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休谟与现代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1 次 更新时间:2005-07-18 03: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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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前面我们全面论述了休谟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在本章我们把休谟的政治哲学放在一个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内,考察休谟的政治哲学与近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的关系,试图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中,从近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与演变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的角度,特别是从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理论所参照的的西方背景这样一个角度,重新考量和分析休谟的政治哲学,考察其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对于正处在转折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所可能具有的启发性意义。

  

  一、现代自由主义及其危机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从近代以来,特别是从英国的古典政治哲学和法国的启蒙思想以来,经历了近三百多年的发展演变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随着西方社会乃至今天东、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而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自由主义随着时代的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其一系列理论主张也就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也就出现了形式各异的自由主义。关于自由主义的不同形态及其演变,这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因此,我们并不准备对自由主义在近现代以来的发展演变给予过多的分析和考察。在本书我们只是围绕着休谟的政治哲学,考察它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的关系,并企图通过休谟政治哲学的研究为现代自由主义提供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说为解决现代自由主义的困境与危机提供一种古典的理论资源。应该承认,现代自由主义确实面临着重大的危机,这一点无可争议,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现代社会政治环境的新问题所导致的,也有自由主义内部的矛盾所产生的。但总的来说,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义对于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不能给出强有力的应对,只是囿于过去的旧模式,而没有找到一种新的资源和新的途径。现代社会的问题使得人们发现自由主义的传统理论正逐渐变得软弱无力,变得无法说明问题的实质,更无法给出卓有成效的解决方案。因此,正是这样一种困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回到自由主义的源头上来。

  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支柱乃是它的政治制度论,或者说自由主义在近现代演变的一个重要成果乃是建立起了一个自由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因此,自由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很多人眼中等同于现时代普遍盛行的以英美社会制度为基础的一整套有关社会秩序的法律理论和政治理论。对此,很多学者都曾明确地指出过,例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现存的自由政治制度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政治哲学,他提出的有关政治正义的观念,其前提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对此,罗尔斯在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明确写道:“我设定,基本结构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将把它看作是自我包容的、与其他社会没有任何关系的社会。它的成员只能由生而入其中,死而入其外。” 与罗尔斯相比,哈耶克已经认识到现代社会政治制度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因此,他并不像罗尔斯那样完全认同现行的政治制度,而是致力于创建一种新的宪政模式和一种新的法律秩序。 但是,就哈耶克与罗尔斯都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来看,两人又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哈耶克并不认同现行的法律制度,而要建立一种新的法律制度的理论。对此,他写道:“后来我逐渐地认识到,当下所盛行的各种制度不可能使个人自由得到保障;而正是这一认识促使我越来越关注于宪政制度创新工作;当然,我最初着手这项工作的时候,认为它只是一个极具吸引力但却并不怎么实际的想法,只是当这一乌托邦式的方案渐渐成为一种切实的想法以后,我才最终认识到它就是解决自由宪政的鼻祖们未能解决的难题的惟一方式。”

  显然,现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有关自由主义的认识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把自由主义首先理解为一种政治自由主义,进而把自由主义的价值理解为政治的正义性或法律的正义性,并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有关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论证。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在现代自由主义那里,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往往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特性或者说有着一个重要的偏差,那就是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套自由主义的人性哲学,他们没有提供一种自由主义如何成为可能的政治哲学的理论说明。关于这个问题,现代自由主义有着难言之隐。对此,哈耶克是这样看待的,他认为自由主义并不需要一个整全性的哲学体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种企图以古典哲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理论不符合人的认识的有限性,自由主义没有必要从哲学的一般理论或人性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因为人性问题是一个理性不及的问题,至于哲学中的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更是传统哲学的产物,与自由主义没有多少联系。所以,哈耶克在他的理论中很少涉及哲学问题,特别是涉及人性哲学与本体论问题,在他看来,无知的知识论和理性不及的方法论足可以为自由主义提供基本的依据、工具和方法,进一步的深究势必导致哲学上的语言混乱。因此,哈耶克的自生秩序的政治理论基本上是一个法律规则论和经济秩序论,而不是人性论或人性哲学。

  罗尔斯对于这个问题的考虑得要比哈耶克深刻,他承认政治哲学的人性基础,承认一种整全性的哲学对于任何社会政治理论都是必要的,并且认为很多的社会政治理论在它们的理论渊源上都与哲学乃至神学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罗尔斯又认为作为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来说,其特性却是恰恰相反,它不可以也无法做到通过一种整全性的哲学价值论来构建自己的社会政治理论,现代自由主义要成为一种正当性的社会政治理论,只能采取“减法原则”,通过建立一种有限度的政治平台来对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理论加以整合与调整,从而达到一种相对的理性共识。因此,自由主义只能是一种政治自由主义,一种在基于公共理性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在后期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写道:“任何人也不应期待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中的某一种学说、或某些其他合乎理性的学说,将会得到全体公民或几乎所有公民的普遍认头。政治自由主义假定,出于政治的目的,合乎理性的然而却是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之多元性,乃是立宪民主政体之自由制度框价内人类理性实践的正常结果。” 在他看来,作为一种公共社会的政治理论或政治自由主义,只能是一种在公共领域中通过交叉共识而达到相互承认的理论,也就是说,在公共政治问题上,不同的政治派别、团体,乃至每个人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主张各自的权利,争取各自的利益,并且相互之间通过磋商、对话、斗争、妥协等方式,从而达到有限的协调和一致。然而在公共领域之外,各种不同的价值哲学或人生哲学是很难达到共识的,是无法形成共同的理论基础的。因此,罗尔斯认为自由主义只能是一种在公共政治领域中通过交往和重叠共识而达到的一种有关社会制度的理论,特别是有关社会利益的分配正义的理论,此外那种企图包容各种人性哲学的所谓整全性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是不可能存在的。“道德哲学的普遍问题不是政治自由主义所关注的,除非这些问题影响到背景文化及其完备性学说对一立宪政体的支持方式。”

