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驹 童列春:论私法上的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6 次 更新时间:2014-06-24 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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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俊驹   童列春  

  
内容提要: 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共同支持人身法大厦,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均不具有无条件的合理性,我们需要研究两者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条件下符合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可以接受自由、效率、公平等价值衡量。两者各自拥有相应的功能领域,在各自的固有领域中发挥功能,从不同方面满足个人生活与社会秩序需要;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也存在互为前提、相互转化现象。人格平等为身份差异设置了限制,实现了特定领域身份差异的超越,导致特定身份差异的功能单纯化,改变了固有身份关系的内容。身份差异对于人格平等进行修正,只有在身份差异基础上才能解读人格平等,身份差异限定了人格平等的内容与实现状况。

   关键词: 人格;身份;人格平等;身份差异

    

   人格关系与身份关系是人身关系的基本内容;在人身法领域,人格与身份都是资格的分配技术,发挥各自功能。人格表彰和确认人的私法主体地位,人格即主体资格,人格本来有平等与不平等之别;近代以来的私法确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离开人格平等,交易无法开展,人格平等成为人格关系乃至人法关系的支柱。同样,身份是被当作特定种类主体对待的资格,身份表彰与确认差异,调整结构化的社会关系,忽视身份差异,复杂的生活关系无法安排。虽然在人与人之间也存在身份平等,但是,差异是身份关系的本旨;所以身份差异才是身份关系的核心,身份差异成为身份关系乃至于人法关系的另一个支柱。所以,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共同支持人身法大厦。

   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对人格平等的偏爱,私法中刻意回避身份差异,并且将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相对立,所以,身份差异没有得到私法理论的足够关注;同时,近代以来的各国民法典对于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关系的规定普遍存在问题。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是在理论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有关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的代表性观点

   人格平等的思想源头非常久远。古典自然法学强调理性的力量普遍适用于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其侧重点也从理性的客观基础——人的社会性转向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人的“自然权利”、个别志向和幸福具有主导作用。[i]这种观点从个人出发,开始注重个人的法律人格。在中世纪,在教会法对罗马法的重新解释中,平等和个人自由意志的理念走上前台。如教会法将遗嘱改造成意志的一种,婚姻也被视为一项契约,是双方个人意志合意的产物。[ii]一般认为人相对于动物的优越性在于具有自由意志,独立人格的理论内核——自由意志已经形成。在近代哲学中,康德提出著名命题:“不能把自己仅仅成为供别人使用的手段,对他们来说,你自己同样是一个目的。”[iii]黑格尔指出“所以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iv]总之,18世纪的社会思潮中完成了人格独立、平等、自由的理论论证。这些思想影响了近代法律制度,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回应,在法律领域确认普遍的独立平等人格,并为各国民法所效仿。那么,这种法律上人格平等的确立背后隐藏了哪些问题?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基本公约并没有摧毁自然的平等,反而是以道德的与法律的平等来代替自然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上的不平等;从而,人们尽可以在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但是由于约定并且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v]分析卢梭的观点,可以看出卢梭已经认识到“自然的平等”的倾向,在也注意到“力量上和才智上不平等”的自然倾向,但是,在道德与法律方面确认的是“平等”,所以“由于约定并根据权利,他们却是人人平等的”,即可以产生法律上的“人格平等”。由此可见,“法律上的人格平等”的逻辑演绎的基础是做了选择的,即舍弃了自然倾向中的“不平等”,只留下“平等”,在片面的自然性基础上建立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其中,自然人被假定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应该理解为主要依赖法律赋予。所以,人格平等的含义主要是指获得一种法律上的地位。

   那么,“不平等”的自然倾向并没有因此消失,它将通过何种制度在法律上得到回应?这种制度是“身份差异”,其要旨在于形成差序格局。

   古代文明社会均是身份等级社会,主要通过身份秩序安排社会秩序,并且将这种安排神话。[vi]有关身份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来自近代法学家梅因(Henry Sumner Maine),其名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vii]这个观点形象地总结了近代工业兴起,市场交易活跃,契约关系盛行的变化趋势。但是,它在后世的流传中产生了这样的影响:人们将契约与身份对立,理解为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并且,将身份与特权捆绑并等同于落后,将契约与平等自由捆绑并等同于进步,将作为社会组织技术工具的身份与契约道德化。与梅因的观点相承接,意大利学者阿尔多·贝特鲁奇(Aldo Petrucci)认为“讲究身份是为了寻找差别、固定差别、反对平等”。[viii]在中国,有学者将“身份化”归结为中国古代社会停滞的原因。“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停滞固然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但人际关系普遍的‘身份化’决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甚至可以说,这种‘身份化’的社会状态正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重要标志之一。”[ix]这种观点指出了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衍生出来的消极现象,讲究身份易于导致特权,阻碍社会发展;但是,身份差异制度并非仅有消极影响,身份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基础是其具备不可替代的积极功能。对于“身份差异”的认识,现代学者有所突破。法国学者里佩尔在《职业民法》(droit civil professionnel)中指出:“法律不是为了一个国家内的全体国民乃至居住在一个国家内的全体人们,而是以各种职业集团为对象而制定的”,“我们必须给法律上的抽象人(例如所有权人、债权人、债务人)以及为进行论证而架空了的人(例如甲、乙)穿上西装和工作服,看清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究竟是什么。”[x]这种观点指出了偏面强调抽象平等人格的局限性,脱离了对于个人之间身份差异的考量,单纯的抽象人格平等无法满足社会生活的调整需要。德国学者茨威格特(Konrad Zweigert)的观点对于里佩尔的观点形成补充,他发现“梅因提出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近年来已经表现出相反的趋向,私人间的法律关系不再是通过自由的契约行为来实现,而是越来越多地通过身份关系来确定”。[xi]这种观点指出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变化导致新的社会差异的产生,新的社会差异提出重视身份差异调整的要求;而现代法律制度应对新的社会需要,加强了私人之间关系的身份调整。

