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飞龙:英国议会主权的思想史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1 次 更新时间:2014-06-30 08:46:56

进入专题: 一元民主制   普通法宪政主义   议会主权   学术法典化    

田飞龙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英国宪法学叙事中的“普通法范式”影响深远,但不能完整概括英国宪制的核心特征。以“议会主权”为代表性原则的“一元民主制”是英国宪制的核心特征,是英国宪制闻名于世的基础性支撑。主张“司法至上”的柯克传统并非英国宪法学的唯一传统,近代以来的英国数代法学家一直致力于一种“议会主权”学术与制度传统的经验描述与规范论证。布莱克斯通体现了普通法学者的政治成熟,提出了英国宪法中“议会主权”的原则性要素。白芝浩和戴雪在英国成熟宪法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英国宪法的“学术法典化”,奠立了“议会主权”的宪法理论框架。二十世纪以来的詹宁斯、格里菲思、汤姆金斯等人则分别从功能主义和共和规范主义的进路推进“议会主权”的理论完善,并在当代英国宪法改革论辩中独树一帜。英国议会主权的思想演变对于支撑英国当代宪法学中的“政治宪法”传统具有核心理论意义,同时也构成深度理解英国当代宪法变革结构性争议及其走向的必要理论基础。

  

   关键词:一元民主制;普通法宪政主义;议会主权;学术法典化  

  

   田飞龙,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法学博士

  

   引言:如何理解英国宪制?

  

   英国是现代宪政母国,几乎可以从中寻找到所有现代宪政制度的思想与制度渊源,但也同样因为它太丰富,在整体宪法理论与核心制度特征上似乎不如欧陆及美国显著,近来更有循“成文宪法”改革趋势而欧陆化或美国化之虞。然而,英国宪法学传统中毕竟流淌着保守主义的理论自信与贵族美德,在“司法审查”风靡全球之际,依然不断重述和更新其“议会主权”的思想基础和制度原则,并坚定标举为英国宪法的核心特征。“议会主权”是理解英国宪制的命门。  

   在美国人阿克曼的眼中,英国宪制的基本特色是“一元民主制”,此外,“柏克式历史主义”也构成了英国宪制的重要特色。【1】阿克曼在英美宪制之间的类型化区分包藏着自身建立美国特色宪法理论体系的民族主义雄心。【2】实际上,阿克曼的眼光确实比较独到,已经正确识别出了英国宪政的两个基本支柱:(1)与“一元民主制”有关的、源自1688年光荣革命的议会主权,以“正当意志”为内核;(2)与“柏克式历史主义”相关的、源自17世纪初柯克传统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以“普遍理性”为内核【3】。柯克传统下的普通法宪政主义确曾在17世纪英国革命前后发生重要影响,但1688年以来的“议会主权”改写了英国宪制的基本框架,或者说使其更加具有现代性。【4】在英国宪法学的话语结构中,“正当意志”与“普遍理性”的对话构成了1688年以降的公法学术的主题。由于在英国不存在浓缩为一个文件的成文宪法,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并无位阶和效力的明确区分,故不可能发生美国式的“马歇尔革命”【5】,所以在英国宪法学问题意识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反多数难题”,所存在的倒是一种“多数难题”,即议会主权如何接受宪法约束的问题。英国法院对议会法律实行的是一种“柔性司法审查”【6】,原则上必须遵奉议会法律的至上性。

