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津:中日战争与历史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9 次 更新时间:2014-06-28 08: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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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津  

  
中国与日本虽然说有二千年交往历史,但日本孤悬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术并不发达,往来只限于少数人,故双方正式接触机会并不多,甚至要透过第三者如朝鲜或琉球建立沟通渠道。这一格局,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有所改变。1871年中日订定修好通商规条,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交往并不畅顺。订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发生“牡丹社事件”,日本出兵台湾;到1894年更爆发甲午战争,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两国颠簸不已的关系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体制分割下,中日两国暂得以相安,然随着两极霸权的衰落、多元世界的兴起,中日关系翻然又成为一极具爆炸性问题。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通地方,本应容易互相理解,然却无法避免彼此间之龃龉,从长远历史而言,有其结构性问题。首先,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缺乏真正互动,到近代才真正有具体接触,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难以培养出一种理解对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误解[1]。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千岁丸”之行。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幕府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幕府特地向英国购入洋船,命名“千岁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团赴上海,停留两个月,仔细考察在英法联军役后及太平天国军兴中的清廷。在上海,他们目睹市容破旧、西洋人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情况,甚为失望。由此,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言,中国成为落后老大的象征,这为日后“脱亚论”的兴起埋下伏线。

   其次,日本从未正式进入过中国之天下秩序,但却深受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响,故日本成为中国在亚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之最有力挑战者。滨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中国为中心之朝贡制度内发生,由中华概念去观察亚洲的近代,所谓日本近代化即为日本要夺取中华世界的过程。”[2]然探讨其背后思维,正如张启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国传统天下观念,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继承者,亦即所谓“易姓革命”。易姓革命是一个“争天下”的过程,继承者论德不论种族,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号召,竞逐东亚之主宰者[3]。

   然历史格局只能是影响中日关系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的阶段,传统亚洲秩序只能是政策决定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国际行为必须配合现行国际形式,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因素。因此,促使两国对立加深、磨擦不断的中日战争,才更值得我们注意并引以为鉴。这是本文的关心所在。

  

   一 有关中日战争的争议

   中日战争起源于1937年7月7日。不过,由中国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范围应更广:可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变”,是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国;甚至可以上溯至1895年之甲午战争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国其来有自,远在明治时期便开始扩张。中国学者大多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中日关系,而结论亦主要为日本的近代扩张是一个对中国连续侵略的过程。波多野澄雄归结此种看法为“侵略与抵抗”的典范,可以说一矢中的[4]。事实上,无论台湾或中国大陆学界,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仍未能越出救亡图存的角度,这亦可说是学界解读抗战的一个困境。中日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略战争,然除了侵略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含义?历史上侵略战争所在多有,但抗战与其他抵抗侵略的战争有何差别?对此,海峡两岸至今仍缺乏一个宏观解释。近年有中国大陆学者提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有意寻求中日战争在抗战以外的意义[5]。但反法西斯是苏联对二战之解释架构。对苏联而言,二战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国结成反共轴心,企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故法西斯国家是其最主要敌人。然中、美、英三国对二战的性质看法不尽相同,对德、日、意三国之立场亦各有相异,因此用“反法西斯战争”概念实在未能确实反映出二战之本质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国之战争串联在一起,是研究抗战史不可或缺的工作。

   与中国学者之连续侵略观点相反,不少日本学者采取一个不连续观点来看待中日战争。虽然他们并不否认中日战争的侵略性,但认为中日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并非是一个连续一贯的过程,而是有许多转折点;假如有关国家能妥善处理国际上之矛盾,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所谓“转折点”,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珍珠港事变”这三个历史事件之上。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缘起,这在今天的日本学界已经有了比较统一的看法:即事变从一开始便是关东军以至部分日本国内军人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攫取中国东三省,扩大日本对抗苏联的纵深及加强战争资源的占有[6]。至于“九一八事变”在何时终结,则有较大争论。日本部分学者主张中日两国在《塘沽协定》签署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结束,因为根据《塘沽协定》,中日双方军队以长城为界,不得越境攻击对方,而且为确实避免冲突,在长城以南、平津以北设一非武装地区,双方不得驻守军队。对上述学者而言,这代表国民政府默认满州国的存在,亦即达成日本军人把东三省由中国分割出去的目的。他们认为若非日本军人再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北方局势可能就此稳定下来,而“卢沟桥事变”便无从发生[7]。中国学者大多反对此种看法,认为由《塘沽协定》到华北自治运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既定政策,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推动,同时中国亦不可能放弃东北,故“九一八事变”危机未因《塘沽协定》的签订而消解[8]。另外,亦有部分日本学者由“十五年战争”(下详)的角度,同样主张华北自治运动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动作,而是日本侵华之一贯延续行动[9]。

