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亟待摆脱低效增长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 次 更新时间:2014-06-17 09: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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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佐军 (进入专栏)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不多见。但这种增长主要是依靠大投入带来的,或者说主要表现为粗放增长,经济运行的效率并不高。正因为如此,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新一届中央领导更是反复强调要追求有效率、有效益、没有水分的增长。但低效增长问题已积重难返,需要深入研究,找出其病根,并持续做出改革和转型等努力,予以逐步解决。

   按照生产函数和增长经济学理论,从供给边来看,经济增长可通过两大基本途径来实现:一是通过劳动、资金、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实现;二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途径则是笔者近年来反复强调的经济增长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含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加等)。同时,政府也可以从需求边入手,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增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大需求,来加快经济增长。若从经济效率角度对经济增长进行分类,可将经济增长分为低效增长和高效增长。一般说来,主要依靠大规模生产要素投入带来的增长常常表现为低效增长,主要依靠“三大发动机”拉动的增长常常表现为高效增长。

   低效增长是经济增长中的一种现象,不是所有的低效增长都是低效增长症。之所以成为低效增长症,主要是由于制度和体制的原因,使得低效增长持续时间过长,进而带来很多后遗症,如资源能源消耗多、环境破坏严重、资金利用效率低等。低效增长既表现在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包括资源配置效率)偏低,也表现在某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水平偏低。衡量低效增长的指标很多,如单位GDP能耗、单位GDP水耗(用水量)、单位GDP地耗(建设用地)、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投资效率、资金利润率等。

   客观来说,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不完全是低效增长,其中部分增长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带来的。据华冬芳等人采用索洛余值法估算,1979-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8%,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24%。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都可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贡献。1978-1998年间,劳动力转移(结构优化的表现之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21%。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低效增长或粗放增长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我国现有统计系统对经济效率的指标统计还很不健全,仅从现有有限的效率指标来看,虽然近年来一些效率指标有所改善,但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比更是有不小的距离。

   如,能耗过多。国家发改委原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提到,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中国工程院院士陆佑楣在2013能源峰会上提到,2012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36.2亿吨标煤,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国的3.3倍,同时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我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能创造14000元GDP,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000元GDP.

   地耗过多。国土资源部发布的《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3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量为73.05万公顷,连续5年保持增长。国家土地督察系统在2011年例行督察中发现,全国43个城市中共有918个项目存在土地闲置问题,涉及面积共计8.84万亩。2013年据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杨雄介绍,上海市全市建设用地的产出率大概是纽约的1/29、香港的1/14。“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最高,每平方公里的工业产值是200亿元,而台湾的新竹则是513亿元。”

   投资效率低。据史正富的研究,1978年-2010年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为3.92,美国1965年-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5.29,日本1980年-2010年的资本产出比为14.69.

   造成低效增长的原因很复杂,但主要原因还是制度。现代经济学已通过数学逻辑证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效率,尽管现实中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但不难得出“竞争性市场经济与高效率兼容”的结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低效率的东西必定为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故“低效增长症”难以持续存在。而“低效增长症”在非市场体制中则有可能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是一些非市场体制特别是中央集权体制,存在保护垄断特权、保护低效落后、抑制公平竞争的制度安排。

   具体说来,产权制度不合理会导致“公地悲剧”而降低效率;国有企业由于可以通过垄断特权获得收益而缺乏追求市场效率的压力和积极性;资源能源、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会导致生产要素向低效率部门或地区转移,从而降低整个国民经济的配置效率;政府“企业化定位”和GDP考核导向制度,使政府直接经营土地、城市和投融资平台,增加垄断、排斥竞争,而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非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目的的货币政策和财税政策也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如既然增加货币发行就能直接带来经济增长,就没有压力费神通过提高效率去实现经济增长了。

   低效增长症若长时间持续,必定会带来如下一系列后果,如资源浪费、能源短缺、环境破坏、资金短缺(钱荒)、货币超发、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债务危机、民工荒和技工荒等。

   因此,必须痛下决心加快治疗低效增长症。基本药物还要从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发动机”中去寻找。一方面,要通过全面改革推进制度变革,如改革导致低效增长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价格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干部考核制度、财税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等,为高效增长创造制度条件。另一方面,要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型升级等,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国民经济的配置效率。与此同时,还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推进信息化、增加人力资本、完善基础设施等,推进生产要素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效增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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