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作为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行为风格的综合体，政治文化对政治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它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同时在政治体系的作用下也发生变化。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全面社会转型导致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基础发生根本改变，从而使政治文化发生裂变。普京执政后，大力整合国家社会，“政治一致”日趋明显，政治行为风格亦随之趋于保守内敛。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对当前的“全面现代化”产生较大的阻碍作用，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关键词】 俄罗斯，政治文化，叶利钦时代，普京时代
【作者简介】 祖雪晴，1973年生，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讲师、博士。(哈尔滨 150080)
“政治文化”是探讨俄罗斯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概念自1956年美国学者阿尔蒙德首次提出后，便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广泛流行的重要的分析性概念。作为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体系，政治文化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心理，它的涵盖面也相当广泛。俄总统梅德韦杰夫希望，俄罗斯的政治系统“极其开放、具有韧性”，“与不断变动的、透明和多维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与那些自信、自由、殷实、具有批判思考精神的人的政治文化相符合”[1]。政治文化虽然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它还是在发生着变化。“政治文化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一个政治角色的行动。同时，由现存的政治结构所造成的机会和压力也影响着那种政治文化。当人们边学习边行动并通过行动来学习时，文化和结构、态度和行为之间就不断地发生相互作用。”[2]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理论阐释也有助于我们解析俄罗斯当代社会。
苏联解体后的20年间，大规模的全方位转型使得俄罗斯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使它的政治文化也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大致以世纪之交普京上台执政为界，我们可以发现，在俄罗 斯社会，不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其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等都已经前后迥异：整个社会情绪从激进过渡到保守；政治制度趋于稳定；政治权力趋于封闭，权力运作已经由前台转入幕后；民众犬儒主义盛行，民粹主义重新抬头，等等。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一时期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演变进行考察，追溯其变化的原因，同时分析其对俄当前政治发展的影响。由于“政治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对其定义也较为多样，本文的政治文化大致指政治思维的倾向性和政治行为的风格。以政治思维倾向性而言，政治文化表现为这一时期政治思潮主题的变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政治 认同意识的变化以及对合法性的态度；就政治行为风格而言，它体现于政治制度结构上的变化以及政治行为的规范性等。
一 俄罗斯政治文化之根
一个国家的历史及其传统毫无疑义地影响到它的民族心理，并进而影响到其政治文化。雷蒙·阿隆专门为此构造了“政治系统的历史环境”这个术语。在他看来，“每个政治系统都会受到这个国家所固有的一系列传统、价值、思维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3]俄罗斯的“历史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俄政治文化发育的独特地理环境，二是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在此过程中构建的各种制度和观念。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对俄罗斯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由于地处欧亚两洲，两种社会文化类型在 这里交织：欧洲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它以个人及其自由、自然权利为中心；亚洲文化有着悠远的专制传统，它以社会、集体和国家为中心。两种文化在俄罗斯不仅相互补充，同时还持续地相互斗争。这种二元性、矛盾性和冲突性在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最为明显且一直延续至今的体现，乃是“西化派”和“本土派”、西方发展模式和俄罗斯独特道路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其文化属性来说，俄罗斯显然是欧洲大家庭的“边缘成员”，其位置犹如太阳系中的冥王星[4]。但正是这种亦亚亦欧、非亚非欧[5]的地理与文化位置，使得历史上俄罗斯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并无恒定的方向，在此路不通的情况下马上掉头，另起炉灶。这也是许多论者所强调的所谓“钟摆性”和“周期性”[6]。俄罗斯历史上几次大的转向以及革命都体现了这些特点，俄罗斯政治文化似乎超越不了这种心理结构定式。
由于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独特轨迹，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东方色彩更浓，突出的特点是一以贯之的国家主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种国家观念。别尔嘉耶夫曾说：“俄罗斯人民创造了世界上最强的工具，最大的帝国”，“建立、维持和捍卫庞大的国家的需要，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占据着十分特殊、压倒一切的地位”[7]。俄罗斯自拜占庭不仅输入了基督教，而且还接受并改造了拜占庭的文化，首先就是帝国思想。在传统的历史论证中，如此广袤的国土、如此众多民族的大帝国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进行操控，这便是俄罗斯专制政权存在的理由。同时，伴随帝国崛起与拓展的还有俄政治文化中强烈的救世意识——“第三罗马”思想，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布尔什维克意欲建立超民族和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的努力。
“强国思想”一直是俄罗斯民族意识中个体、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恒定结构。不论是在沙皇时期，还是在苏联时期，没有强大的国家是不可能获得国际承认的。因此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强力塑造苏维埃政治文化，使其沿着国家主义的方向前进。苏联解体之后，国家主义传统一度有所削弱，但普京执政之后，随着联邦中央权力的加强和垂直权力体系的重新确立，它很快就被恢复并得以强化。