   以上这些观点均解释了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关系的某些方面,有其深刻独到之处,但是,对于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关系的把握仍然有失偏颇。身份差异导致身份特权,带来社会停滞,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身份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这是其基本方面。纵观现有的法律文件,人格平等处于显要位置,作为一种道义标志;流行的社会心理倾向是排斥身份,防止其演变为特权以破坏人格平等,导致法律制度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身份,身份差异被精心遮盖,并不以身份差异示人,只能默默存在并发挥功能。

   其实,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均可以在社会生活中直接感知,人们从自然和社会生活经验中既能够提炼出人格平等也能够提炼出身份差异。[xii]两者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共存共荣,随着社会结构与私法制度规则的变化而变化,交替成为社会生活和法律秩序中的主导制度规则。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也存在妥协、兼容与相互补充,从哲学上是一种相反相成的关系。两者均具备伦理价值,但是,身份差异与人格平等各自的伦理倾向不同。现代私法中,人人具有独立平等人格已经成为法律原则,人格平等成为主流伦理价值。在身份关系方面,传统的伦理价值对于身份安排的一般要求是“有别”、“有序”、“安分守己”,在尊卑身份之间要求“仁义”、“忠诚”;近现代以来,人格平等构成对于身份差异的严格限制,“安分守己”具有了新的内容,不同种类身份差异之间的功能得到严格的区分隔离,一种领域的身份不能泛化到另一个领域。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关系还可以从功能层面进行解释。身份差异与人格平等均是社会组织技术,服务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各自具有相应的功能优势;并且,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的兴衰取决于经济模式转换。自然经济中,家长制身份结构在生活秩序与生产管理秩序中相融合,普遍的人格平等在农业经济时代得不到支持。商品经济中,在生产组织内部身份秩序起主导作用;但是,在企业外部的交易领域,当事人地位平等。所以,人格平等在商品经济时代找到了经济上的支持。

   明晰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的关系,必须解决一些疑惑。其实,近代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追求人格平等活动所直接针对的是身份特权,身份特权与身份等级结构的凝固化否定了人格平等,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应该是反对身份特权而非身份本身。如果舍弃身份,复杂的社会关系无法组织,弱者的生活无法保障,强者的才能无以发挥;那么,如何正确全面地认识身份差异,对其作出正确定位?同样,如果过度强调人格平等,也会造成人格平等的滥用,如何将人格平等保持在制度功能范围之内?社会运作会导致身份差异,这种差异不断冲击人格平等,所以,身份差异需要不断矫正,人格平等需要精心维护;人格平等(包含于自由契约之中)与身份差异之间是否存在对立和替代关系?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的冲突是否不可克服?如果能够克服,如何克服这种冲突?人格平等并非无条件的代表进步,身份差异也并非无条件的代表落后;人格平等在什么情况下意味着进步?身份差异在什么情形下意味着落后?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之间的功能界限是什么?两者如何兼容协调?

    

   二、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的本义

   “以古典的观点,法律可以不仅在价值领域,而且在事物的绝对本质中被确定下来。”[xiii]那么,在人身法中,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的各自本质究竟是什么?只有在认识两者各自本质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各自的调整对象、运作规律与功能局限。同时,“法律是人类的作品,并且像其他人类作品一样,只有从它的理念出发,才可能被理解。”[xiv]我们在人身法中确认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的意图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有从功能分析角度,才能理解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属性的另一个侧面,以下从本质和功能方面分析人格平等与身份差异的本义。

   1.人格平等的存在状态与基本功能

   在近代西方语境中理解人格平等,离不开两个基本的领域:人在上帝面前平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就一般的社会情势而言,公众反对特权,个人或利益集团追求特权。弱势群体(大众)追求平等,因为其应有份额被侵占,所以,追求平等意味着可以收回应得的利益份额,平等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强势群体追求特权,他们有能力获取超额的利益,追求平等意味着限制其份额,平等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平等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演变轨迹是:从民间观念领域到宗教信仰领域再到法律制度层面。

人格平等的诉求首先存在于下层民众的愿望之中,这种民间自发的愿望通过宗教得到整合升华,提炼出“众生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等核心价值,后来演变为系统的宗教学说,获得教士僧侣、教堂寺庙、宗教仪式的支持,成为具有运行能力的强大社会力量。最初的宗教可以被看做下层民众参与社会设计的集体行动,但是,在宗教发展进程中也衍生出僧侣教士这样的利益集团,他们获得精神统治者的地位。后来,宗教被国家政权所整合,罗马帝国以后至资产阶级以前,宗教与政治实现了合流,宗教的价值变为法律价值。政治特权与宗教特权对于人格平等进行了挤压。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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