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礼庭:也谈经济学家的真话、道德、理性和约束条件

————读《我所了解的中国经济学家》和高小勇先生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6 次 更新时间:2014-07-09 14:35:19

进入专题: 1、经济学家的真话和良心     2、经济学家的道德标准     3、贫富二级分化和腐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危害  

丁礼庭  

  

   也谈经济学家的真话、道德、理性和约束条件

   ——读《我所了解的中国经济学家》和高小勇先生商榷

  

   前言

  

      这是我九年前的文章,但其中关于贫富二级分化、福利制度,以及经济学家的真话和良心等问题的论述,在当今中国依然具有参考价值。现在我略作修改后,再拿出来发表,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在2005年11月17日的《南方周末》第22版上,刊有《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的《我所了解的中国经济学家》【1】的文章。文章出于对香港丁学良教授的“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2】的著名论断和网上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很不满意,因此著文反驳,谈了他对中国部分主流经济学家的认识和评价。我本人对高先生文章中提出的关于经济学家的讲真话、道德观念、科学理性、约束条件等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此和高小勇先生商榷。

  

   下面是高先生文章中的部分言论:

  

   “事实上,请注意中国好的经济学家,如林毅夫、樊纲、钱颖一、田国强、王一江、杨小凯等等,他们都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准确洞察和指定约束条件,然后推论利害关系和价格变化,以及人的选择行为现象。无论他们说什么问题,价格成本以及决定价格成本的约束条件都是如影随形——这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的近乎本能的习惯。而富有想象力地发现指定约束条件,创设可解释推论现象的假说、模型,则是个人造化了”【3】

  

   “经济学谈利弊大小,也就是价格高低,总是在约束条件下来观察推断的。这是经济学这门科学能运用于真实世界的重中之重,……”【4】

  

   “樊纲还是最早提出把事实研究和价值研究分开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消息报〉的专栏‘均衡点’里的一篇文章,提出了现在都一直在争论的经济学和道德无关的观点。这有助于在一个有着感情用事传统的国度里理解经济学的科学性质。事实上,科学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甲和乙是哪种关系,你的道德偏好和价值偏好,对你研究清楚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一点没有帮助。”【5】

  

   “樊纲的理性可能在于他像任何一个好的经济学家一样,深谙决定人选择行为的价格和利害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为此时此地约束条件所决定。”【6】

  

   在这里,高先生提出和强调了二大观点:一是,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必须首先考虑一定的“约束条件”,即经济学家必须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考虑经济理论。二是,经济学理论和道德无关,即舆论无法对经济学家作出道德评判。

  

   但是,我认为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范畴,虽然在实证经济学领域必须超越一定的群体利益而达到科学地、客观地分析经济关系和经济事实。但是在政策性经济理论领域,政策性经济理论就必然地具有一定的群体利益倾向,也是正因为此,所以政策性经济理论及其提出的经济学家也就必然地具有一定的道德倾向。同样在一定的、现实社会中,经济学家提出的政策性经济理论都必须考虑现实的、客观的“约束条件”,但是,所有“约束条件”客观上也必然地有一个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历史先进性的问题,因此如何正确分析和对待这种具体的“约束条件”,也就成为评判和决定一个经济学家的道德观、价值观的原则之一,更是能够进一步决定任何经济学家提出的任何经济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历史先进性的原则之一。

  

   高先生在文章中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约束条件”是什么,但从他的文章中举的一个例子可以大致说明问题:“有一年,曾经是吴敬琏课题组的才子刘吉瑞从英国普茨茅斯给我传来一个稿子。大概是留英的学习让他觉得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落后,文章中感慨‘在中国当个经济学家比当木匠容易’,……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很兴奋,就打电话给樊纲,……樊纲说,谨慎些,中国经济学进步要有一个过程。你不畏困难,喜欢办报,但你登这篇文章把给你写稿的经济学家们都骂了,谁敢给你写稿,又如何喜欢呢。我悻悻地没有发表刘吉瑞的文章。但至今觉得,刘吉瑞的文章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问题的文章。……事实上,保守的人也向来没有按知识讨论的规矩摆事实讲道理,常常还借那个时候他们掌握的行政资源压制不同意见。我那时候如果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学家不如木匠显然是不谙事理,不了解当时的约束条件。”【7】很明显,作为报子总编辑,高先生因为屈服于某种“约束条件”,而放弃了一篇难得的好文章,但是很明显,这个使他屈服的“约束条件”却是违反历史发展方向的、阻碍改革开放大方向的、甚至是损害国家利益的——“保守的人也向来没有按知识讨论的规矩摆事实讲道理,常常还借那个时候他们掌握的行政资源压制不同意见。”【7】在高先生自己举的这个例子中,我们不但可以明白高先生和主流经济学家的“骨气”,还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霸占中国新闻媒体的话语权的。更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屈服于这种违反历史发展方向的、阻碍改革开放大方向的、甚至是损害国家利益的“约束条件”的。