另外，由于俄罗斯一直缺乏公民社会，因而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国家被视为“文明的支柱、社会完整及存在的保证、整个生活的组织者”[8]；这种感受反映了国家的实际作用。而作为统治者的君主则被视为国家的“大家长”，也为后来的“铁腕”和“民族领袖”之类的个人崇拜提供了发展的温床。俄罗斯历史传统中的“家长制”源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宗法制家庭[9]；严峻的气候和自然条件迫使一家之主负责调节整个家庭的财产关系、劳动关系、日常伦理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说，由这种社会初级结构逐渐形成了权威型的权力关系，并进而影响到国家权力结构的形成。而东正教在宣扬俄罗斯伟大的同时，激发了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潜移默化地培养了民众的忠君意识和爱国主义热情。19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意识中就已经关注到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点，卡拉姆津说，俄罗斯的专制统治就是父权统治[10]。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心理结构，“家长制”在帝俄时期表现 为沙皇的“人民性”、俯贴下情、关心子民；在苏联时期，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则是“人民的父亲”，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苏联解体后，由于普京拨乱反正，使俄罗斯走向稳定，他被赋予“民族领袖”的称号。在“家长制”的统治下，民众对国家是一种顺从关系，而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契约关系；实际的权力关系是通过非正常的方式来调节的。
二 叶利钦时代的政治文化：走向分裂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政治文化是一个各种异质的政治价值、政治设计以及政治行为标准的合成体[11]。俄罗斯社会与政治生活中虽然确立了多元化的指导原则，但是这种缺乏基本共识的多元 化给国家带来了混乱，给社会带来了迷惘。20世纪90年代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社会转轨，使俄罗斯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发生了极端改变，也给俄罗斯政治文化带来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导致俄罗斯在政治上走向三个层面的分裂：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分裂、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的分裂、上层精英与民众的分裂。
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重新面临着历史选择：是选择西化道路还是走本土化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显示，在国家发展道路问题上俄罗斯始终存在着两大对抗的势力。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苏共丧失领导地位，为重新 进行西化试验铺平了道路。作为领导人的叶利钦启用民主派在俄罗斯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试图使国家的西化道路不可逆转，使社会主义制度的“重生”不再可能。1992年开始仓促实行的“休克”疗法就是要彻底摧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激进改革的严重受挫使这两种政治势力彻底分裂，围绕经济改革战略、国家权力体制问题的争论日趋激烈，出现了执行权力机关与立法机关的严重对立，并导致“双重政权”局面的出现。在无法解决分歧的情况下，叶利钦动用武力炮打白宫，以流血的方式解决了政治争端。对于走上民主 化道路的俄罗斯来说，以极端方式而非民主协商方式解决政治争端，显然是对民主政治的讽刺，不过在俄罗斯新型政治制度确立之前似乎也别无其他选择。1993年12月就新宪法举行的全民公决暂时性地掩盖了政治分裂的趋势，但随之而来的议会选举却显示分裂正在加剧。这种分裂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达到了顶点。俄罗斯的政治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依然没有达成共识，虽然政治精英在新的制度框架之下进行竞争，但是“左翼”和“右翼”之间的政治分野清晰可见，而且这种分野直指新制度的合法性。1996年的总统选举不仅“决定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荣誉归属于谁，从某种意义说，还将决定俄罗斯今后的发展方向”[12]。虽然叶利钦所代表的西化派最终赢得了选举，但是精英层的重大分裂以及其后此起彼伏的政治危机使得他不断调整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叶利钦的国家治理道路已经难以为继。
在联邦层面上，俄罗斯也面临着巨大的分裂。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其加盟共和国相继成为独立国家，旧的联邦制宣告失败，而且也意味着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面临着二次分裂。为了维护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叶利钦时期在与地方的辗转周折中实行了多种联邦制模式。1992年3月，俄罗斯联邦中央与各民族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州等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使绝大多数联邦主体签订了联邦条约，暂时性地遏制了全俄普遍的分离主义倾向。1993年12月新宪法通过后，俄罗斯实行制宪联邦模式，中央政府希望通过宪法调整联邦关系。但是这种联邦模式受到了来自许多共和国的挑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签订了“例外”的双边条约，在主权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这种宪法-条约联邦制模式不久就延伸到中央与许多其他共和国的关系。1996年8月中央政府与车臣方面签订的《关于确定俄 罗斯联邦和车臣共和国相互关系基本原则的联合声明》实际上促使了一个“独立王国”的出现，使俄罗斯的国家统一受到了严重威胁。这个问题一直到第二次车臣战争才得以解决，但俄罗斯中央政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造成的创伤至今都无法愈合。
在俄罗斯社会转轨的进程中，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分裂是最为根本的分裂。由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心理结构——国家主义一直占据上风，共同的利益显然优先于个体的利益。这种优先性保证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但是也在共同利益趋向与个性自由、自我实现之间埋下了隐患。20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意图通过社会转型改变这种状况，精英层希望通过西化方案，激发社会的活力，使个性的实现成为可能。但是由于俄罗斯历史上并没有民主制度，十月革命前的君主制没有提供广泛的民主和政治自由，苏联时期的社会中也不存在多元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因此，骤然的政治开放打破了原有的政治结构，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混乱。不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其政治思维中的固有模式并没有打破，无法适应新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多党制的确立没有带来成熟的政党制度，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大大小小的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缺乏明确的导向，也缺乏固定的群众基础，因而成为单纯追求选举、追逐权力的工具。对于上层精英来说，原有政治结构的打破和新制度的确立为他们争权夺利提供了空间；而对于下层民众来说，由于民主选举没有建立起公正的代表权力机关的管理结构，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形式被破坏，新制度下的所谓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却无从实现，宣称代表他们的党派与其说为了他们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民众所谓的政治参与，只是在无所适从的选举中投下自己的一票。虽然民众的政治热情被空前地激发起来，但是他们的力量变得更加软弱。同时，政府所推动的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使俄罗斯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分化，新兴的权贵阶层掠夺了人民的财富，使大多数民众陷入贫困。经济上的不自由与政治上的所谓自由形成对比[13]，在经济不自由的情况下，政治自由的实现无从谈起；民众渴望改变，但是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改变。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来源日期：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