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泥:上邪下毒说“作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01 次 更新时间:2005-07-18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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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泥  

我念本科时,大概在1993年左右,经商、赚钱的风气还很浓,正是不时兴读书的年代,考试作弊现象便愈来愈突出,竟到了无法可施的地步。学校不得不步人后尘,走一极端,新出台一项土政策,声称今后凡考试作弊被当场抓获者,一律退学。那年监考老师似乎也特别起劲,一场下来在一个考场就抓住三四位。为了兑现政策,学校真就拿那些人开了刀,勒令退学,很是凄凄惨惨过一番。

或有关系到家的,不知道磕多少头,烧多少香,转多少弯,才疏通关节、网开一面,说某人某人的作弊是被动的,和其他人不一样,死刑够不上,死缓,留校察看一年,终于分别了处分的等级,算得上作弊事情里的“作弊”。

我觉得正是由于这后一类大大小小的“作弊”事太多,流风所及,覆被了本该清净的校园、考场,作弊现象至今才有进一步恶化之势。所以,考场上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过是社会问题症状的一个具体性体现,和人为制造的那一系列的关卡、土政策密切相关。这是很明显的。正因为口子开得很小,而关卡又多,坐在关卡之位上的尊神才能极尽所能地运用手上权力,控制他人命运,营私舞弊,牟夺暴利,影响了后来者的价值取向、人生信念……

作弊生们就曾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道:“既然社会以不正常的眼光看待分数,那么我就可以用不正常的手段获得分数。”

那意思是说,上邪下毒,假如我流氓了,那也是由于你流氓在先的缘故,咱俩是捏在一块儿的。

现在,学生们的作弊早已不单单为了考试过关与及格了,也为了拿一个高分,取得一定的实惠。分数是和奖学金、助学金、评“三好”、入团入党、这卡那证乃至毕业分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我们能够体现一个人全部的只有分数,能力高低赖纸面分数决别,没有其它形式的、客观的衡量标准。

一位考生事发后就曾讲过:“要是大家都实实在在地学习那也算了,可现在是漏题的漏题,照抄的照抄,你不跟着干,只能在后面稍息,除非你有一个绝顶聪明的脑瓜。我作弊技不如人,被抓住了,但对当时的作为,我一点不感到后悔。”

排除一定的偏激,心平气和地反躬自问一下我们会发现,事实上“漏题”在我们这儿很难避免。

我本人参加研究生考试那年,就知道全国统考的政治课上的一道十二分大题,赫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老师考前串讲班的模拟试题,而且原封不动。花钱听他“串讲”过的,考完后欢天喜地,我们这些没参加的,都有错过后怅然若失的遗恨感。

这种事多了,考前串讲就具备了一定权威性,传出去,人人都觉得钱是花得值的,因此现在的大学其它正经事干不了,可是这个班那个班办得特别多,全是帮我们应付各色各样考试。有的就成了“上班”专业户,一年一年泡着,什么也不必干,生给熏出来,成仙得道了——只要舍得,一年一年地考,中专、大专都能考上研究生,或者拿个证,紧着脚逃出国门,做“鬼子”去。

实在泡不过的也都成老油条了,抱着赌一把的心理上场,破罐子破摔,彻底放开自己作弊一把。学历教育便越来越畸形化发展。

更有那些名牌学校,他们之能名牌,也和其关系通天,能搞到压题率很高的模拟试题有关。记得上中学那阵,老师们为了得到这些学校的高考、中考模拟试题费尽心事,也送也攻,才谋来一两份,拿回家仔细研究,重点宣讲,其诚不亚于在谋划一场意义非凡的战争。而今思来才觉到了它的荒诞不经与无可奈何。

想一想,连这些最高级别的考试都搀杂了大量的人为因素,公然“作弊”,真不知道如何组织次一级别的那些考试了。

至今我都很难想象,在我们这里曾经也借鉴西人形式,于民国时期教授治校期间考大学由各大学自行命题而不泄密,大概那时候的大学教授们“主人公”意识比现在强,更懂得遵守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吧,当时也没人想过居然能够办班儿赚钱。