  

   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互联网上大多数网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要点,再来分析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我们认为,大多数网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主流经济学家在朗顾之争中支持“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表示不满。

   2、对主流经济学家没有提出真正的、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来制约由于集权管理体制造成的绝对的权力引起的以权谋私的腐败感到不满,同时,对因此而引起的大量金融坏帐、严重的三农问题、严重的环境污染、教育的乱收费、医疗保险名存实亡,基本失败等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不满。

   3、对主流经济学家片面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因此而造成我国贫富差距不合理拉大感到不满。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即使私有化真是解决国企问题的唯一措施,那么在私有化措施中,“管理层收购”也不是唯一的措施,更不一定是最优方案,但是问题是,就是要采取“管理层收购”,也必须坚持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管理者也必须是真金白银地出资,而决不能用银行贷款来转嫁风险,更不能以各种方式来侵占国有资产。随着顾维均的被抓,证实了朗咸平教授所揭发的,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的腐败属实。那么,难道主流经济学家们对顾维均之流的腐败会一无所知吗?就是真的一无所知,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之前就急于表态,这难道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应有的素质吗?

  

   高小勇先生在文章中说:“我看不出张维迎有什么不对,相反他是在捍卫科学和理性。张维迎呼吁善待企业家,难道就是为利益集团讲话?企业家、企业家才能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是中国就业机器的发动机。张维迎能够为他们讲话,说明他有科学精神,抓住了中国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的最关键因果关系。”【8】没错,我们是应该善待企业家,这观点民众和大多数网民并不反对,问题是我们善待企业家也决不能允许他们侵占国有资产,这是个原则问题。难道主流经济学家的科学和理性就是支持顾维军之流侵占国有资产的事实吗?

  

   另外根据无法考证、也尚未考证的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的信息,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参加顾维军的研讨会的“出场费”就高达八万元,(网民“想念樱桃0842”在2005。9。5。14:58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的《张维迎、张文魁等人收受的是“出场费”还是“商业贿赂”》)【9】虽然网上言论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张维迎之流的挺顾言论到底是“科学理论”还是“交易性谎话”,广大民众有理由质疑。因为他们的言论到底是维护哪个群体的利益是明摆着的。而且他们在挺顾事件中的道德倾向也是很明显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大多数网民对由于集权管理体制造成的绝对的权力引起的以权谋私的腐败感到不满,同时,对因此而引起的大量金融坏帐、严重的三农问题、严重的环境污染、教育的乱收费、医疗保险名存实亡,基本失败等等一系列社会现实的问题感到不满,作为政府“智囊”群体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会不知道,所有这些社会重大问题的根源就是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的权力”必然造成的以权谋私的腐败这一规律性事实吗?经济学家杨小凯早就提出:经济发展中的后起国家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替代制度模仿,因为制度模仿比技术模仿更痛苦,更触痛既得利益,更多技术模仿的空间反而使制度改革被延缓,这种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的策略短期效果不差,但长期代价极高。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 ,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因为市场经济必须完善的民主和法制提供的制度性保障,否则的话,无论党中央怎样三令五审强调廉政原则,下面各级掌握绝对权力的人都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搞腐败,从而必然产生没有有效制衡的绝对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干涉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从而产生以权谋私的腐败就是规律性后果。但是这些身为政府“智囊”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发出以下言论:“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达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10】所以,“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11】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12】“通过腐败搞垮公有制来促进私有化。公有制是一个大饭碗,需要有人往里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认为这碗饭不能吃就走开了,一碗饭就属吐唾沫的人私有人。” 【13】“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14】“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15】“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16】“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17】。“让‘改革进一步推进,腐败适度存在’,以‘通过经济基础上的变化反过来促进治本性反腐败措施的出台,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出现。”【18】“反腐败不能严厉到使政府官员个个岌岌可危,彻底失去参与改革的动力。”【19】(网民yiweiluoye于2005。8。23。12:19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的《经济学家三张谈腐败:润滑剂\买路钱\吐痰论》)【20】在高小勇先生的文章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经济学家必须首先考虑的“约束条件”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集权管理体制所造成的“绝对的权力”算不算主流经济学家的“约束条件”,而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敢,也从来没有勇气挑战“绝对的权力”及其造成的绝对的腐败,否则的话,他们将立刻“失宠”,他们目前拥有的所有名誉、地位、财富也必然受到威胁,所以我们说,对于如何对待这种“约束条件”,以及这种“约束条件”和相应的民众的利益、国家的发展、改革的前途等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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