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政治学与政体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83 次 更新时间:2005-07-18 03: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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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政体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一个优良的政治体制关键在于制度本身的设计。一个社会的政体结构和文明价值并不是天然地从自然状态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人们在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寻求与合作中逐渐创造和设计出来的。休谟在一系列文章中考察了历史上的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各种不同的政体,认为英国的混合政体是最为可取的一种体制,与法国的专制政体特别是东方专制社会的野蛮政体相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作为一种自由的体制,表现出了很大的优越性。作为社会政治理论的一部分,休谟以他的“经验”与“观察”的方法,对于人类政治事物,尤其是英国的政治传统给予充分的分析与研究,从而把政治学提高为一门政治的科学。通过研究休谟的政体理论,我们或许可以把握古典政治学之本性,进而窥探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之堂奥,并对于未来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 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体,不无借鉴作用。

  

  一、政治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

  

  对休谟来说,政治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这是他关切已久的问题,早在《人性论》一书的“引论”中就把政治学解定为“研究结合在社会里并且互相依存的人类。” 并把它纳入他的试图“提出一个建立在全新的基础上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之中,认为“在逻辑、道德学、批评学和政治学这四门科学中,几乎包括尽了一切需要我们研究的种种重要事情,或者说一切可以促进或装饰人类心灵的种种重要事情。” 在“论政治学可以析解为科学” 一文中,休谟隐含地提出了构成一门政治科学的三个基本的因素或要点,即政体、法治与人性,可以说这三点是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的主线,贯穿在一系列的文章与著作之中。翻阅休谟的作品,虽然每篇文章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它们都与上述主线密切相关。

  休谟对于政治的理解遵循着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学传统,认为人首先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或是一种政治动物,他并不赞同当时的各种社会契约论有关前社会的自然状况的假设,在他看来,“人诞生于家庭,但须结成社会,这是由于环境必需,由于天性所致,也是习惯使然。人类这种生物,在其进一步发展时,又从事于建立政治社会,这是为了实施正义。” 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治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不是一群人的混乱的结合,而是一种组织形式,或政体制度。政体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波里德亚”(Politeia),英文regime、constitution以及forms of govemment(政府形式)皆是其对应的词汇,主要指一种社会的政治秩序或政制形式。 在西方的古典政治学中,政体问题一直是个核心问题,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政治哲学关注的是“统治”的正当性,而由谁统治特别是如何统治,则构成了政治学政体论的关键。诚如休谟所指出的,“离开政体去谈统治者问题,那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不值得为之争论,更不值得为之斗争。”

  政体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一个优良的政治体制关键在于制度本身的设计。一个社会的政体结构和文明价值并不是天然地从人的自然状态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人们在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寻求与合作中逐渐创造和设计出来的。如果所有的政府形式都是一样的,它们的优劣差别只取决于治理者的性格与品德的话,那么一切政治争论也就可以终止了。问题在于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差别,甚至是本质的差别。为此,休谟在一系列文章中考察了历史上的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各种不同的政体,认为英国的混合政体是最为可取的一种体制,与法国的专制政体特别是东方专制社会的野蛮政体相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作为一种自由的体制,表现出了很大的优越性。

  休谟认为尽管采用何种政体对于某一社会来说不排除偶然的成分 ,但社会的演进及其规则制度乃是人们设计与选择的结果,政府便是这样的情形,“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种发明对社会更为有利的;这种利益就足以使我们热忱而敏捷地采纳这个发明。” 休谟的这一思想对美国的联邦党人不无影响,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一开篇提出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就明显受到了休谟思想的启发。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良好的政府”,这实际上便是致力于政治科学的理论与实践,休谟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把以他的“经验”与“观察”的方法,对于人类政治事物,尤其是英国的政治传统给予充分的分析与研究,从而把政治学析解为一门政治的科学。

  与政体相关的是法治问题,休谟一直认为法治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体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治原则是他的政治科学的重要环节,离开法治谈政体,其结果只会导致政治上的野蛮与专横。“法律的力量很大,而政府特定体制的力量也很大,它们对主管这一政府的人们的作风、个性的依赖却很小,以致我们有时可以从它们推断出一些普遍而又肯定的结论,就像数理科学所提供的结论一样。” 在他看来,野蛮民族的政制缺乏普遍有效的法律制度这自不待说,即便是文明国家其公共事务的治理如果放手交付人的激情,那么也会蜕化与瓦解。雅典与罗马两个有名的共和国之所以覆亡,其根源就在于它们的原有体制存在缺陷,而威尼斯政府历经许多世代而能够保持贤明与稳定,关键在于它有良好的法治体制。所以,休谟一再强调“立法者不应将一个国家未来的政体完全寄托于机会,而应提供一种控制公共事物管理机构的法律体系,传之子孙万代。”

  休谟对于法治的强调是由来已久的,早在他写《人性论》时就提出了财产的稳定占有、同意的转让以及承诺的履行三个基本的正义规则,这三个规则虽然来源于民法,但休谟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已经把它们由民法规则提升到一种政治学的制度框架之内,构成了他所理解的自由政体的基本法律制度,具有了政治学的意义。在休谟看来,正义三规则是一个社会治理的合法性依据,也是其正当性的基础,统治者无论是国王、贵族或人民推选的执政官,他们都必须遵循法律规则,通过正当程序而加以统治。英国的政治制度之所以保持着文明、温和而又自由的特征,实乃因为在英国一直存在着一种遵重古老的法律制度的政治传统,并且根植于人民的德性之中。从十三世纪的自由大宪章,乃至更远古的来自黑森林的法律制度,直到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即便是经历了光荣革命的动荡,但其立足于社会内在精神的古老的法律传统却一直没有消逝,而且随着立宪君主制的建立,这种尊重古老传统的政治德性与社会习惯,又与自由的宪政制度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英国的政体垂于久远。