理论上我是十分赞成各大学自行命题的,它的一个极大的好处就是考试时间与内容能够自由控制,不必大一统,将全国的人纳入同一时刻,考同一张试卷,而可以分期分批交叉进行,学生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可以交替报考几所大学,不至于一锤子买卖。一旦都考上,择优权掌握在学生手中,不再仅仅是学校——没有优势或吸引力的学校会自动被淘汰,学校之间就有了竞争压力。这些压力反向作用,会迫使学校在课程内容的设计上别出心裁一些,让学生学一点真正有用的知识、技能。

这些话好像老生常谈了,其实理论上谁都知道,真正落实起来却非易事,如何保证不漏题就很费思量。

还是需要考试的。

更有不少党校以及这校那校的,招来不少各级大官,不怎么上课,有的连正规学历都拿不出一个,26个英文字母都念不全,却在念着本科、硕士,甚至博士。考试却都由他人代笔,公然作弊。这又怎么说?他们所拿的学历还算不算?影响如何?

因此,考试是件费思量的事。学的东西更是匪夷所思。

谁都懂得,要把学而无用、明显荒谬的东西及时筛选出局,但大中小学教科书却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原因在于计划体制下,考取哪所学校往往不由自主,学生、学校对教材都没有太多选择权,课程如何安排更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明知道不好的也得教、也要上,一本教科书今年用了,明年还能用,可以十几、几十年不变,内容既与时代脱节,又过时、陈旧,甚至讹误百出,没有创新、主见,形成恶性循环则上课记笔记、考试考笔记、考后扔笔记。

有了这样的限定,学习用功的反而很可能考不好,平时不上课的考前突击一下反会得高分——如果突击都没有时间的话,笔记又为学生作弊提供了便利和诱惑。

既然这样,从上至下都不太把某些课程上的学什么真正放在心上,那么在学生们眼里,考这些课作弊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反正许多是“无用”的知识,现在的工夫不过是把笔记上的先搬脑子里,再把脑子里的挪到考卷上,难道不是吗?

一位在高校执教多年的教授曾随手翻译了人民大学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外语教材,上面正儿八经地写道:“马克思的伟大学说是万能的、不可战胜的”“马克思学说之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在帝国主义统治的一切地方,现在都燃烧起了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烈火”“资本主义各国千百万劳动人民所幻想的东西,已经在中国实现了”“我国的经济力量日益壮大,然而资本主义国家却经受着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科学技术革命受到极大限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技革命硕果累累,并利用它们造福社会”……

不知道这样的教材人大现在还用不用,有没有修订、修订了多少,反正我对它们十分熟悉,本科、研究生时期都是这么学过来的,一直到21世纪都在这么学着。

我还知道人文、社会学科中有不少书上的不少地方,都像上面的话那样很绝对、很武断——学生们若是单单学这些空荡荡的响词不变成傻鸟儿呆掉才怪。而对它不学习、不记忆反倒脑子不生锈,清清亮亮呢。

再要有什么外力逼迫你把这些响当当的词压进脑袋瓜儿、搬到试卷上,我看直接照抄笔记亦无须痛心疾首。

前一阵我们曾经批评过现行中学语文课本,感觉它选文质量不高,不顾及学生心理特征,缺少时代气息,所选范围狭窄,美文不多,许多信息重复设计,徒增负担等,我看大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状况要是不作根本性的改变,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依然会很低,主动参与意识仍旧会极弱,消极怠工的方法就是逃课、缺课——一当上不好课了,我们还能避免考试作弊吗?

都这年代了,谁还愿意把大好的青春时光苦苦消磨在记忆陈词滥调、磨练应试技巧上,而不是为未来的事业打牢知识和能力的基础呢?

竞争太残酷也是一方面。我国每年投入的教育资金一直在全球倒数的位置上徘徊,增长率还比不了学生人数上的增加——单看绝对数字确实上涨了,可是相对数字不升反降。它牵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从数量看,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校录取学生数占适龄人口的二分之一左右,我国的却是千分数。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能过去,采取什么样的招数都顾不得、值得一试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作弊事情要想得到根本性的杜绝,我看不太可能、也不切实际,只能作为一种愿望或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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