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哈耶克与现代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1 次 更新时间:2005-07-18 03: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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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虽然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的开篇就满怀豪情地宣布:“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因此,也构成‘历史的终结’。” 但自由主义在当今世界面临着全面的挑战,这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看到,自由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既有理论的,也有实践的,既有观念上的,也有制度上的,不过,与其说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来自与它相对的各种思想理论,不如说是来自自由主义内部,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在它的二百余年的演变中,自身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其中既有自由主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各种各样的思想派别及其现实问题对它的影响。因此,何为自由主义,何为自由主义的观念、价值与理想,何为自由主义的规则系统、制度模式与理论方法,就变得格外重要。不搞清楚自由主义的内在理路,区分真假自由主义的形态,把握自由主义所面临的实质问题,认清自由主义内在的基本原则,就难以应对来自现实与理论等各个方面的挑战。笼统地说自由主义面临严峻的问题,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不确切的,因为到目前已经很难说还有所谓的自由主义,究竟哪一种自由主义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哪一种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的理论符号,这些问题都远没有解决。因此,我们在前面几章较为系统地考察分析了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之后,便试图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考察他对于挑战的应对,特别是他提出的自由正义的观念是如何梳理和澄清在自由主义内部和自由主义与非自由主义之间围绕着正义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

  

  一、自由主义是否存在价值危机?

  

  1、伯林的问题

  尽管自由主义从出现那天起,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批评与批判,如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国家主义等从一开始就从不同的方面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提出了挑战,但是,更加严峻的挑战与危机从某种意义来说,还是来自自由主义内部,或者说,自由主义内部的有关自由与平等、法律与自由、自由、法律与正义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为各种非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提供了内在的突破口,从而导致了自由主义在近两百年的历史变迁中的多次分化。例如,英国式的自由主义与法国式的自由主义之不同,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自由理论提供了辨证整合的思想资源,然而,以黑格尔哲学代表的德国十九世纪的自由理念就很难说是自由主义的,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是对英国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动。 可是,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法国思想中有关自由主义的新拓展,没有卢梭以及法国大革命那种类型的自由主义的突进,就不可能有德国的自由思想理念。 德国的古典思想,乃至由它培育出来的二十世纪以来占据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各种理论体系,如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极权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当代的社群主义等等,它们与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对立是不言而喻的,对此,哈耶克似乎觉得没有必要给予更多的揭示。相比之下,哈耶克对于法国思想却给予了格外的关注和深入的剖析,他早在1955年出版的《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就对欧洲近现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做过深入的剖析,特别是对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理性建构主义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在此后贯穿他一生的一系列著述中,都紧紧抓住法国思想这个靶子来阐释他的自由主义理论和观点。 在他看来,法国思想,特别是法国笛卡尔的方法和卢梭的肯定性的自由观,是理解真正的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参照系,只有透彻地理解了法国思想的理性思维的建构性以及在德国哲学中的进一步发展,才能真正的把握与它相对立的另外一种以英国普通法的思维为代表的理性传统。

  一般人都把法国的自由主义视为自由主义的一种重要的部分,至少也是其不可缺少的一个派别,然而,哈耶克认为,法国的自由思想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特别是其对于自由的强势逻辑的推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但不能揭示自由的存在状态,反而为自由的反面即奴役提供一种理性的说明。哈耶克的这一观点是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思想家伯林的观点相一致的,站在历史的高度来考察近现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演变的历程,就会发现,法国开启的另外一条强势自由的思想路径,不但不是自由主义的恰当的表述,反而为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不过,对于自由主义的左派来说,它们是把法国的自由主义视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认为这种法国式的自由为人类的政治价值提供了富有生气的理论支撑,对此以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右派却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法国式的自由最终只会导致走向奴役之路。我们看到,近现代以来,对于自由主义的挑战,很大一个方面是针对法国的思想传统以及由此展开的社会实践。而哈耶克之所以紧紧盯住法国的自由理念与理性建构主义不放,也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了它所导致的可怕的灾难,所以,哈耶克试图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内部,梳理自由主义的内在逻辑,从而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寻找赖以存在的根基。哈耶克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不厌其烦地一次次重复开列他心目中的自由主义的谱系名单, 究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当然,自由主义从产生之日起,就经历着不断的变化,即便是在英国,自由主义也出现了各种形式,人们已经很难将后来的所谓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视为一体,不过,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尽管自由主义已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形式,但从整个欧美思想的格局来看,法国式的自由主义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按照哈耶克的分析路径,无论是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还是福利国家式的自由主义,其思想理论的基础都属于笛卡尔的理性建构主义,都是卢梭式肯定性自由的一种必然的结果。与哈耶克的这一视角相一致,本世纪的另外一个极其敏锐的思想家伯林同样发现了自由主义这一深层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两种自由观的洞见。伯林在50年代所做的关于“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人们早已熟知,在此,我们所要指出的是,伯林的观点实际上是基于对自由主义历史演变的一种深刻考察,揭示了自由主义内部的两种逻辑路径。

  不过,我们在此所说的“伯林问题”,却并不是上述伯林有关两种自由概念的考辩,而是伯林一再提出的一个有关自由主义价值的核心问题,即一元与多元的问题。伯林在晚年一直面临着一个困惑的问题,那就是自由主义的价值危机,我们看到,作为一位精深的自由主义理论家,伯林对于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都有过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于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关键问题,他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有关两种自由概念的划分,就是源自自由主义内部对于二百余年历史演变中所产生的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为研究和分辨自由主义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其相关的理论分歧,提供了一种逻辑分析的新视角。所以,这一观点对当代的社会政治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考察分析自由主义,就不能绕开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所揭示的问题。然而,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自由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单纯是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分辨问题,如果说伯林与哈耶克的“否定性自由”解决了前一个问题,即免于强制的自由,那么,至少对于伯林来说,则为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所困惑,那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中有关一元论与多元化的问题,也就是说,究竟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是什么呢?是否存在呢?如果存在的话,又如何解决一元与多元的矛盾呢?

