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边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6 次 更新时间:2014-06-11 22: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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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  

    

   内容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日益深化,一国的国家利益溢出领土范围以及国家间利益交融的现象日渐普遍和深入,并导致了国家疆域及边疆形态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最早由西方国家提出的利益边疆概念,逐渐演变为界定全球化条件下国家海外利益范围的基本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并运用于国家战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无须对利益边疆说“不”,而且完全可以也应该顺势而为,运用此概念来界定中国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的海外利益区域,并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为此,中国既需要进行利益边疆的理论构建,形成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利益边疆理论,也需要进行利益边疆的现实构建,恰当地界定利益边疆,并以巩固的战略边疆来支撑自己的利益边疆。

   关键词:疆域形态变迁 海外利益 利益边疆 新形态边疆 边疆战略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是在全球化日渐深化的背景下实现的。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的国家利益溢出领土范围而在海外的拓展,也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不断发展。中国的海外利益不仅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其中的某些方面甚至直接制约着国家的持续发展。因此,如何有效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成为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并对中国的崛起产生着根本性的影响。放眼世界,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家的疆域和边疆形态正在发生剧烈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用“利益边疆”来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范围,并用自己的国家力量来维护利益边疆。在此背景下,中国不仅可以也应该用“利益边疆”来界定海外利益的聚集区域和关键节点区域,并用国家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边疆。概言之,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利益边疆。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利益边疆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

   “利益边疆”是20世纪末期,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以描述和分析国家的新形态边疆,以及制定地区或全球战略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和思维。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利益边疆的概念出现得更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1]但可以肯定的是,上世纪末期西方国家在界定、描述和分析国家的疆域和边疆时,已经逐渐在使用利益边疆的概念。而且,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安全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全球战略和太空战略中,都明显地包含利益边疆的内涵。美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高边疆”计划,就是利益边疆的一种具体表述。在人类刚刚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美国空军参谋长迈克尔·瑞安更是明确强调:“从历史上说,商业发展到哪里,我们的国家利益伸展到哪里,军队就应该跟到哪里,不管是在陆地、海洋还是在空中。”[2]

   任何一个国家,都占有或控制着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这样的政治地理空间范围,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国家不仅是人类创造的政治形式,也是人类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同时还是政治地理空间单位。国家占有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就是国家的疆域。国家的疆域又是随着国家形态的演变和人类活动范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在国家主权体制确立以前,国家的疆域是一种非主权形态的疆域;国家主权体制确立以后,国家疆域由国家的主权管辖,成为主权形态的疆域,即领土。但是,在全球化全面深化并对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以后,国家疆域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新的变化。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进程和现象。虽然“到20世纪8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趋势已经相当明显”[3],但全球化的快速推进和全面深化,却是在两极对立格局随着苏联解体而瓦解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对人类社会造成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响。“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足以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相提并论。”[4]随着全球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突破性发展,国家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超越于领土的限制,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范围内展开。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导致的人类活动的范围迅速拓展,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利益在领土外拓展的进程。

   在国家利益溢出领土的范围,而在更大的地理空间聚集和形成利益节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而运用国家力量,去占据或控制领土外地理空间的活动也日益凸显,并形成对领土外的某些地理空间的实际控制———这样的控制并不意味着主权性和排他性的控制。相对于主权的排他性控制来说,这是一种“软控制”。于是,便出现了国家对地理空间范围的新的控制形式。这样的控制形式,显然超出了“领土”这个主权性疆域概念①的描述能力。于是,超主权疆域的问题便出现了。超主权的疆域,不过是国家通过自己的能力或影响力形成某种程度实际控制的领土外地理空间。它不是主权性质的,却是国家能够对其实际控制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区域。这样一种不同于传统疆域的新疆域形态,便是所谓的利益边疆。换句话说,现在普遍使用的“利益边疆”概念,指的就是一个国家能够控制或施加有效影响的海外利益范围。有的学者更是直接认为:“利益边疆主要是指,在历史过程中产生并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判定主权国家之间或与其他行为主体利益划分的界限和范围。”[5]因此,利益边疆是相对于领土边疆而言的。领土边疆有明确的地理范围,而“利益边疆则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不确定性”[6]。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利益边疆’的存在已是事实,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订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7]。

   当我们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而以客观的态度理性面对利益边疆的时候;当我们抛弃传统、褊狭的边疆观,而以一种更加广阔的边疆视野来看待利益边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利益边疆不过是以新的国家疆域观来界定国家海外利益范围的结果,是在全球化条件下用国家疆域理念来描述或指称国家的海外利益聚集区的概念。也正是因为如此,利益边疆概念才在近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中国无须对利益边疆说“不”

