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强力领袖的几个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5 次 更新时间:2014-07-03 2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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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忠  

  
强力领袖出现的五个必然条件

   强力领袖出现应当具备五个必要条件:

   一是形势“逼”人强,客观性造就了强力领袖。强力领袖出现一定是形势逼人强。比如说,如果没有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日本入侵的形势,就造就不了毛泽东。客观性造英雄,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本人也说过一句话,“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是他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为什么会选择他、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他作出的解释。

   二是自身也很强,主观造英雄。这是讲内功,内功不行也是不行的。个人主观的努力也可以造英雄。对毛泽东而言,他的成功既有时势造英雄的客观,也有他主观的努力,他19岁时就能写出《商鞅徙木立信论》,很小的时候就知道磨练自己的身体和意志,准备匡扶天下。

   三是民众需要强。强力领袖的主体清楚了,还要搞清楚客体。民众需要强,这是基础性造英雄。没有这样的民族性,是不可能有强力领袖的。强力领袖是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情况下,没有对应的民族性,不可能出现强力领袖。比如当代美国,是不需要强力领袖的,强力领袖在当代美国的权力架构里是不可能出现的。它的权力架构决定了它只能出现常人领袖。

   四是历史需要强。五千多年的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能以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活到当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信“官”不信“教”的民族,甚至把官当成教来信。因为中国的官员都是信孔孟之道的儒生,都是通过读书科举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百姓通过信官来信教,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强力领袖。这里有历史延续性、历史的传承基因,任何民族都难以摆脱她的历史惯性。列宁曾经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当民众需要强人,当历史需要强人时,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等等就出现了。这些强人都是那个时期历史的一种折射。

   最后一个是制度需要强。强力领袖一定是制度安排、权力结构使然。打一个简单的比方,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但是石墨的硬度是1,金刚石的硬度是10,就是因为分子排列结构不同。研究制度的结构用这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问题了。当制度安排需要强力领袖的时候,它的制度,其核心为权力结构就要呈金刚石的那种分子排列结构。相同碳元素分子的不同排列组合,软的可以是硬度只有1的石墨,硬的时候可以是硬度高达10的金刚石。

    

   强力领袖的几个特点

   首先要强调个人的意志力,个人的铁腕手段,果敢的意志。由于权威高度与权威管辖的面积是成正比的,而民主则需要降低权威高度。例如普京,他若用降低权威高度来解决苏联解体后的转型和过渡,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必须用一定程度的专制、专断或者是专权的方式来解决,而普京恰恰懂得这一点,他是比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乃至比勃列日涅夫都更强的专制、专断、专权的人物,所以他不但驾驭好了俄罗斯,现在连乌克兰、克里米亚他都在插手。这是因为他的权威高度够高,他的权威高度让他有信心这么做。所以说,普京是时势的选择、自己主观的培养,他有很强的意志力,同时民众有这样的需求,再加上其制度设计就是一个很相信沙皇的民族,有这样的民族传承,他的权力结构也需要这样的人物出现,于是普京就出现了。

   第二是要善于借用民力。强力领袖不能靠自己的匹夫之勇,一定要善于运用民力,借助整个统治阶级,乃至民众的力量才能够形成。

   第三,强力领袖一定不是孤家寡人。孤家寡人是玩不了强人政治的。秦始皇失败就在于他后期不懂得利用身边像李斯这样的人才。他自己又当皇帝,又当“中央巡视组长”,五次巡视天下,平均两年巡视一次,多辛苦啊。唐太宗懂得善用众力,所以就成功了。而朱元璋也不太懂,还逼走了刘伯温;还有项羽也是因为不善于用众力而做不成强力领袖。

