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金峰:儒家宪政及其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02 次 更新时间:2014-06-30 1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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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峰  

  

   在关于当代中国应该建立何种宪政体制的学术论争中,儒家宪政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它主张中国的政治体制应该按照儒家的思想传统和价值取向来建构。儒家宪政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在其阵营内部存在着很多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儒家宪政是否应该与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现代价值相融合,二是如何使儒家宪政与这些现代价值相融合。本文试图阐明儒家宪政在这两方面的分歧,并分析将其运用于当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

  

   一、“儒学原教旨主义”

  

   在儒家宪政是否应该与以西方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现代价值相融合方面,儒家宪政内部阵营分明。一种观点认为儒学不应该也不需要与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为代表的现代价值相融合,这种观点可以成为“儒学原教旨主义”;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儒家宪政必须与现代价值相融合,才能够在当代政治实践中发挥作用。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蒋庆,后者以白彤东、陈祖为等为代表。

   蒋庆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需要也不应该借鉴、模仿,甚至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主张中国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政治”。他说:“所谓‘中国政治’,就是区别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而具有中国历史文化自性特色的超越当今世界政治发展道路之外的体现儒家政治价值与政治原则的中国式政治。”[1]这种政治的核心在蒋庆看来就是恢复汉代公羊学的传统,建立天、地、人三重政治合法性。他认为汉代公羊学已经阐明了人类社会演进的过程,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到这种传统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轨道上来。[2]具体地讲,蒋庆认为中国政治应该重建奠基于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基础之上的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政治的核心内涵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天’的合法性是指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3]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必须处于中和状态,否则便会引起政治系统的不稳定。

   按照蒋庆的政治“三重合法性”的观点,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在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4]和其它两重合法性的缺失。蒋庆认为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民意”主要是由人狭隘自私的物质欲望和世俗利益构成,缺乏神圣价值和历史文化维度的制衡,导致了民主政治的“极端世俗化、平庸化、人欲化与平面化”。[5]

   蒋庆所论述的王道政治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批评切中要害,是值得肯定的。但王道政治的问题在于将儒家价值绝对化、神圣化。蒋庆认为虽然世间存在多元价值,但各种价值之间绝不是没有高低主次之分的,而是“存在着绝对的价值,价值之间是有高低主次之分的”。[6]他认为天道所代表的神圣价值只有儒家才能把握,这就将儒家价值定于一尊,而将其它文化所代表的价值视为次要价值。这种立场可以称为儒家原教旨主义。在现代社会,价值的多元性是客观事实,处于不同文化传统和背景中的人群所珍视的价值是不同的,相应地,这些价值对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群也都是有意义的。这就是罗尔斯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合理的多元主义(reasonable

   pluralism)。[7]面对现代社会中,不同人群和个人的合理的价值选择,将儒家价值视为绝对价值是无法成立的。就此,白彤东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存在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社会,合理的价值多元主义是客观事实,因此蒋庆将儒家价值视为一尊的宪政设计无法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包容性”,“更不用提这种设计的全球普遍性”。[8]

   因此,鉴于合理的多元价值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要使儒家宪政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发挥实效,就必须思考如何使儒家宪政与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为代表的现代多元价值相融合的问题。像蒋庆那样,要求建立儒家价值的独尊地位,要求现代政治回到汉代公羊学所阐明的历史发展轨道上来是行不通的。

  

   二、白彤东“孔氏中国”的可行性

  

   论述儒家宪政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儒家宪政应该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这一基本事实相融合,但在如何做到这一点方面,学者们不但观点各异,而且能够做出系统性论证的寥寥无几。白彤东和香港学者陈祖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对儒家宪政应当如何与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相融合进行了理论建构,但其论证角度却相当不同。下文将分析他们的论证,从而揭示将儒家宪政用于当代政治建构所面临的困难。

   白彤东致力于从“旧邦新命”的角度阐发儒家宪政,他认为我们一方面要忠实于儒学的思想传统,另一方面又要结合当下的历史情境,把儒学的传统恰当地表达出来,赋予它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新命”。[9]基于此,白彤东构建了他称之为“孔氏中国”的儒家式宪政设计。

   白彤东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存在着巨大的缺陷,需要由儒家的贤能政治来弥补。他将自由民主制的核心观念归结为以政治平等理念为基础、具体体现为一人一票制的普选制度[10]。在白彤东看来,普选制度的问题在于人的品德和能力有高下之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参与政治事务的足够的道德水准和能力水平。参与政治事务对人的智能和品德的要求很高,要求个人对公共事务有充分的知情(well-informed),能够做出良好的政治判断;要求个人参与政治事务要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关心,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白彤东指出,即便自由主义者如罗尔斯也认为以一人一票制为表现形式的普选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第一是在道德要求上,个人要具有足够的公益心,不能为私利而参与政治。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个人应该是按照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和互惠原则(reciprocity)行事的讲理的(reasonable)的人,而不仅仅是理性的(rational)人;[11]第二是在智能水平上,个人对政治事务要有足够的知情,否则无法做出良好的政治选择和判断。[12]