  法律制度作为政体的支柱性框架,并非随意产生的,休谟认为其中必定存在着更为深层的人性根源。 既然人就其本性有合作形成政治社会的要求,那么这种需要对于产生怎样的法律和政体制度就会发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休谟在分析政体的制度框架和不同政体的类型时,对于其与人性的关系给予了深入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像孟德斯鸠那样求助于一种普遍的人类理性,在他看来,人类理性对于政体机制的作用并不像古典的理论家们那么重要,并不是人先有一种政治理性然后按照理性的逻辑去建立一种政体制度,相反人的理性从属于人的情感,特别是从属于人的共同的利益感觉,在政体和法律的设计中,情感和利益的协调相对来说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人类的便利和需要作为他们建立每项规则的最终理由”。因此,休谟指出“为了制定调整财产的法律,我们必须熟悉人性和世情,必须扬弃似是而非的虚假的表象,必须探求那些总的说来最为有用和有益的规则。只要通常的理性和稍许的经验就足以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不会过分自私贪婪,或者过分恣意狂热。”

  那么什么是休谟所理解的人性呢?休谟在《人性论》中曾把它解释为“自私与有限的慷慨”,那是哲学意义上的人性。但是在休谟的政体理论中,我们发现他采取了某种稍微偏离的视角来看待人性,他更愿意从消极的方面来理解政体的人性基础,这一点与他的道德哲学有所不同。就制度层面来说他宁愿把人性按其趋恶的方面来理解,宁愿假设人性丑陋,因为假如人的本性良善,像后来的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假如人人都是天使,那么也就不需要法律和制度了。休谟不止一次地指出,人大多是舍远求近,不太关注长远的重大的价值,而沉迷于眼前的微小的私利,往往会舍大求小,自以为聪明。“更经常发生的是:人们会由于目前的诱惑而偏离自己巨大而重要的、然而又是长远的利益。这是人性中难于医治的一大弱点。” 正是因为人性的这个弱点,才需要有一种法律和制度来对其加以约束,休谟认为这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个社会之所以成为文明社会,其统治者之所以要具有权威的原因所在。“许多政论家已将下述主张定为一条格言: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成员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我们必须利用这种个人利害来控制他,并使他与公益合作,尽管他本来贪得无厌,野心很大。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说,夸耀任何政府体制的优越性都会成为无益空谈,而且最终会发现我们的自由或财产除了依靠统治者的善心,别无保障,也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因此,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

  休谟的这一基于人性痼疾的政体理论,对于西方的政治思想乃至社会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揭示了这样一种政治科学的原则,那就是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并不是为了发挥人的良善本性,并不是通过把人的良善本性集中起来,而致立于一系列所谓伟大的政治意图和正义理想,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法律与政治制度所具有的乃是一种否定性的价值,是为了防范人性的邪恶设计出来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其目的也并不是为了追求正面的价值,只是为了消除负面的价值。正像哈耶克所指出的,“斯密及其同代人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一种使坏人所能造成的破坏最小化的制度,而对于这一点则很少有人谈及。这种社会制度的功能并不取决于我们发现了它是由一些好人在操纵着,也不取决于所有的人将都比他们现在变得更好——样的制度利用人们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来发挥其作用,这些人们时好时坏,有时聪明,但理常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愚蠢。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能给所有的人以自由的制度。而不是像他们的法国同代人所希望的那样,建立一种只给‘善良和聪明的人’以自由的极受约束的制度。”

  上述对于政体的认识开辟出一种新的理论路径,这一路径与法国卢梭等人的政体理论有着重大区别,在后者看来,政治制度能够调动起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绝对的平等与自由,但在休谟看来政体制度只是一种防范措施,并没有责任去实现更高的目标,更不具有超越个人的国家意志。人类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沿着法国的政治路径,我们发现看似伟大崇高而实际上却是在制造一种人间地狱的所谓人民主权政治,只不过徒有一番虚假的美丽言辞而已。英国的政治理论虽然不像法国那样崇高,但却符合基本的人性经验和政治常识,它强调的是通过法律的方式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个人乃至团体的侵权行为,实际消极的正义,至于制度本身并不是一个主体,也不追求自身的利益,那些看上去多少有些僵硬形式化的法律制度,却能够有效地防范恶人的作为。因此,这是一种审慎的政治哲学。

  休谟认为政治自由是一个温和的良好政体的基本目标,也是人们在英国的现实政治中所能看到的一个突出特征。休谟曾不无自豪地就写道,很多欧洲的国家对英国人民所享受的自由感到吃惊,英国社会当时所拥有的自由的现状,无论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还是政治参与的自由,贸易和财产权等方面的经济自由等,在整个欧洲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而且也是很难被超越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在“论言论自由”等多篇文章中从不同的侧面给予了回答。大不列颠人民所享有的自由的特权之所以如此丰富,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关键的一个原因在于英国的法律制度,经由传统继承下来的一整套英国的法律规则,为人民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基础和依据,清楚地规定了行为的界线,哪些是人们可以自由的活动之域,哪些是人们不应侵犯的领域。通过非常明确的划定行为的界线,人民的自由也就有了保障。自由并不是胡作非为,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的基础在于法律,在于英国传统存续着一个优良正义的司法制度。所以,法治是英国人民自由的一个首要前提。“英国政府虽然与君主制混合,但共和制部分居于优势;为了保存自己,它不能不对行政官员保持戒备、猜忌,排除一切专断之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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