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一龙:坏事如何变好事:大跃进教训的汲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8 次 更新时间:2014-07-07 23: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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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一龙 (进入专栏)  

   1962年1月至2月间,党中央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共有七千多人参加,史称七千人大会。此次会议全面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原定会期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大会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1]

   就在这样一个针对大跃进的“出气会”、“反思会”上,林彪做了别具一格的发言,提出了著名的“学费论”:

   “我们在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2]

   毛泽东对林彪的这次讲话极为欣赏,当场表示赞赏,1962年3月20日,他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批示给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3]如果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不因人废言,一分为二看待,我们会发现林彪的这段讲话是颇有道理、相当深刻。

   经济学家奈特说过:“从功能的角度看,精神活动的本质似乎表现在它的前瞻性上”,

   [4]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本质上是一个探险,开始行动之前,人类的知识背囊里只有关于过去的不完整的知识,加上对于未来不确定世界的预见和改造世界的热情。

   人类改造世界的行动面临着主观愿望和客观可能的矛盾,我们既不能确切知道未来的可能趋势,也无法知道自己主观愿望多大程度能够实现,这也使得我们经常在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5]

   我们以计划和实际之间的差距为指标来定量衡量主观和客观分裂的程度。可以看出,“二五”计划制定的指标大大超过了现实的可能,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工业增长率要求不到两年就翻番,实际上只增长3.8%;钢产量要求达到8000万吨,实际上只有667万吨;发电量要求达到3000亿度,实际上只有458亿度。这种对于现实可能视而不见,一味沉浸于盲目的乐观与自信是酿成失败苦果的根本原因。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历史的课堂上,前车之鉴就是最好的老师,大跃进失败的惨痛教训,不但令当时的领导人刻骨铭心,也给后来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最大的教益就是,决策者的主观意愿要符合客观实际,五年计划指标要留有余地成为牢不可破的政治共识。

   毛泽东本人由“二五”时的“促进派”、“冒进派”变成了“促退派”、“留有余地派”,1960年6月,他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说:“一九五六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1956年党的八大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呵!”制定“三五”计划期间他反复交代要留有余地,他说:要敢想敢干,不要乱来;破除迷信,不要破除科学;多快好省,不要闹五八年、五九年、六〇年那样的盲目多快,结果也不多也不快。[6]1965年6月15日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的汇报时,四次表示不同意,都是要“促退”,认为基建规模太大,三线基本建设投资太多,钢产量指标太高、粮食产量指标太高。[7]正是靠这种凡事慎重、讲求科学依据的态度,才使得“三五”计划成为一个“有骨有肉”的好计划,即便遭受了文革的严重破坏,也基本得到完成。

   此后的历次五年计划也是宁愿保守三分,也不愿冒进一毫,再没有重蹈“二五”高指标的覆辙。我们以五年计划的冒进指数来说明这一点,冒进指数为计划各个指标的计划增长率与上一个五年计划实际增长率之比的平均值,比值大于100%则为冒进的计划,小于100%,则表明留有余地,比值越大越冒进,比值越小越保守。

   可以看出,大跃进的“二五”计划是极度冒进的计划,冒进指数高达354.6%,在“二五”计划的惨痛教训之后,“三五”就下降到93.5%,大体上留下了半年的余地,“四五”也低于100%,“五五”计划出现了一个小的冒进,冒进指数达到了124%,“六五”计划更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计划,冒进指数为74.9%,制定的经济增长率才4%,实际达到了11%。“七五”到“十一五”的各个五年计划的冒进指数也均小于90%,这意味着都留了半年以上的余地。

   其中“五五”计划的“洋跃进”是个小的插曲。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把十年浩劫中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成为当时社会普遍的心态,经济建设又出现了鼓足干劲、只争朝夕的气象,“五五”计划突出缺陷就是高指标,据估计“十年规划”(指1976-1985年)的投资资金缺口大约达到了2000亿美元,占到总投资的近1/3。[8]在讨论过程中,有领导人已经提出了不同意见。[9]但由于华国锋赞同这一计划,认为这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计划,经过努力可以实现。[10]最后这一高指标计划还是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并得到了同意。

   这一计划实施不到半年,国民经济就发生了过热的问题,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要更重视农业,[11]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在会上正式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一意见得到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的支持,会议对调整国民经济作出了决策。这使得“五五”计划小冒进的错误迅速就得到了纠正,并未酿成全局性的不良后果。

   还需要提到的一点是,五年计划要“留有余地”的知识,中国领导人并不是大跃进之后才知道,制定“一五”计划期间,斯大林就针对工业增长速度太高,建议中国作计划“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正是听从了苏联方面的建议,“一五”计划才调低了指标指,使得整个计划更为稳妥可靠,并取得了成功。那么,为什么“二五”又会重犯“一五”已经避免的错误呢?又为什么“二五”之后,这一错误就不会再出现了呢?只能说,国家也像人一样,舶来品的知识就如同假发和假牙,而自身实践出来的知识才能融入我们的血液,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即便是完全一样的认识,没有经过亲身试一试,尝一尝,总是不够鲜明、真实、痛切。一定意义上,确实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既包括成功的实践,也包括失败的实践。

   当然,中国领导人在大跃进的大课堂上学的远不止这一条。大跃进后的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一场大反思,毛泽东带头自我反省,要求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和教训。[12]这场反思形成的认识,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策。例如,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以确立。“一五”计划是重工业为中心的计划,但兼顾了农业的发展;“二五”计划在“以钢为纲”,尽可能又多又快地进行工业建设的思想指导下,农业受到极大的冲击,最后造成了大饥荒的历史惨剧。这一教训是异常深刻的,毛泽东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并进一步提出编制国民经济计划,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三五”计划一开始是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计划,后来毛泽东提出“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13]这只是出于战备考虑的权宜之计,从长期来说他还是主张农业要作为基础,即便是在考虑战备优先的同时,他也不忘提醒要留点余地在农业那里,把人民搞翻了不行。农业为基础成为以后经济建设的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改革开放后,国家领导人也高度重视农业问题,这与“大跃进”留下的深刻历史记忆是分不开的。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这意味着大跃进的教训有了党的正式结论,并载入历史,成为党的正式文件,为中国人所永远铭记。

   历史的风风雨雨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集体经历和集体记忆,它的得与失是无法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来衡量的,但“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14]对于“大跃进”我们需要看到它的另一面,正如同毛泽东1957年评价斯大林的错误一样:“这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处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15]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不免要走弯路,要付出学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我们要善于从教训中学习,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使得坏事变成好事,变得更加的聪明,尽量少走弯路、尽量少折腾。

   注释:

   [1] 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327-328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2]林彪:《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9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汇编》(第十五册),10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3]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19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4] 弗兰克·奈特:《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154页,郭武军、刘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雷厉:《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20-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7] 雷厉:《历史风云中的余秋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33-38.

   [8] Hsu, immanuel C. Y.,China without Mao: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2.

   [9]1977年11月,邓小平就指出,这个计划还有一点要注意,工业有这样的速度,农业速度不高,很可能出现农业不适应的情况(《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41页,2007.)。李先念也表示,这一计划指标尚未研究清楚,暂不要拿到全国人大会议上去通过(刘国光等主编:《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刘国光等主编:《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 Hsu, immanuel C. Y.,China without Mao: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Second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8.

   [12] 参见胡鞍钢:《政治经济史论》,第2版,314-34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13]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作了一些指示,其中第二点是:“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吃穿用每年略有增加就好。” 《当代中国的计划工作》办公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第256页。

   [14] 毛泽东:《一个教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73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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