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险明: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中的樊篱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40 次 更新时间:2014-06-30 09: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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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 (进入专栏)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中国社会科学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与超越对这一主题原有认识中存在着的樊篱息息相关。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种规律性现象,是由当代中国特有的文化语境和制度背景使然。从方法论上看,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科学要为真正科学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深层次的矛盾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以在思想观念层面推进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的展开,仍然必须继续超越目前存在于我们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中的樊篱。我将这种认识中的樊篱概括为:把“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混为一谈,并进而用被简单化了的“资本逻辑”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去涵盖国际社会关系乃至全球关系,由此派生出来一系列模糊的、片面的、不科学的认识。这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中的樊篱,不仅阻碍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认同和追求以及对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感悟,从而在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上构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掣肘,而且,也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全球发展的态势以及重大国际形势产生误判。

  

  一

  

  迄今为止,“社会主义”至少在中文语境中被搞得比较混乱,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往往把“社会主义”等同于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现实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社会主义”不等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也不等于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他们间有内在联系。然而,有一种思维方式的“惰性”把人们拉向了上述认识偏执。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实体性思维方式”,即:撇开“关系”和“实践”,仅从客体的或直观的方面看待事物,把实践中的主客体都视为可以直观的实体,同时又把不同实体属性间的差别绝对化,从而把它们视为相互独立存在的东西。“实体性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研究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承担者,自然也是社会主义的唯一代表,并与作为资本主义唯一承担者的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绝对对立状态。这样一来,一系列的误区和模糊认识就随之产生了。

  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及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术语至少已被赋予了六层涵义: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民族国家基本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等概念就是这个意义使用的)。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的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核心特征的社会;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观念形态中的反映,它带有很大程度上的学术探讨性(也具有民族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制度在某些民族国家初步建立后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既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旨在争取劳动人民群众解放的各种形式的变革活动,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各种旨在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就是对在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各个民族国家中存在着的构成“未来社会”基础的物质的、政治的、文化的成分或关系的称谓;而作为民族国家基本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则是对民族国家社会性质的一种称谓(也称“社会主义国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术语的这六层涵义是有联系的,但问题的关键是首先要正确把握它们间的区别。没有对事物间区别的正确认识,就谈不上对事物间联系的正确把握。

  目前学界不少人在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时,往往不分具体语境和时空坐标系,把其所具有的六层涵义相互混淆,特别是把“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混淆,故在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研究中当然就会出现一系列模糊的、不科学的认识。首先,我们在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国家基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国家”)来表述时,所强调的只是国家基本制度的性质,而不是泛指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因素都是社会主义的。当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而存在,它所涵盖的内容就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了,其中至少包括三个成分,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厚根基的民族主义、以及国家管理和对外交往活动中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叶险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社会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此外,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还有个发展程度问题。就我国来说,其内部还存在着不少封建的、专制的等反(或冒充)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因素和关系。因此,把“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这也说明,在考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时,必须要在方法论上区分“社会主义”在不同语境和时空坐标系中的具体指向。

  在当代,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内部都存在着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当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的确不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形成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不过,其内部所存在着的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比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要更多,也更成熟(如在民主传统、法治精神、社会保障、社会公德基础等方面),尽管它们是以极端异化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的。笔者肯定这一点,丝毫没有抹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区别的意思,而是旨在强调:人类的社会主义发展趋向是不可逆转的。这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既不会因为苏东剧变以及目前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许多严重问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而消失。那么,从历史必然性和最终发展趋势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对此,我曾在有关文章中指出,作为民族国家社会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是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觉形态,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是这种自觉形态的最初的、局部性的发展形式,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是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发形态。这两者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类似之点。但是,这种自发形态在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从而极大地损害了这种创造的成效。因此,就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而言,人类社会必然有一个从“自发形态”向“自觉形态”的发展过程。不过,人类在整体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将是一个漫长、曲折和复杂的世界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矛盾和冲突贯穿其间。只有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在对这方面关系的研究中超越“实体性思维方式”,实现向“关系性思维方式”和“实践性思维方式”的转变。

  当然,讲当代资本主义国是为“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实现创造经济和广义的文化条件的自发形态,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孕育和发展,是纯粹自然发生的。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虽然资本关系及其官方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但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关系的自我否定和调整以及各种反资本关系的运动和力量的作用,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虽然它们各自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有所不同)。笔者这里所说的“自发形态”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而言的。

  我以为,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把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等同于“资本主义”,还会阻碍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念的认同和追求以及对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感悟。众所周知,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其社会发展起点都比较低,故既面临着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问题的困扰[ 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对于国内原有落后的、专制的等反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力量、关系和因素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都估计得过低了。这种力量、关系和因素并没有因建立最初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有所减弱,恰恰相反,由于相关理论和实践的一系列失误,它们反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强化了。],也遇到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困扰。毫无疑问,处于这种双重困扰中的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加之所犯的背离社会主义理想和价值观念的错误),肯定在经济、政治、广义的精神文化以及社会体制等方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大差距。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差距并不代表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距(当然也不说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至少在中文语境中,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距”是个典型的假问题。其主要原由在于: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和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这里不存在“差距”问题,存在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和具体语境中对“社会主义”理解的侧重点的不同;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其表现形态是有所不同的,但同样不是“差距”问题;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存在的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其间的确有程度上的高低之分,不过,这与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存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但这也与上述“差距”问题无关。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上述差距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距”,而只是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差距。从一定的意义也可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与也是作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运动的社会主义以及作为客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社会主义在其内部发展的产物。

  我以为,把现实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社会主义”,并将之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作简单的“实体性”比较,就必然会在方法论上导致两种极端的倾向出现:一是,以苏东剧变和目前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种种问题来否定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追求,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从而也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其结果必然是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顶礼膜拜”;一是,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特点都视为“特色”,又把所谓“特色”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具体体现,以各种方式拒斥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拒斥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这里所说的“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是指:存在于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中的代表着人类文明现代水平和发展方向的文化因素。社会主义国家承载着这种文化因素越多,越是有利于其发展社会主义,反之亦然。马克思关于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论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没有所谓“特殊的文化”的论述,实际上就是专门说明这方面问题的。上述这两种倾向乍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但细微观之,它们在方法论上又是息息相通的,即:都醉心于“实体性思维方式”所造就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二元对立,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等同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述这两种似乎对立的倾向实际上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低起点和失误等来否定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后者则用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性来论证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截然对立和势不两立,并以此来掩盖或遮蔽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问题。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确在核心的意识形态方面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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