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那个讲鲁迅的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88 次 更新时间:2014-06-15 1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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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君  

  
我并不是钱老师的嫡传弟子,像我这样的人,在北大内外有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只是受影响程度不同而已。记得80年代末,一位师兄就说过,钱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几级学生共同的精神导师。后来,孔庆东师兄(钱老师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将一篇写钱老师的文章命名为《老钱的灯》,我觉得其实钱老师自己就是那盏灯。这盏灯在80年代虽然明亮但并不特别奇异,这些年来,经过疾风骤雨的吹打和风花雪月的消磨,它变得如异数一般稀有珍贵。这并不是一盏怀旧的灯,也不是一盏虚幻的灯。多年来,它似乎闪耀着恒定的光芒,但其实燃料是常新的。每次从钱老师家长谈出来,我都有相同的感觉:天空特别明朗,太阳或者星群格外灿烂。这种感觉让我欣喜而踏实。于是,在经过一些年的精神流浪和世事沉浮之后,我开始重新接近这盏灯,不仅是为了回顾记忆中的光芒,更为了照亮前方的道路。

   探寻钱老师的精神历程,也就是追溯他的学术历程。用钱老师自己的话说,文学研究“既是心灵的反映,也是心灵的成长历程”。他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读人”,是“体验”“相遇”,“彼此纠成一团,发生灵魂的共振”。从精神偶像鲁迅,到周作人、曹禺,再到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钱老师带着自己的激情和困惑,与现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思想史上的典型人物碰撞,深入他们灵魂的深处,在体味他们的挣扎困惑的同时,也与他们血肉相合,使自己在这方面的人格充分发展。

   这种“主体参预”性极强的研究方法在90年代学术转型以后,曾受到一些人的质疑和贬抑,但随着客观化、规范化的“纯学术”体制日益暴露出其机械呆板的弱点时,这种明确把自己“摆进去”的研究的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不过对于钱老师来说,学术界怎么评价他的研究并不重要。对他来讲,重要的是燃烧。如果学术研究妨碍他灵魂的燃烧,我相信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所谓的“学者”身份。

   钱老师的精神探寻和精神成长旅程不是孤独进行的,而是始终与他的学生、朋友和读者们在一起。他研究对象的转移,也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精神的变迁有着深切的内在关联,这为我们走进钱老师的心灵提供了切实的路径。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每当社会观念发生重大转折时,总会想听听钱老师怎么说。其实他那里也未必有现成的答案,有时有的只是深深的焦虑和困惑。但即使只有焦虑和困惑,也能让人感到一种心灵的牵引。

   钱老师的研究起点是鲁迅,鲁迅也是他整个学术生涯和人生的核心支点。在北大,如果你问钱理群是谁,可能得到的一个最简洁的答复就是“那个讲鲁迅的”。从1985年独立走向讲台给81级的学生讲鲁迅,到2002年正式退休,他在北大连续给二十二届的学生讲了17年的鲁迅,其中还不包括给研究生开设的鲁迅、周作人研究的专题课。正是通过讲鲁迅,钱老师对北大80年代以后入学的相当一批学生基本人生观的奠定产生了重要影响。退休之后,他又到中学去讲鲁迅,在母校南京师大附中开设选修课,为中学生编选读本,希望鲁迅思想作为现代文化中最有原创性的代表,与《论语》《庄子》《唐诗》《红楼梦》一起,作为哺育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基本经典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钱老师也慕名去听他讲鲁迅。那是1986年,我刚刚大一。那时北大到处闪耀着各类学术明星,学生们,尤其是大一的学生们,经常到处赶场去“追星”。我想我当时肯定不是奔着鲁迅去的,而是去听钱理群。直到后来检索钱老师资料时我才惊异地发现,那时钱老师其实刚刚登上讲台一年多,但在我这个大一新生心目中已是赫赫有名。