  显然,按照伯林对于自由主义的认识,自由主义之所以构成自由主义,就在于它承认一种多元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在政治价值方面自由主义所认同的是一种多元的政治。他指出:“在我看来,‘多元主义’(pluralism),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确、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的、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作主之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真确,也更合乎人性。多元主义比较真确,因为它至少承认:人类的目标不止一个,而这些目标,也未必都能用同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其中有许多还不断对立抗争。认为所有的价值,都可标刻在同一个尺度上,我们只要加以检视,即可以决定何者为最高价值,这一类论调,在我看来,似乎违背了我们认为‘人类是自由的行为者’的知识,而且将道德抉择,误视为原则上可以用计算尺衡量完成的一种工作。”

  为此,伯林在他一系列著述中从两个方面给予了论证:首先,我们看到他对于价值一元论采取了批判的态度,通过揭示一元论的谬误,从把他的价值多元论表述出来。那种认为所有问题都必然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真理),即所谓“真理只有一个”,所有其它答案必然都是谬误的观点,是西方思想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他认为,对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元论的强烈诉求,从实质上说乃是对于多元价值的恐惧,对差异和不确定性的恐惧,那种贯穿于二千年来的寻求统一性的诉求,其思想根源则在于他所谓的“爱奥尼亚谬误”(Ionian Fallacy),即古希腊哲学的谬误,伯林指出:“人类理想全部实现的观念,本是一种形式上的矛盾,是一种形而上的妄想。”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如果存在的话,不能是这种理性的一元论,而应该是一种价值多元主义的政治观,在受单一目标支配的社会里,是不存在真正的政治问题,“政治哲学因为价值的多元性而存在”,因此,寻求价值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内在关系,就成为伯林思想的一个“中心问题”。 格雷写道,那个使伯林理论富有生命力的“价值多元论,其意思是,许多终极人类价值是客观的,但又是不可归约地多样化的;这些多样的价值是冲突着的,而且经常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有时,即在它们彼此冲突的时候,它们是不可通约的,即是说,没有任何合理的尺度能对它们加以比较。”

  为了说明他的多元的价值理论,伯林把他的研究视线投向了历史,企图在思想史的画卷中寻找他的知音。伯林发现早在维科的思想中就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灼见,维科这位他称之为“现代文化观和文化多元主义之父”的十八世纪早期的意大利人,他的伟大之处在于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理论,他认为每一种真正的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世界观,都有自己的价值尺度。伯林还发现同样的思想也存在于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那里,伯林把赫尔德的观点解释为:“价值不是普遍的:每个人类社会,每个民族-------都具有它自己独特的理想、标准、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能够根据一个单一的优劣顺序对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做高低排序的普遍且永恒不变的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 伯林认为,正是上述价值多元主义构成了他的自由主义的要旨,因为自由主义不能以所谓的自由为判断一切的绝对标准, 伯林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致力于把维科和赫尔德提出的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论提升到自由主义基础和核心的高度。格雷指出:“正是在伯林反驳这种一元论幻想的过程中,提出了他的以多样性和人类真正的善的不可通约性为基础的多元论主张。这种多元论也使他的自由观生气勃勃。否定的自由之所以被称赞和被当作是一种基本的自由,就是因为它最符合人类目的和善的竞争的多样性。”

  据此,伯林的自由主义就显示出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独特的特性,由于他把价值的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视为基本的理性基础,那么他所谓的自由主义就不是一种基于一元价值之上的自由观,也正是因为此,他反对对于自由的肯定性理解,他认为肯定性自由如果走过了头,就会沦为强制性的恶了。伯林的主张是一种选择的自由主义,即在多种价值之间,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要求和需要选择自己的价值,伯林从背道而驰的文化形式之间的深刻价值冲突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不可能有超越一切文化的自由原则,也没有基本权利或基本自由的结构能使得这些文化形式的内容是确定的并使得它们的作用是和谐的。相反,冲突和可变性被引入自由的观念中,一如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既没有任何超文化的理性标准可循又必须在竞争的和不可通约的价值中进行选择时的自由。

  伯林把选择能力视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一种基本特性,它源于人的历史的进化和生命的经历,是一种有限理性的产物,而非绝对意志的产物,他认为正是人的自我选择活动在人们的行为和性质中导入了不确定性的因素,人只能在这种带有着各种不定性和追求种种新奇性的潜能的选择能力中,而不是在那种假定是永久不变的一般需要中,发现人的最突出的特征。由此可见,正是人类的选择能力和通过选择活动为自己创造了多样的本性,使人类的社会生活体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特征。但尽管如此,格雷也发现了在人类的种种选择的自由当中,存在着某种“唯意志论的因素”,由于伯林对于普遍原则的敌视态度,并把人们对于多样价值的取舍交给了人的某种不确定性的选择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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