   第二个问题是“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是否为一有计划事件以及为何会扩大成全面战争。由于“九一八事变”前车之鉴,中国学者多半认为“卢沟桥事变”为日军有计划之挑衅行为,中国为图生存,战事不能不扩大为全面战争[10]。日本的主流看法则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偶发性事件,而且在事发之初,无论日本内阁及中央军部均主张不扩大事件,由现地军事当局解决。当时日本在华驻军方认为中国当局行事颟顸,必须实施军事压力才能奏效,但基本上亦把行动限制于平津地区,无意扩大为全面战争。1937年7月25日平津战事展开后,日本内阁亦曾考虑停战办法,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两项停战条件,即首先把华北非武装地区延伸至永定河以北,其次是缔结华北经济合作协定;另一方面日本内阁亦释放好意,取消《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同时承诺支持冀东政府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合并。由上述日方构想,可见日本无意进行全面战争。至于为何由局部转向全面战争,其关键是“八一三事变”(淞沪之战)。日本原来设想作战只限于上海地区,不会越过苏州嘉兴线,然随着战事扩大,日本不断增派军力,到10月已达九个师团,超越华北八个师团,因此为迫使中国屈服,华中日军遂主张扩大战线,进攻南京,才演变成为全面战争[11]。

   第三个问题为“珍珠港事变”的必然性,亦即是日本与美国间的太平洋战争是否无可避免。196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有不少翻案文章,认为日美战争不一定会发生。最主要论点是战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亦没有给予中国太多援手。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1930年代美国对日出口是对华的三倍,因此美国没有理由为了中国而放弃日本。美国对日政策之转捩点是1940年9月,日、德、意轴心军事同盟成立,中日战争转化为欧洲战争之一部分,美国于是祭出限制石油出口的手段,并第三次贷款中国,不过美国当时仍小心翼翼,只限制初级石油,对中国亦只限于经济援助,留有转圜空间。美日真正摊牌时间是1941年7月,当日军开进南越金兰湾,威胁到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地位,美国才决定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全面禁运石油[12]。因此,一些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学者认为日本如不加入轴心同盟,日美大战也许可以避免。

   研究日美关系之日本学者亦同样认为日美间不一定会开战,因为日本无意对美发动战争。虽然1938年11月近卫第二次声明强调建立亚洲新秩序,但挑战之对象是英国而非美国,然美国已在1937年7月废弃日美通商协定。1940年5月及11月日本曾两度要求荷属印尼当局保证对日本供应资源,然荷兰在英国及美国之支持下,拒绝日本所请。日本学者认为在所谓“ABCD四国(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下,日本不得不与德国合作。虽然如此,日本仍希望能与美国沟通,即便是向来被视为极端保守之平沼骐一郎内阁,仍希望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1941年7月近卫文麿再任首相,甚至提议访问美国,要与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面对面谈判。直到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向日本提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恢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状况,有若最后通牒,日本才决定开战[13]。概括美国与日本学者之研究,则“珍珠港事变”并非必然,战争的发生若不是两国间的误解,至少日本是不得已而出手。

   总的来说,“战争连续说”比较宏观,它给历史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但稍为简单化--在中国是用“侵略”与“非侵略”来划分,在日本则以“资本主义”或“天皇制绝对主义”来说明。然历史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架构来涵盖,需要更细致的分析。至于主张“战争不连续说”的学者则强调历史之转折性,他们比较从多层次角度看问题,论证亦较为细密,若由事后检讨而言,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是相当有帮助的,但由于过份以孤立个案论证,很容易有见树不见林的弊端。其实两者的分岐,最后仍系于战争责任问题,“战争连续说”希望由宏观角度追究出一个最后责任的真相,“战争不连续说”则不认为战争责任是一个历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两者的差别造成不断的纷争。

   若抛开战争责任这一命题,改由关联性思考,也许可以跳脱此一困境。“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以有两个思考层次:首先是道德层次,它关乎是非问题,若社会环境不变,它可以历久弥新,但它只是行动指南,无助思考问题;其次是法律层次,亦即犯罪者所应负责任,不过责任有时效性,若超过一定时间,再追究亦于事无补。上述两个层次无论哪一个,都无法帮助思考历史;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只能由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下手。所谓“关联性”是指历史时代里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个别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不同因素,可以是即时回应、也可能是沟通不良、也可能是环境制限等等,故历史研究固然要了解各个事件的不同因素,但亦不应忽视历史时代的大方向,否则便无法整合不同之历史事件。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国民政府之对日政策亦非一成不变。在事变之初,国府是采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但到1933年国府已愿意与日本坐下谈判[14]。蒋介石在1934年12月发表之〈敌乎?友乎?〉一文,便曾检讨以往中国对日本政策之失误,认为过份倚赖民气及国际调停,不了解中国本身军力不济,同时亦没有考虑到东北经济权益对日本之重要性。因此他主张直接与日本交涉,给予日本一定的经济利益,甚至仿效列宁与德国言和的故事[15]。蒋氏并没有说明怎样做,但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Th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时割让了领土,言下之意,是蒋氏愿意放弃东北,换取与日本和平。如蒋氏真的履行此点,便如上述部分日本学者所言,《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局势便会稳定下来,不会有“卢沟桥事变”之发生。但从蒋氏个人意愿以至当时中国全国气氛来看,放弃东北是不可能的。在发表〈敌乎?友乎?〉后四个月,蒋氏在日记中便记下:“对倭策略:甲、如彼归还我东北,则与之公开防俄,并进行铁道交涉,及聘倭教官;乙、如彼取消长城以内战时特殊状态;则我与之进行经济合作,何如?”[16]换言之,若日本交还东北,则可与之合作抗苏;若只取消在华北特权,则只能进行经济合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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