   由于英国宪法的不成文性,其宪政体制本身尽管比较成熟,但一直处于美国和欧洲成文宪法模式的压力之下,经历着一种成熟状态上的转型和改革。1998年的《人权法案》和2010年的最高法院改革被认为是英国宪法成文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学者们已经习惯于用欧美成文宪法的眼光去打量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今日在欧美之间不知所从的大国的宪政走向。英国宪法学者博格达诺教授以白芝浩和戴雪的作品作为英国旧宪法的经典表述,而以20世纪后半叶开启的英国宪法改革所初步结晶出来的成果作为英国新宪法的框架,但他对于英国宪法改革的精英化特征抱持批评态度,希望进一步的宪法改革能够实现权力分配的大众化并提供更多的政治参与机会,打造一个“人民宪政国家”(a popular constitutional state)【7】。而且,英国坊间早已流传多部成文宪法草案,学者中呼吁英国制定成文宪法的也不乏其人。如果说英国19世纪的宪章运动的主题是普选权,那么20世纪中后期的宪章运动的主题则是成文宪法。

   在博格达诺教授所称的英国新宪法之前,英国宪法学的经典辩题是围绕“多数难题”展开的关于议会主权和普通法宪政主义的二元争议,在学术上分殊为英国的“议会主权”传统和“普通法”传统。出现所谓的英国新宪法之后,这一辩题结构修正为:一方仍然坚持“议会主权”传统,另一方则在“普通法”传统之外加上了“成文宪法”因素并日渐占据学术和政治影响的上风,试图将英国宪制由“议会至上”改革为“宪法至上”。    

   然而,英国现代宪制的基本特色远未过时,博格达诺教授也承认英国新宪法并未完成。对于本文之考察兴趣而言,其重点既不在于英国宪法中的“普通法”传统,也不在于英国新宪法改革中呈现出的“成文宪法”逻辑,而在于作为英国宪制基石的“议会主权”传统,因为这是英国“一元民主制”的本色,而“一元民主制”对于宪政转型国家的意义绝不低于阿克曼的“宪法政治”。这是一种有别于美国式“人民自己”模式的“议会自己”模式。

   本文对英国“议会主权”传统的思想史考察主要分三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侧重对17、18世纪英国法学家思想论述中的“议会主权”观念予以整合,试图呈现出普通法学者的“政治成熟”;第二部分聚焦于19世纪的英国宪法学,以白芝浩的《英国宪法》和戴雪的《英宪精义》为主来阐述学者对英国宪法的“学术法典化”,呈现以议会主权为代表性原则的“一元民主制”宪法体系;第三部分以詹宁斯和汤姆金斯的宪法理论为主考察二十世纪以来英国公法学者理论视野中的“议会主权”。思想史考察的目的在于为英国“一元民主制”提供思想性解释与支撑,适度约制英国宪法学中的“普通法神话”,为观察与评估当代英国宪法改革提供更加完整的理论视野。    

  

   一、从柯克到布莱克斯通:普通法学者的“政治成熟”

  

   柯克和布莱克斯通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在柯克的时代,英国主权的标志是王权而非议会权力。柯克以遥不可追的普通法的名义向国王和议会要求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的权力。那时的王权并非现代宪法意义上的行政权,而是握有立法权和普通法院之外的其他司法权力(比如衡平法院)。柯克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尚未触及与民主意志的正面交锋和妥协。这是柯克所代表的17世纪的故事。然而,1688年的光荣革命改变了英国宪制的结构,主权的标志从王权转向议会权力,“议会主权”开始成为英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8】。尽管由于革命的妥协性,光荣革命之后的宪法依然保持了浓厚的“混合宪法”(mixed constitution)色彩,英国主权的完整结构应该是“国王在议会中”(the king in the parliament),而议会本身又分为作为贵族院的上议院和作为平民院的下议院,但作为1688年之后的英国宪法中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首要标准,下议院保持最后决策者的地位,掌握了议会主权。而布莱克斯通就生活在这一新的时代。

