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乃礼:民族危机与近现代政治思想的更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3 次 更新时间:2014-06-26 08: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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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乃礼  
但是却没有民主的意识。这点以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最为典型。魏源的关注点在如何对待外夷上,而对于君主专制所导致的危害以及如何实现民主则很少提及。洋务派的关注点也只是在武器的更新上,对于政治制度也没有涉及到。维新派尽管部分意识到典则的危机,主张某些制度必须改变,但从来不敢设想废除“君主”。只有在革命派那里,才真正强调典则的危机。而民族的危机,自邪片战争以来,就流动在诸位思想家的血液里,无论是早期的魏源,还是后来的毛泽东,民族自强的意识始终未改变过。

   其二,典则的危机是由民族的危机引起的。简言之,民族的危机是典则不断改变的原因。外国列强的侵入引起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这种发展情非所愿,更重要的是人们承受了民族的屈辱过程,尤其是像在中国这样千百年来倡华夷之变,以民族文化自居的民族来说,这种屈辱感比其他民族更为强烈。我们历数近现代以来重要的政治思想流派,包括洋务派、早期维新派、维新派、革命党、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思想尽管有很多差异,但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是各思想流派的主旨。

   洋务派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西方列强的船尖炮利,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造枪、造船技术,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就可以解决清朝的危机,挽救中华民族。洋务派的实践失败之后,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设议院。戊戌变法最重要的目的不在于改良,而在于救亡图存。康有为上书之所以能够打动光绪帝就在于他提到了不变法国家就会灭亡。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戊戌变法在改变君主政体上贡献不多,其因不在于民主改革,而在于救亡图存。之后的义和团运动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反对西方外强的意图最为明显。

   清末新政的最重要目的就在于防止革命,另一方面也在于国家的强盛。同盟会建立时颁布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共和,平均地权”,其中反对外族的入侵放在了首要位置,尽管这里的目标主要是针对满清,但过于强烈的民族情结使中华民国建立时,忽略了民主的建设。

   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依然把民族主义放在首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有时为了反帝的需要,把反封建的任务放在次要位置。如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三三制。这也就可以理解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做的演讲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含义,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中国人有了自己做主人的机会。毛泽东说:“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

   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由此可以看出,思想的演变过程是我们所说的四种认同逐渐减少的过程,洋务派希望所有的认同都保留,早期维新派和维新派则由四种认同变为了三种,主张典则的改变,革命派之后都只保留了中华民族的认同,其他都抛弃了。在这种演变的过程中,其他三种认同逐渐沦为了工具,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成为了最终的信仰。中华民族的危机意识推动着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不断演变。

   综上所述,本文依据伊斯顿的政治系统的层次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系统划分为民族、典则、朝代和君主四个层次,典则的危机和民族的危机是近代中国首次遇到的,典则的危机源自于首次面临有无“君主”的抉择,民族的危机在于传统解决民族危机机制的失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文化上比较所体现出现的优势是民族危机最后的解决之道,但是近现代以来,与外国列强的比较中,中华民族处于全面的落后。如何拯救民族的危机,成为近现代以来所有政治思想家的主导思想,思想的演变过程是一个个解决民族失灵的过程,一个方案失败了,另一个方案提出来,民族危机推动政治思想的不断变化。最终,共产党提出的拯救方案真正实现了民族的独立。

    

   文化上的自强之路仍然漫长

   民族自强,作为我们百年的追求,至今仍然有许多目标没有实现。我们虽然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与西方国家相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强国梦、自强梦仍然是我们这一代所追求的。追求强国的过程中,经济和军事的自强是基础,文化上的自强是根本。单纯追求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而政治思想、观点以及政治制度没有变化,必然会影响前者改革的成果,甚至导致失败。如果拿共产党倡导的政治思想与其他诸流派的政治思想相比,会发现:共产党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改造最为彻底,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化上的自强,尤其是政治思想上的自强是最难实现的。对照几代领导人对强国的追求可以看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实现了富国梦,但政治文化上自强的实现仍然有一段距离。中国现有的政治思想研究者存在两大极端:

   一是盲目固守旧有的思想,关起门来自娱自乐,无法获得世界的认同;另一个极端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盲目崇拜,张口闭口西方,失去了自我。简言之,我们缺少一套让世界认可的话语体系。譬如拉美国家学者针对他们本身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依附体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没有学者对此作做出有影响的归纳、总结,并进而指出未来的方向。

   政治文化上的差距不但体现在与世界的比较上,而且体现在与传统社会的比较上。传统社会中,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接受了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文化。但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的政治文化分歧严重。除了我们没有建立起让人认可的政治话语体系,对自己的政治文化不自信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的脱节,中华民族文化与各个民族的亚文化没有实现很好对接。

   这种脱节一方面在于各个民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各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不同的阶段;另一方面在于思想本身,我们没有像儒家那样把思想寓于实践之中,党倡导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但许多干部并没有用这种精神对待民众和少数民族。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中,也没有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譬如许多少数民族信仰佛教、伊斯兰教,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爱护是他们思想的重要内容,我们关注到公平、正义,但对“爱”的关注不足。

   因此,文化上自强之路仍旧漫长。如何构建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呢?首先要立足于现有的政治文化。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思想,实现了民族独立,证明了其政治思想的伟大性、正确性,未来之路的建设必须立足于现有政治文化。当然,要保持思想的先进性,必须与时俱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由于对思想的盲目自信,从而导致了严重性的后果。譬如,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反右运动、文革的悲剧皆是这方面的体现。这些悲剧产生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民主的不发达和王权主义的残留影响。

   鸦片战争以来,受客观条件所限,思想的关注点过多地集中在民族自强上,却忽略了对其他政治价值的关照。譬如,民主的观念尽管曾经被提出,但是一度沦为民族自强的工具。王权主义的思想在部分官员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独断专权,高高凌驾于组织和百姓之上,个人的意志左右国家的命运。因此,对现有政治文化的发展必须首先涤除王权主义的残留,消极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其次在于对欧美政治文化的吸收。我们需要关注其他政治文化的先进部分,吸收改造为己所用。譬如欧美思想家提出的协商民主的观念、权力的监督、以及服务型政府的构建等等。对这些先进文化的吸收也是与世界交流,获得认同的重要手段。再次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照,吸收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以期实现与主流政治文化的对接。

    

   【注释】

   ①刘泽华:“王权主义概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第31页。

   ②[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季乃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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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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