   然而,在现实的多元民主社会中,这两个条件无法得到满足。白彤东指出当代民主社会存在第六(组)事实,[13]即“第一,人类有滑向自私的倾向,而一人一票鼓励了这个倾向;第二,总是有公民愿意选择对政治事务采取冷漠态度;第三,绝大多数现代社会,包括现代民主社会,都太大了,其结果是不论政府和个人花多大努力,其公民的多数很难充分地对相关政治事务与政治人物知情。”[14]鉴于此,白彤东对以一人一票的普选制为特征的自由民主制度提出质疑,认为需要对民众参与政治的资格进行限制,并按照儒家贤能政治的精神,阐述了以有限民主为特征的“孔氏中国”的制度构想。

   “孔氏中国”是以儒家贤能政治为基础,同时又吸收了自由民主制的相关因素的混合式政体。它区别于自由民主制之处在于对民众的参政资格进行限制,它要求凡是参政的人必须对相关政治事务具有足够的知情,并且具有公益心,否则“应该自愿不参与决策程序”。[15]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儒家贤能政治。白彤东的目的是用儒家思想来解决现代社会的政治难题,因而他必须考虑到现代社会存在着合理的多元价值这一基本事实,从而必须使“孔氏中国”的制度设计与这一基本事实相融合。所以,白彤东对孔氏中国做了两条限定,第一是“认可并牢固建立法治和基于法治之上的人权”,[16]第二是保留民主制,使其发挥对政治精英的制衡作用,只不过是把民意削弱到了被咨询的地位。[17]通过这两条限定,白彤东期望以儒家精英制为主,以有限民主为辅的“孔氏中国”能够与现代社会的合理多元价值相融合,为个人自由和权利提供足够的空间。

   然而,孔氏中国并不能够实质性地容纳个人权利和自由。白彤东主张孔氏中国之所以能够接纳个人自由与权利是因为个人自由与权利可以作为预防贤能政治做出错误决定的后备机制[18]。政治精英并非圣人,很有可能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危害个人自由与权利。但是,由于这种接纳只是基于工具性原因,只是把个人自由与权利当成完善儒家贤能政治的手段与工具,并非出于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内在价值的认可,因而个人自由与权利并未得到孔氏中国实质性的接纳。当政治精英认为个人权利与自由不再具有工具性价值,不再能够发挥纠错作用时,个人权利与自由在孔氏中国的贤能政治中便很有可能被侵害,尤其是当合理的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内容是与儒家思想相背离时。所以,由于孔氏中国接纳个人自由和权利是出于工具性理由,当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内容有别于、甚至有悖于儒家思想时,它并不能为其提供实质性空间。在此意义上,孔氏中国并不能与现代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

   白彤东之所以认为孔氏中国能够与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多元价值相融合是由于他对罗尔斯的政治意义上的正义概念的误解。罗尔斯承认合理的多元价值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为了使按照他的正义概念构建的自由社会能够保持稳定,他要求正义概念要与合理的多元价值相融合。在如何使这两者相融合方面,白彤东对罗尔斯所采取的策略产生了误解。白彤东认为只要多元价值观念都可以“认可”(endorse)政治的正义观念,两者就可以融合,而“认可”是一个比较低的条件,并不要求政治的正义观念可以从各种多元价值信条中“导出”(derive)。[19]“认可”作为相对于“导出”较低的条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在儒家贤能政治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融合方面,白彤东就认为儒家贤能政治可以在“不背离本身的基本观念的情况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进行“一番与当今通行解释不同的解释”,[20]这种解释的结果就是儒家贤能政治可以基于工具性理由接纳个人自由与权利。

   然而,“认可”在罗尔斯那里却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要各种合理的价值信念“认可”政治的正义观念,其实就是要求能够从这些多元价值信念中“导出”政治的正义观念。这一点可以从罗尔斯对重叠共识的论述中看出。重叠共识是各种多元价值信念都共同认可的部分,罗尔斯希望通过形成重叠共识,政治的正义观念可以为各种多元价值信念所“认可”。关于重叠共识是如何形成的,罗尔斯这样界定:“重叠共识不只是建立在自我利益或群体利益之基础上的,一种对接受某些权威的共识,或者对服从某些制度安排的共识。所有肯认该政治观念的人都从他们自己的完备性观念出发,并基于其完备性观念所提供的宗教根据、哲学根据和道德根据来得出自己的结论。人们依照这些根据来肯认相同的政治观念,这一事实并不使他们的肯认减少任何宗教的、哲学的或道德的色彩,因为他们所真诚坚持的根据决定着他们肯认的性质。”[21]

   可见,不同的多元价值信念之所以能够认可政治的正义观念不是由于工具性原因,而是因为政治的正义观念能够与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相融合,也就是说,政治的正义观念能够从它们的形而上学基础中导出。如果多元价值信念仅仅出于工具性原因而接纳政治的正义观念,这在罗尔斯看来并非“认可”,而只是“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22]一旦政治的正义观念对各种多元价值信念不再具有工具价值,它便会被抛弃。所以,在罗尔斯那里,政治的正义观念要获得各种多元价值信念的认可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而白彤东认为孔氏中国可以出于工具性原因而接纳个人自由和权利则是罗尔斯所说的“权宜之计”。

   因此,白彤东基于儒家贤能政治所设计的孔氏中国只是由于工具性价值而接纳个人自由和权利,并不能为个人自由与权利提供实质性空间,因而它并不能真正容纳不同于甚至有悖于儒家教义的个人自由,所以,它不能够与现代社会的合理多元价值信念这一基本事实相融合。

  

三、儒家思想与个人自由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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