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等东亚国家从历史修正主义感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可能危险，担心日本再次破坏东亚安全秩序，损害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而西方舆论并不担忧日本军国主义复兴，也不认为其为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美国国务院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甚至在《外交事务》撰文支持安倍政府改革日本自卫队、强化军事能力。他们主要担心历史修正言论导致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失控，担心日、韩这两个美国最重要的东亚盟国之间裂痕加大给中国可乘之机。此种立场主要体现了美国在东亚推行战略再平衡的安全考量。因为安倍的历史修正言论，日本的和平主义形象已经被破坏，西方舆论对日本右翼民族主义的担忧明显上升。此外，美国保守舆论开始将历史修正言论视为有利于安倍提升日本安全地位，重塑日本国际角色的战略性举措，并主张美国从安全利益出发接受安倍参拜的既成事实。

　　 意识形态敌意和安全利益的考量，使西方舆论表现出其偏狭和偏见：

　　 （1）基本回避自身在东亚“历史问题”产生过程中的责任。无论对日军国主义不彻底的清算、还是《旧金山和约》对争议岛屿主权模糊处理，都是主导对日占领的美国政策选择的结果，而此种选择又服从美国对苏、中冷战的战略需要。《开罗宣言》中反法西斯同盟关于日本归还侵占领土的庄严承诺，在当下的西方舆论中，很少被探讨。

　　 （2）“护日”倾向。在抨击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言论同时，西方舆论也一再报道安倍的“对话”表态，而中、韩两国政府却显得不依不饶。西方舆论很少分析安倍“对话”表态的虚伪性。那些让安倍政府“对话”表态成为“假唱”的迹象，如安倍亲信和阁员历史修正言论、安倍本人在历史问题上的易变性等，在西方舆论中似乎并未影响安倍的“对话”愿望的诚意和可信度。在安倍因参拜而受到国际舆论围剿后，日本国际形象受损进一步让那些亲日势力忧心忡忡。西方舆论仍然将日本视为西方阵营中的一员。西方自由派在历史问题上对安倍政府的失望，乃是对日本没有坚持“与我们一样”的失望。奥斯林那样的保守派对日本则降低甚至放弃了“与我们一样”的要求，选择让日本“对我们有用”。珍妮弗·林德甚至主张，美国应该以西方的人权价值观来对东亚历史纷争进行意义重构，将侵犯人权的重点关注对象从历史转向当下，团结日本打压中国。美国由此可以实现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统筹贯通。

　　 （3）对中国反制行动的意识形态和阵营偏见。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对中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中日之间很少“中立持中”，遑论对中国公开同情和支持。在2013年，路透社的相关报道基本上展现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挑衅邻国的形象，并将安倍本人描绘成“右翼民族主义”者。但从2014年初开始，路透社刊发多篇关于中国反制行动的文章，塑造了中国在联合国和西方咄咄逼人地开展对日“宣传战”的形象。一篇文章还指中国在西方提升对日宣传战，努力在西方和日本之间制造裂痕。奥斯林除了从安全考量出发为安倍参拜辩护外，还专门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攻击中国，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一系列反制措施称为“外交憎恨机器”。文中如此论述：“中国最近专注于重新挖出日本帝国的阴魂来抹黑和孤立当下民主的日本———这个唯一能够破坏中国野心的近邻强国”。该文还颠倒黑白地指责中国政府利用反日情绪，故意恶化双边关系并拒绝负责任的外交。

　　  

　　 ［作者简介］汪舒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 《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