   教室照例被挤得水泄不通,连窗户上都“挂”着人。讲演快开始时,通道的人群中闪出一条缝,有人说:“钱理群来了。”我朝教室门口望过去,只见一个又矮又胖的中年人踉踉跄跄地挤进来,脑袋硕大,头顶半秃,衣服好像也蒙着一层再也洗不出来的土灰色。老实说,这个形象和我想象中的“青年学者钱理群”差距太远了(此时钱老师应该已经是47岁,他是39岁才读的硕士研究生,自嘲为“老童生”,因为“出道”晚,到50多岁时还被称为“青年学者”,这也是这一代人令人心酸的笑话)。

   不过,当讲演开始后,我立刻像许多人一样被征服。关于钱老师讲课的魅力,已经有无数人描述过了,在此我只想说一句:名不虚传。钱老师有话剧演员的天赋,他的嗓音低沉而浑厚,即使不用麦克风,声音也可以灌满一个一百多人的大教室。钱老师的讲课也极具表演性,我曾在一篇写钱老师的小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北京大学校刊》1988年4月11日)里描述过他上课时的形象:手舞足蹈,头上冒着蒸气。这情景简直像一幅漫画,很多年以后,一些看过的朋友还会提起。当然,真正打动听众的是心灵深处的震撼和交融。那不是一个优秀演员的投入性表演,而是一个激情燃烧者的自我呈现。听钱老师讲课不是如沐春风,而是如浴圣火。他的声音里确实有一种魔力,能对人产生“催眠效果”。每次听完他的课,我都有种感觉,好像从剧场里走出来。但我并不觉得他营造的精神世界不真实,而是觉得现实的世界太涣散了。

   钱老师的书不如他的课,这是很多人说过,也被他自己承认的。我的感觉是,如果说钱老师讲课像一幕活生生的话剧,那他的书则有点像剧本。钱老师后来的著述里故意采用了一种演讲体,追求一种明白晓畅、酣畅淋漓的传达效果,倒也自成一格。上钱老师课时,我曾经产生一个念头:书面传播钱老师思想的最好方式就是录音整理。几年前,三联书店的编辑郑勇先生策划出版了一套“三联讲坛”丛书,就是精选一批有特色的课,“以课程录音为底本,整理成书时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的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听说,郑先生也是毕业于北大的学生,我猜想他的这个想法会不会和我一样,也是上课时冒出来的。这套书选的钱老师的课是“与鲁迅相遇”,这也是他在北大最后一次讲鲁迅。在封底的介绍文字中,编者深情地写道:“隐约回荡在这纸面和文字间的钱理群的苍老和暗哑的声音,在春日阳光漫漫的课堂中,把不再是神话人物和历史雕像的鲁迅与年轻学子们维系在一起。时在2001年,钱理群‘天鹅的绝唱’。”我留校任教以后,每次给大一新生上大学语文课,上到鲁迅时,我都会给学生们讲钱老师和他的鲁迅课,向他们介绍这本书,念这段文字。然后告诉他们,以后若有机会亲耳听钱老师讲座,无论是在北大还是在校外,千万不要错过。

   钱老师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80年代作为“青年学者”的他对鲁迅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是具有突破性的,由此还曾引来不小的争议。不过,他提出的核心概念却是“历史中间物”,这既是他对鲁迅的一个发现,也是他对自己局限性的一个发现:他发现自己研究鲁迅是“先天不足”的,这种“先天不足”不仅是知识结构上的(比如在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以及鲁迅精研的佛教理论),更是精神结构和生命体验上的,即像他这样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开创者之间的精神隔膜。在第一本学术专著《心灵的探寻》的后记中,钱老师沉痛而又毫不遮掩地指出:“可以说,这是‘开放的一代’与‘封闭的一代’之间的隔膜,是具有怀疑主义的否定精神的一代与在形而上学独断论、绝对主义的时代文化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之间的隔膜。研究了几十年的鲁迅,现在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些基本方面(当然不是全部)与鲁迅是隔膜的,这自会引起一种难言的、挖心掏肺的痛苦。”

