之,在改革开放中期之前,中国与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基本上是批评、利用和慎重、有限参与的定位。应当说,这是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一个最艰难时期。拒斥还是参与,批判还是合作,抵制还是遵循,摧毁还是塑造,两种政治理念与政治选择时常碰撞,制约着中国和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关系。

   改革开放中期以后,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决定权显著提高,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走向了一个新阶段。这时,上述两种政治理念与政治选择的碰撞尽管并未消除,但已明显向后者倾斜。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最能说明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国的国际定位使用了认同者、融入者、改造者、参与者、支持者、维护者、建设者、塑造者、合作者等词汇,阐述了中国对待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观点的重大变化。中国政府的态度同样是鲜明的,自党的十五大(1997)以来,无论是在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还是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一再强调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新关系、新定位、新原则。以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为例,报告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23)"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为此,应该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恪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24)"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5)显然,从这些指导性原则与主张中,人们不难察觉和体会到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中国国际定位的转型。而今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人们对中国与国际社会之关系的更流行见解则是:"中国是一个(或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以及中国政府的上述指导性原则与主张,在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后身份、角色的猜疑与担心方面起到了何种程度的作用,能否给予更具体、更确切、更有针对性的解释与补充。毫无疑义,负责任大国的定位和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指导性原则与主张,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并对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在国际定位上的立场和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表述过于原则,内容也比较含蓄,留有较大的余地和想象空间,所以仍然会产生歧义。我们应该直面并回答如下尖锐的问题:负责任大国要负什么责?向谁负责?如何负责?而这一切都指向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换言之,作一个负责任大国就必须是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只有对负责任大国作出这样简洁、明确的阐述,才能揭示其确定性内涵,从而澄清中国和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关系的种种疑惑,展示当代中国在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框架内和国际社会一起推进国际事务的改革,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诚意愿与努力。

   如果说参与者、合作者、遵循者、塑造者是对负责任大国的简洁概括,正面回应了中国和现有国际体系及国际秩序的关系,那么这四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之间又有何关系呢?

   显然,参与是前提。中国定位为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就意味着,认识到尽管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关系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有其不合理、不公正的一面,但是这一体系与秩序又确立了以国际法和国际机制为基础,承认主权国家平等,维护人权与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等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理念与原则。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这些理念与原则得到了进一步认同与张扬,并有新的发展(如对发展权、环境权的强调,对责任主权、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倡导等)。因此,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既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现实发展状况,又维系着国际关系的正常交往与运转。任何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反对与拒斥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热衷于扮演革命者,那么就很难求得自身的发展,也无益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理性的选择就是积极的参与,在现有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内发挥作用。

合作是参与后所要采取的第一个实际行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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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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