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松:高岗、饶漱石问题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06 次 更新时间:2014-07-08 1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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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松  

  

   一、概况

  

   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亦称高饶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当时高岗位高权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定性为“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高饶事件被列为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刘少奇等错案相继平反。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饶“反党联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讨论。邓小平在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是要肯定”;高饶事件是“分裂党”的性质,“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根据上述意见,《历史决议》仍维持了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概括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1991年5月,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首次以专章叙述了高饶事件的始末。其基本脉络是: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主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新富农、农业互助合作及工会作用等问题上,党内出现认识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一些言论做法表示不满;对新税制问题提出严厉批评,并对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做了调整。高岗认为这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的不信任,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中央批评财经工作中错误缺点之机,“批薄射刘”,向刘少奇“发难”。同年秋,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行动,“讨安(子文)伐刘”,也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挑拨活动,散布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共产党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党是军队创造的”,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认为现在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该彻底改组。毛泽东提出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后,高岗私自活动,企图拱倒刘少奇,由他来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或副主席,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分别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揭发和对证他们阴谋活动的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挽救。但高岗拒绝党的教育,自杀身亡。

   199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官方史书的形式叙述道“正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党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书中未沿用“反党联盟”的提法,所列高岗进行阴谋活动的基本事实,与薄书所述一致。书中的基本评价是:“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内斗争。”此后的官方史书,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刘少奇传》、《周恩来传》、《陈云传》、《毛泽东传》等,分别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基本形成对高饶事件的官方叙史框架。

   事实上,高饶事件的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远比传统叙史更为复杂:一是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变化太大、太快;二是关键问题牵涉最高层,真正知情者寥寥无几;三是对后来的党内斗争影响深远,如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等都联系到高岗反党活动,造成错案;四是“文革”中打倒刘少奇的“罪证”,基本上还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那些材料。这给高饶事件蒙上层层迷雾,其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由于《历史决议》遵循的是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官方史书囿于“为尊者讳”,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语焉不详,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纪实作品,或因袭陈见旧说,或拼凑情节,主观臆断;散见于报刊的所谓记实文学,多采用“戏说”的手法,自由发挥想象,更为厘清高饶事件真相添加了混乱。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开放度的提高和当代史研究的史源扩展,有关高饶事件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特别是高岗事件中的一些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出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原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原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1]等个人著述,均有涉及事件发生时他们与高岗、饶漱石及毛泽东、刘少奇谈话的内容,披露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掀开被厚重的政治帷幕遮蔽的历史一角,使世人看到了事件原委的复杂性。许多史料首次公布于众,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关注。

   曾参与高饶事件处理的历史当事人杨尚昆,在《党的文献》杂志2001年第1、2期发表了关于高饶事件的谈话记录。谈话录[2]虽仍沿用传统叙史方式,但提供了一些有关高岗、饶漱石所作所为、中央处理过程的历史细节,其中有关饶漱石案的后续发展情况,为首次披露。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更以原始记录展现了1954年初杨受中央委托赴杭州听取毛泽东意见,商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方针,如何应对会上可能发生“冲”与“攻”等问题的内情,为理清毛泽东对高岗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等关键环节,拓展了研究分析的思路。

   2008年,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一书,作者是原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赵家梁作为跟高岗最近的历史当事人,依据“文革”劫难后幸存的高岗检查草稿和笔记材料,以十几年的持续研究,将散落的历史断片一一拼接起来,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叙史相当不同的分析论证框架。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钩沉史料,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助于再现这段复杂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本书是迄今第一部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饶事件发生的过程,评价其社会历史背景及对中共执政后政治生活重大影响的著作,并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为此作了许多论证。

   2011年,戴茂林、赵晓光合著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岗传》,[3]对高岗一生的功过是非做了实事求是的评述。该书通过访问原东北局多名历史当事人,根据陆续公布的档案、史料,汇集、吸收学界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等,对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了较为翔实、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也作了若干澄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饶事件以及错综复杂的“毛刘关系”、“毛高关系”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各种观点参差互见。其中,原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持续研究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撰写了关于高饶事件的系列论文,[4]重新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拂去覆盖其上的政治尘埃;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的研究论证也颇具影响,堪称学界及时跟进研究,推陈出新的作品。

  

   二、有关高饶事件的新史料

  

   高饶事件是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权力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厘清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线索,不仅能够丰富和匡正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可以拓展中共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党内重大政治事件提供新的解读路径。

   按林蕴晖的梳理,高岗被定性为“反党”,历史上多指他反对刘少奇的言行。但众所周知,高岗当年因反对刘少奇而落马,但刘少奇最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所以,重要的不是高岗在政治上与刘少奇的意见不合或公开反对,而是高岗所进行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触犯了党内最重要的组织纪律。有关新史料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散播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言论

   据张秀山、张明远回忆,高岗从中央开会回来,或在东北局常委中间,或是几个人闲聊的时候,散播过一些中央内部的情况,特别是毛泽东在一些问题上对刘少奇不满意的言论。如毛讲过,七大以后把刘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例如,刘在日本投降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指导土改工作发生“左”倾错误;进城时关于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等。由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高岗还说中央准备在八大调整机构,毛泽东和他交换意见时,说刘少奇、彭真不能让人放心。毛泽东还对高岗说,刘少奇等人对他搞封锁,许多事不向他请示和反映。1953年5月,毛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等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高岗看见毛大发脾气,深为震惊。他曾向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高岗说,自从把各大区的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蒙蔽毛主席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伯渠、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之外,中央其他许多同志都对刘少奇等人不满意。高岗还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刘少奇对干部有私心,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刘少奇支持他们,等等。

   赵家梁在书中进一步披露,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高岗在反省时讲到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如: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5]

   以上表明,高岗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此随便地传播小道消息,扩散中央内部特别是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讲了不少出格的、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确实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其错误的性质是不是反党,是不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还须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2、“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被列为高岗罪名的财经会议期间会外活动,是他散布“有薄无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传统说法是,安子文从高岗口中得知毛泽东要改组中央政治局,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两组名单,其中一组“有薄无林”,并送高岗看过。

赵家梁引述了高岗在反省时的另一种说法: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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