   这是由于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局限,钱老师更加自觉地接受了“历史中间物”的角色及其使命。其实,每一代人都是“历史中间物”,只是,命运似乎对他们这一代人特别的残酷,他们肩负的历史债务也格外沉重。这种概念的接受也使他对自己研究方式和研究价值的独特性有了进一步的确认,“我应该把我们这一代人对鲁迅的认识写出来,在鲁迅研究中尽到‘中间物’的历史责任”。在后来的周作人研究中,他又提出“有缺憾的价值”的观念,即表明“在80年代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有着如此这般经历的钱某人,对于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周作人,有着如此这般的观察与理解而已。自然,由此也就获得了某种别人不能替代的价值——有缺憾的价值”(《有缺憾的价值——关于我的周作人研究》,《压在心上的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可以看出,钱老师在对自己研究局限的充足自省的同时也有着充足的自信。

   以“历史中间物”自命,钱老师总是以“进化论者”般的乐观态度认为,真正能与鲁迅精神相通的是未来的“先进青年”。因为他们与鲁迅一样,同处于一个大开放、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他们能够更科学地看待鲁迅,而不是像自己这样把鲁迅当作崇拜对象。“在鲁迅面前,他们是平等的、独立的,却因此而更真正接近了鲁迅。在他们中间,将会产生出远比我们这一代更有出息的鲁迅研究工作者,会有比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与发现。” (《心灵的探寻·后记》)基于这样的“进化论观念”,钱老师在《心灵的探寻》的扉页上写道,“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还有这样一段题词:“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我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将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在书中,他引用了大量的学生作业,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时,与钱老师一起提出“历史中间物”这一概念还有正在社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汪晖。虽然此时钱老师已经是北大副教授、著名学者了,汪晖的身份还是学生,但无论课上还是课下,钱老师在谈到他们“这一派”鲁迅研究时,总说“汪晖是代表”。记得当时我为了写钱老师的小文章还曾特地采访过汪晖先生,提到此事,他既感动又感慨。

   在生活中,我觉得“历史中间物”的意识在钱老师身上最大的体现是他的牺牲精神。

   中文系很多学生都知道,钱老师是最好说话的老师。他的门可以随便敲,他的书可以随便借。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时候,钱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那间小屋》(收入《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文中写道,学校可能给他分房子了,他终于可以搬离筒子楼中的那间“斗室”。一位大二的学生却说:“老师要是永远拥有这间小屋该多好!”钱老师说我理解他的心情,“这间屋对他来说,意味着:可以随时闯门而入,在书堆里乱翻,然后坐下来高谈阔论,即使‘神聊’到半夜二三点钟,也不会有人干涉……”

   每次看到这段文字,我都感到特别亲切。我第一次敲开钱老师的门也是在大二的时候,那时,钱老师开始给我们上现代文学基础课。为了有机会进一步接触这位我们崇拜的老师,我和我的同学潘岳特意到校刊讨来一个差使,写一篇钱老师的专访。我们在书包里装好录音机,在没有任何预约的情况下(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法预约),径直去敲门。我忘记了当时是因为紧张还是怕遭拒绝,反正进门后我们没提采访的事,只是支支吾吾地说我们是他的学生,想找他聊聊。钱老师很自然地接待了我们,和我们畅谈了两个多小时,其间他没有发现我们悄悄打开录音机,悄悄换磁带。直到最后告辞时说明来意,他才知道原来是采访。于是我们知道,敲钱老师的门是不需要借口的。

我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周作人,钱老师是指导老师。指导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借书。那时周作人的书还不好买,其实,即使好买我也不会买,因为贵,向老师借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我记得钱老师翻箱倒柜地给我找书,其中包括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周作人传》,当时还没有出版,钱老师给我的是出版社发来的校对稿。很多年后,我有一次和朋友赵婕偶然谈起钱老师。她说,她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周作人,去向钱老师请教,结果钱老师翻箱倒柜地给她找书。谈到如此相似的一幕,我们感慨颇深。我不知道钱老师这辈子给多少学生翻箱倒柜地找过书,那些书有多少不翼而飞了。他为什么这么做?是寄望于我们出更好的研究成果吗?如果是那样,就太让我们感到惭愧了。我想钱老师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钱老师对学生的爱就像父母对孩子,他自己没有孩子,对学生确实有这样的移情,而我们也多少有点欺负他。那时我们都正值青春年少,并不懂得体贴他人。我们破门而入,聊至深夜,是因为自己心中有焦灼、有困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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