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舒明:西方主流舆论对安倍政府历史修正主义的认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 次 更新时间:2014-07-13 19: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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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舒明  
并断言安倍是“右翼民族主义者”。2013年4月安倍发表侵略定义“未定”论后,西方媒体关于安倍民族主义路线的评论有所增加。持准官方立场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所在2013年5月发表的报告中,就从安倍的民族主义话语、与右翼组织的关联、任命持民族主义立场的阁员等方面,将安倍描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其亲信发表关于历史问题的挑衅性言论后,西方媒体的批评升级。即使持保守立场的《华尔街日报》也于2014年2月26日刊发题为“日本民族主义抬头”的长文,文中从政党政治、流行文化、对中韩好感度下降、对美国敌意和不信任感上升等方面描绘了日本国民集体转向民族主义的态势。

   受安倍鼓舞的日本“仇外型”极端民族主义让西方舆论尤其警惕。2013年10月7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更以“武士归来”为题发表文章,塑造了日本民族主义好战、在中日之间制造争端的形象。2013年8月20日,《朝日新闻》发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格卢克的采访。格卢克认为,日本仇恨型民族主义的发展比安倍更为危险。在2014年2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人权报告也担忧日本极右翼势力的仇外倾向。3月17日,戴维·皮林发表在《外交政策》的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日本右翼的“民族优越论”,以及其对日本帝国野心的支持。

   西方舆论还对否定东京审判、修正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企图保持警惕和高压。2014年2月初,安倍新任命的日本广播协会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大放厥词,称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美国对日本领导人发起的战后审判是为了掩盖美国的战争罪行,这些罪行包括投放原子弹以及对东京进行大规模轰炸等。他的言论遭美国驻日大使馆的强烈谴责。《时代》周刊2月7日也以“日本广播协会官员:我们没有犯下战争罪,都是美国瞎编的”为题表达愤怒和谴责。《经济学家》报道了安倍政府内部充斥右翼,以及安倍本人使日本广播协会右倾化的努力。在2014年2月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报告也担心安倍的历史观会与美国人关于自身在二战和战后对日占领中的角色认知产生冲突。

   日本右翼在历史认识问题与西方存在的价值观裂痕固然让西方主流舆论担忧、愤怒,但令西方(尤其美国)更为担忧的,是日本历史修正言论所体现的“地缘政治迟钝”。

    

   二、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导致西方的安全焦虑

   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论,伴之以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化举措,在东亚(尤其中国)被视为现实的安全挑战。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并未像德国那样得到应有清算,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仍然存在,因此,东亚国家一直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复活保持着高度警惕。中韩两国日本之间的领土主权纠纷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残留的问题,因此,领土主权之争与历史情感又形成了紧密关联。实际上,领土纠纷本身也是东亚“历史问题”的一部分。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日本右翼的历史修正言行并不仅仅是一种对国民身份认同和尊严的情感性挑衅,本身也令人想起军国主义在日本的复活。彭光谦列举安倍政府的一系列右倾化举动,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不可回避的现实威胁”,中国必须“随时准备以雷霆之势,坚决粉碎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切实做好应对战争偷袭和不测事件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中国还倾向于将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与日本重整军备的动向相关联,将之解读为对战后以来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挑战。

   在西方,日本右翼历史修正言论同样引发了安全担忧,这主要体现在美国政府和舆论的态度中。奥巴马政府一直在通过公开和非公开的方式向安倍施压,要求他在历史问题上不要挑衅邻国。安倍参拜后,美国驻日大使表示“失望”;2014年3月6日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又称,参拜是“使地区形势复杂化的行动,不具建设性”,“实际上会影响到别国”,并使美日之间合作变得困难。美国类似的立场和表态主要并非出于价值观分歧,而主要出于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国会研究所数份关于日美关系的报告,其主要着眼点就是日本政府言行是否会危及美国在东亚的安全利益。2013年8月的报告担心安倍及其内阁成员会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步骤或发表声明导致地区关系恶化,进而干扰地区贸易融合,威胁美国盟国间的安全合作,使业已紧张的对华关系进一步恶化。2014年2月的报告进一步论析了安倍参拜之举对美国安全利益的损害,包括加剧东北亚地区紧张、损害日美信任等。④具体而言,西方主流舆论在日本历史修正主义问题上的安全关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担心中日对抗升级,可能导致美国被拖入中日之间的战争

   自2012年以来,日中关系已经因为岛争变得日益紧张,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论则使此种紧张关系进一步向“历史问题”延伸并因之加剧。西方舆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两国之间围绕历史和领土问题不断升级的紧张态势。安倍参拜后,欧美媒体密集报道了中日之间的外交和舆论战,关注着两国之间对抗的升级。傅高义也对此深感担忧,专门撰文探讨中日之间如何降低冲突风险。他指出,“如果不正视未解决的历史问题所带来的愤怒情绪,就无法消除紧张局势。”2014年1月23日,安倍在达沃斯论坛上再次口出狂言,将当下的日中对立与一战前的英德矛盾相提并论。这尤其受到西方舆论的广泛担忧和批评,《金融时报》称之为“可怕和具有煽动性的”,并称“中日在东海展开战争的可能性正迅速成为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之一”。美国舆论尤其担心此种紧张导致“擦枪走火”,使美国被迫卷入中日战争。约瑟夫·奈和陆克文联合撰文指出,“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国家领导人的意图,而在于较低层次上的误判的可能性,在于‘事件处理’方面的有限经验,以及竞争性民族主义气氛下的局势升级”。卡彭特如此表达此种担忧:“尽管日中之间的武装冲突尚不太可能发生,但趋势令人不安,目前甚至无法排除爆发战争的噩梦”。美国领导人愚蠢地坚持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立场,“让美国站在了日益加剧的中日对抗的前沿。”