   利益边疆概念在介绍西方边疆理论的论著中出现以后,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更鲜有学者用它来描述或界定中国的边疆。利益边疆概念在国内的正面使用,首先出现在军队专家学者的论述中。近年来,《解放军报》陆续发表了一些阐述中国利益边疆的文章和言论,从而使利益边疆的概念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利益边疆概念仍然未被学界广泛接受。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总体上对利益边疆的概念、思维和理论持否定和拒斥的态度。一些专家甚至拒绝谈论中国的利益边疆。有的报刊还刊文指出,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要“慎言利益边疆”。

   诚然,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研究边疆问题的学者,对利益边疆采取怀疑、否定乃至拒斥的态度,也并非对西方思想或观点的盲目排斥。对此现象进行冷静的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学者持这样的态度不仅是有原因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利益边疆概念的形成和使用,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具有相当大的关系。在两极对立的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采取各种手段来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并挤压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空间,而苏联则大搞“社会主义新边疆”,通过压低或模糊阵营内各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地位来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两极对立格局因为苏联的解体而瓦解以后,美国不仅乘势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并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且开始使用“利益边疆”来界定自己的利益范围。因此,利益边疆概念在西方国家使用伊始,就难免会使人联想到大国争霸甚至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代的利益范围概念,并对其心存疑虑。

   其次,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与中国传统的边疆观念之间的差距或反差过于巨大。中国自秦汉之际开始界定边疆并形成边疆观以来,中国一直是以中央政权所在地为核心来界定边疆的,将边疆视为围绕国家核心区的外围区域,并且赋予边疆以深厚的文化和道德涵义。在这样一种由内而外地划定边疆并将边疆置于道德差序等级之末端的观念中,边疆是从属于和服从于核心区的,而且常常被视为“民族地区”。这样的观念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根深蒂固。对于这样的边疆认知来说,利益边疆因其不符合传统的边疆的定义而与之格格不入,所以,遭到拒斥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说中国学界对利益边疆的拒斥态度情有可原,只是说,这一态度的形成是有某种“根据”的,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态度应得到肯定。在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流行多年,并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付诸实践进而对世界格局构成深刻影响的情况下,中国无须对利益边疆说“不”。相反,中国必须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利益边疆,既要用利益边疆概念和理论来描述和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区域,更要主动地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一味地批判和拒斥利益边疆,并不能使自己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独善其身”,反而会自缚手脚并错失历史提供的难得机遇。

   首先,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已经广泛运用于许多国家的国家战略中。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深化,国家间的利益交融日渐拓展和深化。一个国家排斥与其他国家的利益交融而单独谋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已经不可能。可是,国家间的竞争并不因这样的国家间利益交融而有所减弱。恰恰相反,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间的竞争不仅向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全面拓展,而且变得越来越深入,从而使今天的国家间竞争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交融和竞争加剧同时并存的环境下,将利益边疆的概念和思维运用于国家战略,运用国家力量去维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乃至于全球利益,已经被许多国家所采纳。诚然,在相关国家的国家理论和疆域理论或边疆理论中,利益边疆的论述并不突出。然而,观察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战略、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全球战略乃至太空战略,都会看到利益边疆的内涵。这一点在美国、欧洲、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国家战略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不仅大国、强国如此,就连越南、菲律宾这样的蕞尔小国也在试图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这样的事实表明,利益边疆不再浮于水面上,也不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沉入了水下、渗透在相关国家的国家战略中并通过国家战略而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拒斥利益边疆。

   其次,中国也需要构建自己的利益边疆。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大大超越于领土范围而遍布全球的情况下,用“利益边疆”概念来描述和界定自己的海外利益聚集区域,已经成为不二之选。而且,中国也需要通过利益边疆的构建来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

中国今天的快速发展是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的结果。而“改革”和“开放”本身又是相辅相成的。“开放”的实现并取得巨大的成效,与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后的快速推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商品流通、投资的自由化和跨国公司的普遍化,在两极对立格局瓦解背景下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而在这样一种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迅速发展的中国,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规模和程度融入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高速发展是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实现的,而且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也正是因为如此,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遍及全球,并且由于投资、商品运输通道、能源供应、国家安全等,而在海外形成了利益聚集区和利益交汇点或节点。这些利益聚集区域和利益节点,不仅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直接决定着中国的发展,关系着中国能否完成崛起并最终以一个强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对于这些海外利益范围,国家必须充分运用国家力量去维护。而利益边疆及其所表达的国家疆域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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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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