   强力领袖必须自己的意志力要强,善于借助众力的能力要强,吸纳众人特别是优秀人才的心胸心襟要宽。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凡是在中国推行强势政治的人自己不一定特别强,但他一定有很强的帮手。魏源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在《默觚下·治篇十二》里的四句话就非常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最重要的人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就是贞观之治的盛世——至治之世;如果最重要的人才,放在比较重要的“僚采”(地厅级、县处级)位置上,就可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果最重要的人才,不能进入比较重要的位置,社会就会出现危亡,比如苏联东欧,它们最后失败就是因为最重要的人才没有放到合适的位置上。而在乱世,最重要的人才如果躲进山沟,像三国演义里的伏龙诸葛亮、凤雏庞统都躲进山沟。所以人才处在权力结构的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出世道是处于盛世、小康、倾危还是乱亡。这就是强力领袖在人才方面的安排。如果帮你的人都很优秀,像唐太宗,人才都被他吸纳进去了,所以就出现了中国难得的千年的盛世。唐朝以后,中国没有哪个朝代可以超越。在唐朝贞观六年(公元633年),唐太宗李世民将39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放回家,并约定他们第二年秋季自行到京城引颈就戮。“及期,囚皆谐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这充分说明了唐朝当时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都达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不仅贞观之治居于中国、世界之颠,唐人街也因此走向世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中国当前需要强力领袖

   在难得的机遇期和巨大的严峻挑战面前,一定要明确这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当前需要强力领袖。因为中国的历史传承——信“官”而不信“教”。中国是一个信“官”而不信“教”的民族。原因在于,在中国,政权和儒教是合一的。由于信“官”,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治理的民众,没有哪个国家老百姓像中国老百姓这样信“官”。如果治吏不严,治吏无方,一旦“贪污贿赂横行,把经济搞上去又有什么意义”(邓小平语),中国老百姓将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治理的民众。

   二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防止颠覆性错误”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强力领袖,而且还是“防止颠覆性错误”的高手中的高手。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比新中国建立时的情况更为严峻。新中国建立时,全党全军高度团结、认识一致,只需推翻一个旧政权就可以了。而邓小平在70年代末,不仅要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把计划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要面临上上下下不同程度的分歧。“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有严重分歧怎么办?总设计师用划经改特区的方法,成功了就拷贝复制,即使失败了也买得起单,从而防止了颠覆性错误。笔者曾谈过的深圳特区的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经改就起到了“化大为小、化远为近、化险为夷、化整为零”的“四化作用”。

   三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定要把握住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问题导向”,说的是方向要明确。我们过去总是回避问题、粉饰问题、掩盖问题,致使问题拖成难题,难题拖成老大难题,现在有些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习近平明确这个情况之后提出了问题导向。第二个是“底线思维”,解决的是方法问题。在如此严峻的三个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面前,一个大国要完成转型、转轨,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想到底线在哪里。把预案想好了,即使出现了大乱子也能够应对。戈尔巴乔夫就缺乏底线思维,结果失败了。兵家有句话:“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战、求和、求胜。所以说一定要有底线思维,有了它就可以从容应对。第三个是“防止颠覆性错误”,强调的是方针问题。这么大的党和国家,积累如此多的问题、难题,不改革——等死!不建立特区就大规模搞改革——找死!全面深化大胆搞改革,但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必须先抓试点,尽快设立政改特区。第四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习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施政目标。因为,如果权力不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相当多的官员就可能被关进监狱的笼子里。

   四是要把我们国家的特色讲清楚 。中国两千多年都是中央集权制的体制,这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当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权,这是由其客观性和主观性,即前面所讲的5个要点所决定的。像陈独秀、早期的孙中山想用民主化来推动都不行,只能用至少是专断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也是当前中国的最大特色。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语)。因此,党内必须分权,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如果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制衡,不仅腐败会“越演越烈”,而且中央的权威也会受到严峻挑战。据此,县、市、省必须通过改革党委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坚决摈弃“苏联模式”,这样可以降低地方权力的相对高度。所以我在十八大前讲过,就战略而言,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并保持“三个相对”,即中央必须相对集权,地方必须相对分权,纪检、司法必须相对独立、垂直。中国从邓小平之后进入了常人政治,中央的权威高度下降了,于是一些问题就出来了。中央权威的相对高度要能出来。地方要相对分权,省委、市委、县委就要把决策权、指令权、监督权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进行分开,即党权三分: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党权三分一定要解决,三中全会强调党内要形成“决策科学(的决策权),执行坚决(的执行权),监督有力(的监督权)”。 中央的相对权威高度如果能出来,就能强力推动地方先走民主之路,最后中华民族就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为制度反腐专家;本文由人民论坛记者徐艳红采访整理并经作者审改)

   来源: 《人民论坛》2014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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