   2.担心美国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内部裂痕加剧

   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论同样重挫了日韩关系。针对安倍的日韩对话提议,朴槿惠以历史问题为由一再拒绝,甚至公开质疑日韩进行首脑峰会的意义。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全面冻结了与日本的外交对话,包括一些双边的国防和军事交流项目。即使经美国勉力撮合于2014年3月参加美日韩三国峰会,朴槿惠对安倍仍然冷脸以对。中、韩两国则相互接近,通过多边和双边途径开展合作,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对日共斗”局面,包括慰安妇问题上联合对日、在哈尔滨建立安重根纪念馆、在西安建造韩国“光复军”纪念设施、韩国归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韩国的遗骸等。

   西方媒体关注着日韩关系的不断恶化和中韩在历史问题上的合作和接近,此种态势让美国尤其沮丧。安倍参拜后,企业研究所学者迈克尔·奥斯林如此评论:“如果连我们在这一特殊地区的两个主要盟友都不说话了,那我们如何能开展行动?”国会研究所2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提出日韩关系恶化使日美韩之间的三边安全合作变得复杂化,不利于日本提升军事和外交影响,以及部署三国统一的反导系统,还可能导致美国与其中一方的关系恶化。2014年3月核峰会前夕,奥巴马政府极力撮合日韩这两个盟国参加首脑会晤。《纽约时报》如此评论其背后的战略动因:日韩两国间的不和日益成为白宫不安的源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白宫担心中国会利用这种憎恶离间美国在亚洲的两个重要盟友。这将导致中国在东海更加自由。存在分歧的日本和韩国就核计划向朝鲜施压的效果也会打折扣。①正因为如此,美国政要一再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避免使本已紧张的韩日关系进一步恶化。

   3.担心美国的战略再平衡受到负面影响,但西方舆论界的观点出现分歧

   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旨在防范中国、管控东亚潜在的安全危机,但并不希望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冲突。这一战略客观上要求美国的亚洲盟国之间加强团结,也要求日本这个关键盟国更积极地承担美国的“配角”。美国期待和欢迎日本政府提升安全能力、强化美日同盟的举措。

   对于安倍提升安全防卫能力的举措,西方一直持支持和赞许态度。但对历史修正主义,西方舆论界在整个2013年都大体认为是一种性质恶劣的行为,而且对改善日本的安全地位并无助益,反而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带来冲击。2013年4月《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认为,安倍无视历史会损害日本通过改革强化自身安全地位的合理的目标,“对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旧情绪只会让安倍更难推动国内改革,难以获得周边国家的认同”。《金融时报》8月1日的一篇文章如此评论:(美国)亚洲战略平衡容许日本提升军力,但日本安全地位的调整必定引起北京、首尔和其他国家的悸动不安。因此,“必须以最大限度的外交技巧和谨慎态度加以处理”。而安倍政府的做法“实在太严重而且太危险”。

   到2014年初,美国舆论界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奥斯林将参拜解读为安倍配合其外交和安全政策以重新定位日本全球角色的全方位努力的“战略性一招”,并主张美国接受参拜现实。天普大学日本校区的杰夫·金斯顿则将安倍参拜之举视为别有用心地妖魔化中国,在中日之间制造危机,为推进自己不得人心的施政议程误导日本民众。这两位学者都不否定参拜对日本与东亚邻国之间关系的伤害,但都认识到参拜在安倍减轻日本国内安全政策改革阻力中的工具性作用,区别在于前者将之视为有益于美国安全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赞许了安倍的战略谋算,而后者则仍将之视为美国的挑战。

   此种安全焦虑,折射出西方对新世纪以来国际格局转换的认知。安倍上台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对东亚地区安全的紧张态势忧心忡忡。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而且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变得更加强硬。东亚海域的领土主权纠纷正在升温,危机四伏。朝鲜核问题陷入僵局,朝鲜政局变动频繁。美国在中东、中亚严重受挫,其以“战略东移”防范中国也感到力不从心。2014年3月美国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到:“长期的主权争端或者对自然资源的不同主张带来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破坏性的竞争或者发展成冲突的风险加大了”。美国既不想中国过快崛起,但也不希望被盟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直接冲突。如何管控这一系列安全危机,已经对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安全秩序构成严峻挑战,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带来新的考验。

   东亚认同政治抬头则是导致西方对安倍历史修正主义产生安全焦虑的另一个因素。近代以来,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殖民统治和暴行给这些国家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耻辱和创伤记忆,也成为这些国家国民认同的重要内容。西方两部新著都分析了近代史上遭受侵略对中国人历史情感和国民认同的重要影响。《富强:中国迈向21世纪的长征》一书将这种耻辱视为“中国人心灵中的深刻特质,是中国领导人继承的文化DNA”,而雪耻就是中国人的“民族基因”。《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生存之战》一书更进一步凸显了日本对华侵略带来的劫难,并将抗日战争的经历视为现代中国历史认同的关键:“现代中国……形成于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血腥战斗中”。此种以遭受日本侵略而形成的创伤记忆,同样也是朝韩两国国民认同建构的关键要素。未曾和解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伴之以没有解决的领土纠纷,在中日之间缺乏危机管控机制的情况下,极易导致紧张关系失控,继而导致严重国际冲突。在西方看来,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可能成为点燃冲突的导火索。

    

   三、结语

显然,西方主流舆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与日本右翼存在明显的价值观鸿沟。日本右翼的历史观还停留在19世纪,而西方已经形成了新的“历史正义”规范。与中、韩等国对日本右翼修正主义的反侵略、反殖民的主导性认知范式不同,西方主流舆论更多诉诸西方盛行的人权和“历史正义”范式。东西方舆论对安倍政府的历史修正言行的认知都夹杂着安全顾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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