  然而,仅把自由主义限定在一个公共的政治领域,并抛弃人性哲学的基础,这种社会政治理论面临着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哈耶克便无法说明他对于现代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对于政治中心主义展开批判的内在依据,他最终不能提供一个适合于人性的从人的内在本性中推导出来的新的法律政治制度。同样,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自以为把自由主义限定在公共政治理论,并提出一个交叉共识的公共理性就能够解决现代政治的问题,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在人的价值观念和人性哲学方面如果没有内在的共通性,那么也就很难在一个公共的政治领域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接受、沟通与共融。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陈列了一个所谓五个“首要善”的清单,并把它们视为各种社会政治理论进行政治对话的前提,因此也是他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底线,殊不知这个“首要善”的清单从实质上说乃是源于自由主义的政治传统的,具有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意义,并没有得到世界上其他的社会政治理论的认同,甚至也没有得到西方非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的认同,例如社会主义就不认同这套价值清单,社群主义也多有微词。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仅仅只是工具主义的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不可能用减法原则剪除所有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但他又把它们隐藏起来,装扮成一种价值中立的姿态,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现代社会日益严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反而使问题复杂化了。

  问题的实质在于自由主义逃避不了主义之争、价值之争,现代社会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涉及古今之争、正义之辩,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由于把自己限定在公共政治领域,便面临着一个为自身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说明的难题,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所建立的公共政治平台如何使自己具有合理性,其正当性又在哪?所以,麦金泰尔的《何种正义?谁之合理性?》其书名便直指现代自由主义的软肋,他尖锐地指出,现代自由主义无法为现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提供一个合理性的理论说明与正义性的价值基础。麦金泰尔指出,休谟有关事实与价值两个领域的区分实际上导致了社会生活的断然分裂,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仅是事实与价值之间出现了断裂,而且在各个价值和传统之间,在各种德性之间,由于理论的分野和价值的歧义也导致了同样的不可公度的分裂,从而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有机联系。 之所以造成这样一种结果,是由于近代市民社会所形成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个人利益的自我化,以及维护这种个人分裂的现行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这样一来就使得现代人处在了一种偶然的历史境况之中,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将他人边缘化,无法形成亲密相关的群体和相互关切的共同价值。所谓休谟对于苏格兰思想的颠覆,所指的便是这样一种理论的导向作用,从休谟之后,整个西方的伦理道德哲学都是沿着这样一种个人主义的封闭性和唯我性而展开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权利至上主义不过是休谟思想的现代翻版。如何才能克服这一自由主义的困境呢?麦金泰尔企图通过一种语境论而加以解决,他认为在现代这样一个分裂的社会,只有互相竞争的正义才具有合理性,但竞争的关键不在于以个人为主导原则,而在于以群体为主导原则,通过相互竞争以解决群体外部环境的压力来达到一种内在价值与利益的认同,每个人都置于共同的社会群体的特定场景之中,通过相互认同的德性而克服单个人之间无法沟通所带来的困难,从而形成一个道德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并进而在这个共同体中保持相互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友爱。在他看来,这样一种德性正义才符合人的本性,才能够克服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分崩离析的道德多元主义的困境。

  现代自由主义要摆脱困境,确实有必要认真对待社群主义所提出的问题,重新考察和追溯它们的古典自由主义渊源,特别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所蕴涵的丰富人性内容。应该指出,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如果自由主义仅仅像哈耶克那样避而不答,或者像罗尔斯那样通过括弧的减法原则剪除价值哲学和人性哲学的追问,那么现代自由主义似乎也就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其实,正像我们在前面所反复指出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回避或抛弃它的哲学基础,相反,17、18世纪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通过一种人性论的道德哲学和美德情操,通过基于共同利益感的正义规则和法律制度,从而建立起一套独具特色的整全性哲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英国的古典思想既保障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与尊严,但同时又融会了对他人的同情、仁爱与互助,对于现代自由主义回应社群主义的批判,并进而建立一种新型的包含着社群主义基本价值在内的新的自由主义,奠定了深层的理论基础。我们看到,“休谟难题”恰恰是在他的社会政治理论经由人性论的转型之后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他的社会政治理论是以人性论为依据的,而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与价值两分的内在困境,是哲学人性论的,而不是公共政治层面的。然而,现代的政治自由主义却忽视了休谟的这一人性论的哲学前提,忽视了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两分的内在意义,他们对于休谟哲学的理解往往不着要领,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这种对于休谟政治哲学的误解,导致了现代自由主义对于形而上学的回避与抛弃。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误解呢?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他们把古典自由主义赖以立论的“形而上学”前提,简单地理解为一个传统哲学的认识论或本体论问题。他们把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前提,理解为一种不可知的认识论和怀疑主义的本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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