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实现公平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第一源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0 次 更新时间:2014-07-14 00:07:56

进入专题:     1、过程的公平         2、机会的公平     3、程序上的公平     4、国企改制三条件         5、如何完善市场经济    

丁礼庭  

  

   实现公平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第一源泉

   前言

  

   本文是我在九年前2005年写的文章,现在看来,至今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因此我借爱思想网站把它重新发表,希望读者批判指正!

  

  

                                          2014年7月14日

    

  

          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也谈公平和效率》中分析了目前我国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和劳动时间严重地影响了他们自己接受再教育和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将严重制约他们的劳动能力的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提高,从而将严重制约社会经济效率的持续高速发展,并主张把注意力从物质财富和生产力上转移到人的因素上来,主张从全面提高社会全体人员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着手,通过提高人均劳动生产力和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的途径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在此我们有必要从公平和效率的辨证关系来再论实现公平是提高效率的最有效的“第一源泉”。

  

          (一)、实现公平和平等是提高效率的第一源泉。

  

            国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之认为公平和平等是效率的制约因素,从而主张效率优先,我们在此暂不讨论个人经济利益因素,单从理论上来分析,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公平和平等仅仅局限于最终产品的分配,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的影响,真如恩格斯在晚年时用《共产党宣言》中的“代替那个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这句话来高度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那么我们也应该可以有理由认为这一命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的主题。但是我们认为真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构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时,把注意力片面投向了产品分配,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空想原则,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上述主题,“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最后流产。

  

   我们先分析“按劳分配”,其实这一原则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缺乏可操作性,根本无法实行。按照按劳分配的概念是: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和“人们通过自觉的劳动,在作了部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劳动成果归劳动者私人所有。”,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成果根本无法计量,劳动的质和量改根本无法互相转换,如造原子弹的工程师和推手推车的工人的劳动成果无法比较,因此分配也没有统一标准,也就无法将劳动成果作了必要扣除后归还给劳动者个人所有。因为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劳动成果只能通过市场交换,经过市场的检验,才能转换计量,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在交换中才具有分配标准。什么八级工资制,干部二十六级等,全部彻底地是“长官意志”。分配既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单凭长官意志无标准地决定,必然是不科学的,不合理的,不公正的,因为决策者也有私人利益要追求,他们奖励的不一定是努力劳动者,而可能是“关系户”、“抬轿子者”。并且真是由于这种过程上、机会上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低水平的平均主义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致命伤。

  

   我们再来分析“按需分配”, 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间收入上的不平等是基于个人的劳动效益,劳动成果,社会贡献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基于人的劳动能力,身体素质的不平等,这种劳动能力,身体素质的不平等正是人们天生就有的,是基于父母天生及后天个人的努力造就的,所以说这种基于个人天生的劳动能力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贡献的不平等所决定的消费品分配的不平等,也就是现实的平等。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绝对平等,也就是现实的不平等,因为在不同的劳动成果,不同的社会贡献中实行平均的分配,也就是劳动能力差的人剥削了劳动能力强的人的劳动成果。而且这种共产主义的“不平等”是建立在保护落后、制约先进基础上的不平等!

  

   因而我们像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那样,应该追求社会经济全过程的公平,即“程序的公平”、“机会的公平”以及“产品分配上的公平”的全部的、完善的公平,也就是贯穿于市场经济运行全过程的最大的公平原则——“公平竞争”的原则。有了经济全过程的公平,才能有最后分配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只有有了足球场上的健全的,公平的竞争规则和公正的裁判,才能公正地决出胜负,有了公正的胜负,才能激励足球水平的提高。试想如果我们没有公正的健全的比赛规则和公正的裁判,人为地把所有比赛结果变成平局,那么足球水平从何提高?”在这里公正的胜负结果的前提是竞争全过程的公平,即通过公平竞争,以个人的无限欲望来激励人们努力劳动,在个人致富的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从而达到生产力和社会的高速发展。

  

   而且不管是马克思的按需分配的“结果的平等”,还是市场经济强调的“过程的平等”,它们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通过各自的“平等原则”来达到一个相同目的――通过解放人和人的创造性实践能力,人的劳动积极性、能动性来达到推动生产力和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达到人类自身的充分解放,发展和进化的目的。即“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和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恰恰是“过程的平等”能激励人的劳动能动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结果的平等”只能是保护落后,剥削和制约先进,从而制约和压制人的生产积极性,结果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们说,“经济全过程的公平”,包括程序上、机会上和分配上的公平,即市场经济的最大原则“公平竞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限度的相对公平和相对平等的原则,也是社会经济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的第一原泉。