   如果说柯克在17世纪初的“博纳姆医生案”中自信满满地要求对议会法律行使司法审查权是基于当时议会不甚明确的宪法地位的话——这种地位表明不具有主权者地位的议会同时低于国王和普通法院——布莱克斯通承受的是同样的普通法,但却面对完全不同的英国议会。在英国不成文宪法的现代展开过程中,1688年的光荣革命类似于阿克曼所谓的“宪法政治”。尽管英国的普通法院在推动英国宪法发展过程中贡献极大,但对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处理却非常接近于一种阿克曼意义上的“巩固”(consolidating),充当了具有代际综合性质的英国新宪法的“维护者”(preservationist)。【9】这种角色调整充分体现在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1765年)之中。英国宪法学因应英国宪法本身的结构变迁,在学术话语上实现了时代更新,布莱克斯通也因此在18世纪取代了柯克的影响力,既承继了柯克传统而成为18世纪英国普通法的代言人,也通过对英国新宪法的政治性理解和消化而开始表达英国现代宪法的“议会主权”传统。  

   布莱克斯通之前的普通法及其教育系统很不发达,普通法本身在学理和制度上缺乏权威而有效的整理,学院内部的法律教育又以罗马法和教会法为主,除了专业化的普通法律师之外,普通民众甚至各类精英对英国普通法都不甚了解。1758年,布莱克斯通成为英国第一位普通法讲座教授(瓦伊那讲座教授)。从1765年开始,布莱克斯通陆续出版多卷本的《英国法释义》,包括解释英国法普遍性质的导论和正文四卷(人的权利、物权、私法不法行为和公共不法行为),以“评注”的方式系统整理了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和制度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对英国普通法的一种学术意义上的“法典化”(codification)。《英国法释义》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较为完整地反映普通法中的财产法、人身法的内容之外,还对英国宪法的现代特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和表达。《英国法释义》第一卷已经被翻译为中文出版【10】。生活在新时代的布莱克斯通虽然在《英国法释义》中多处援引柯克的普通法观点,但明确反对柯克关于普通法院司法审查权的主张,提出了“议会至上”这一英国现代宪法的首要原则。

   布莱克斯通于1758年10月25日瓦伊那讲座成立之际在牛津大学的演讲构成了《英国法释义》导论部分的第一章。布莱克斯通在这次演讲中通过对孟德斯鸠关于英国宪法观点的部分援引,对英国宪法表达了由衷的赞叹,并以此为根据论证了英国国民学习普通法的义务:

   “英国宪法可能是世上唯一一部仅以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为管辖对象并以实现这种自由为终极目标的宪法。这种自由的主要特点,确切地说,应当是一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任何事的权利。而只有当各个社会阶层、各种社会规则都遵循那些合理的行为准则时,这种权利才能得以实现。这种权利保护哪怕是出身最低贱的人,使他们不致受到任何人(包括地位最高的人)的侮辱和压迫。既然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从维护英国法律中受益,那么每个人自然都有熟悉英国法律的义务。至少他应该对与他切身相关的那部分法律有所了解,以免他身为社会的一员,却对社会加诸他的责任义务一无所知,并因此招致责难或造成诸多不便。”【11】

   显然,作为18世纪普通法的代言人,布莱克斯通将普通法的自由作为英国宪法的“终极目标”并不奇怪。布莱克斯通的自由观具有这样的规定性:(1)法治原则,即自由只受到法律的限制和约束,排除专断和任意的权力侵害;(2)理性原则,即普通法上的主体及其规则需要符合“那些合理的行为准则”;(3)平等原则,即坚持普通法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施与平等的保护,反对特权。这些基本观点在19世纪末戴雪的《英宪精义》中有着进一步的阐释与发展。尽管英国社会未必方方面面都符合这里的规定性,但这是布莱克斯通表达出来的普通法的自由理想,构成了英国宪法的伦理基础和价值核心。

   当然,如果仅仅限于显示英国宪法上的普通法的自由观,布莱克斯通就不可能超越柯克了。布莱克斯通对英国宪法的结构性认知已经具有了“政治”(political)的维度,通过对“议会至上”原则的论证表达了对光荣革命成果的普通法承认,尤其是对革命之后更加清晰的宪法分权结构的承认,确立了英国宪法中立法权高于司法权的正统观点。

在第一卷第二章“议会”专题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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