  

   但是只要社会上存在任何投机取巧“成功获利”的方法,那么大多数人就会放弃正当努力而跟着走捷径,那么经济过程中的程序公平和公平的游戏规则就会受到破坏,而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也会受到影响,最终社会经济效率也就无从可谈。而目前我国社会上最轻松、最取巧的赚钱方法就是以权谋私的腐败,目前到处泛滥的腐败真在以以身说法的“一夜暴富”的实例,来教唆着大家投机取巧走捷径获利。其结果就是社会经济效率受到伤害。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任何经济效率都来自于公平的激励,没有经济竞争全过程的公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效率。

  

   (二)、国企必须改制,问题是必须真正做到过程和机会上的公平。

  

   我们同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由于国企体制上的“所有者缺位”的先天不足,我们也同意郎咸平教授以铁的数据揭露的前期“管理层收购”过程中的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如果照此严重不公平的方案实行,那么反而会进一步损害社会经济效率。我们认为国企改制的目标必须彻底改变“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其方案有三种:

  

   一是通常的改国有为私有,但必须在价值评估、职工善后安排、招标转让的全过程彻底地公开和公平,并且真正做到全世界所有人一律平等,都有权和管理层一样公平招标和公平竞争的机会。鉴于目前的集权管理体制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我们认为只要存在绝对的权力,就必然地成为腐败的土壤,所以上述方案很难真正实现。

  

   二是郎咸平教授提出的保留公有制,但我们认为必须改变目前“所有者缺位”的现状,补上能够有效实行监督的“所有者”职权。很明显,国企的真正所有者就全国人民,老百姓最有效的监督职权就是使他们手中神圣的每人一票真正有效——实行真正的、完善的全民普选和三权制衡为基础的民主宪政。因为这不但是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更换。……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1】而且民主宪政也是任何公平、正义、繁荣昌盛的国家的前提条件,甚至也是社会管理运作上成本最低的社会体制之一,虽然在几年一次的选举时期耗费较大,但它化的不是纳税人的钱,而是普通公民的捐款,由于民众的民主监督力量和法制的保障,它比起绝对的权力下的腐败损失来,真是微乎其微。

  

   三是在民主宪政和法制保障下的私有化是最佳选择,因为这样既能保证私有化在过程上和机会上最大限度的公平,又能使所有者直接监督管理企业,在一般情况下比公有制间接监督管理来得效率更高。

  

   因此,任何有效率的国企改制方案的前提,就是首先必须保证整个国企改制全过程的公平,如果没有全过程的公平,就不可能真正有效率。

  

   (三)、如何进一步深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

  

   我们同意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于目前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是市场经济不充分和不完善的观点,但在如何进一步深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的观点上我们和他们有根本的分歧,我们认为:首先是充分和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必须具有民主宪政和法制的保障,其次是因为目前我国所有重大问题的症结就是以权谋私的腐败,腐败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最大障碍,所以唯一的出路是必须运用民众的力量来制衡绝对的权力和制约腐败,也就是必须加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全民普选和三权制衡为基础的民主宪政和法制体系,从制度上保障、完善和促进市场经济的调节功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也就是保证市场经济过程的公平,这也是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没有民主宪政和法制保护的、在集权政治统治下的市场经济必然腐败,除了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1949年前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韩国,还是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马科斯统治下的菲律宾,以及一些非洲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出现腐败和动乱,我们决不能重蹈他们的复辙。

  

   (四)、就是运用再分配杠杆提高社会福利的话,也不会影响经济效率。

  

   我们认为只要我们保证在经济全过程中的公平和机会上的公平,承认和保护资本利润,在收入上上不封顶的情况下,高福利政策只会有限地影响富裕阶级的收入,但却能够保证大多数劳动者和他们的后代的受教育和再教育的权利,保证他们享受基本医疗待遇,从而有效地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能力和劳动积极性、能动性的提高,就能够从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着手来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这也是北欧高福利国家能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真实原因。

  

   另外,目前我国经济长期受到严重的国内消费不足的困扰,如果广大民众有了教育和医疗的福利保证,他们就能够放开手脚享受他们应有的消费水平,就能够从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  

  

                                                                                                       2005.3.28.

  

   【1】:《马恩选集》第二卷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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