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从斯托雷平到普京

——读红轮系列 完结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2 次 更新时间:2014-06-11 20: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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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战败引起革命”和“革命导致战败”

   如前所述,斯托雷平的政治“反动”和经济改革都引起了社会不满和反弹,乃至斯托雷平时代的内政也增加了俄国进入对外战争的几率(或者说加快了走向战争的步伐),但仅仅如此,仍然不等于说沙俄的崩溃是“必然”的。其实,所谓“战争引起革命”,确切地说应该是战败引起革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战后德、奥、土、保和俄国都是仗打败了而发生革命的——1905年俄国也是在日俄战争失败后出现的革命,而战胜国英、法、美、日乃至中国在那个时期都没有出现革命。

   但俄国本来也有可能跻身于战胜国的。即便俄国本身由于种种积弊确实打得很糟,但它参加的既然是世界大战,其结局未必只取决于俄国的战局,正如后来二战中中国直到最后打得都很艰难,但最终也作为反法西斯盟国之一成为战胜国。一战时尽管俄国战事不利,协约国一方最后还是战胜了。如果帝俄能支撑到1918年终战,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俄国仍是战胜国,革命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临时政府当然也有同样的机会。但事实上,它们都因“战败引起革命”垮在了终战之前。

   同样借“战败引起革命”推翻临时政府的列宁,最初依然要面临战争压力。他虽然打出“现在就要和平”的旗号夺权,但在两国交战中,“和平”可不是一方能说了算的。长期以来只做“反战”(还不是和平主义的一般“反战”,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政府战败”这种单方面损害本国战争努力的极端“反战”,甚至极端到鼓吹与外国敌军“联欢”、枪杀己方军官并倒戈进攻本国政府!)功夫的列宁一旦上台面对德国人,自然比沙皇和临时政府垮得更惨,以至于他很快下决心力排众议,签订彻底屈服于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实际就是战败条约。

   此约一签,俄国不仅丢掉几乎半壁江山,而且剩余版图内也顿时叛乱蜂起,新政权一度几成孤岛,岌岌可危,其实这仍然是“战败引起革命”的逻辑,只不过如今这逻辑是冲着列宁自己来了。当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大多数也反对签订这一战败条约,并不是由于他们“爱国”(他们与列宁一样当时都是信奉“国际主义”和“工人没有祖国”的),而就是害怕承认对德战败会引发推翻新政权的又一轮“革命”(用他们的话说是“反革命”)。

   但是,幸运再一次垂青了列宁: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不久,德国就在世界大战中宣告战败,列宁遂得以立即宣布毁约。“战败引起革命”的击鼓传花游戏恰巧在列宁掌权的一棒中止了。显然,协约国方面如果提前一年获胜,或者,无论沙皇还是临时政府如果能够熬到1918年终战,列宁得以夺权的几率就极小;但大战如果比实际结束日再拖延一年,列宁政权能够延续的可能性也不大。

   列宁最终胜出固然是高度幸运,帝俄垮台却不能多怪时乖命蹇运气不佳。仅从战争条件看,虽然俄国在战场溃败上的概率很大,但俄国成为战败国的概率本来并不大。虽然俄国退出,协约国还是赢了;如果俄国坚持下去,协约国应该赢得更快。为什么俄国就坚持不了这么几个月?这就不是战争形势本身的问题了。

   反过来看,《红轮》所描述的俄国崩溃过程也可以说是“革命引起战败”。导致俄国战线溃败的原因不少,但初步失利导致后方动荡,后方乱局又导致前线更大的失败,继而在后方反馈出更严重的混乱——这一恶性循环应该是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当时“革命”与“战败”互为因果。分别看,革命与战败的概率都不大,或者说只是小骚乱和小战败的发生概率高,但经过如此反馈放大,雪球很快滚成雪崩,出现“大革命”与“大战败”的概率就大大提高了。

   所谓后方乱局主要又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前线失利引起后方城市、民意机构和舆论对当局的问责,斯托雷平驯服杜马的成就完全失效。1905年时的“自由化”不但重现,而且更加激进。二是后方农村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激烈反弹乘势而起,乡村日益失序。前一个因素影响军政决策,但并不直接影响军心,后一个因素则对前线军心构成了致命打击。这就是《红轮》所说的“1916年秋,农业从心理上被打垮了:开始了大规模的整治‘大地主’,算政治账”。(第三卷,第一部,3章)早在沙皇垮台半年多前,列宁的“革命”一年多前,在他还待在瑞士流亡地一筹莫展地哀叹此生可能再见不到革命的时候,对斯托雷平满怀愤恨的俄国庄稼汉已经在后方农村开始弄出“自发革命”、即农村公社自发夺取和分配土地的风潮。笔者曾指出这一风潮对前线军心的瓦解是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按村社土地重分的传统,“不在场”者要吃大亏,后方这样一搞,绝大部分家在农村的俄军前线士兵怎么还会有心思打仗?激烈的反战情绪导致前线崩溃,崩溃引发整个社会的不满,而反战士兵成为革命的急先锋。庞然大物的俄罗斯帝国就这样在“革命引起战败”、“战败引发革命”的反馈震荡中瓦解了。

   而这两个环节既然都与斯托雷平的施政密切相关,他怎么能辞其咎?

    

   斯托雷平的身后褒贬

   无怪乎沙皇政权还没垮台,去世已5年多的斯托雷平就成了众矢之的。

   早在“六三政变”后,斯托雷平的铁腕在国际上就饱受非议,欧美各宪政国家曾一度为此对俄进行外交抵制。在国内,“斯托雷平领带”(绞索)、“斯托雷平棚车”(囚车)的恶名遗于后世。在《红轮》中,索翁特意指出发明“领带”之说的立宪民主党杜马议员罗吉切夫后来在斯托雷平发怒要与之决斗时向其道了歉,意在为他辩诬。其实,罗吉切夫个人在斯托雷平威胁下的服软并没有阻止这一恶名流传。左派对斯托雷平更是恨之入骨,不仅痛批其主张和政策,还进行了激烈的人身攻击,与后来索翁从施政、思想、人格直到外貌对斯托雷平充满感情的“高大全”描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苏联时期的教科书中斯托雷平的外貌也被如此丑化:“他那粗壮的身躯、急促而坚决的动作、冷酷而洪亮的嗓音、深沉而凶恶的目光、苍白的面孔衬托着两片又红又大的嘴唇的怪像——这一切都显示出一种严厉、贪权、麻木和残忍的性格。”(波克罗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下册,804页。)

   但其实根本无需左派。在俄国军事失利后怨声载道的沙皇末期杜马中,斯托雷平已经成了一切恶政的替罪羊,杜马辩论中常见的攻击方式就是把对手骂为“斯托雷平的门徒”。沙皇倒台后,所谓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上台就全面废除了斯托雷平土地法(一个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大胆立法),在斯托雷平遇刺的基辅,以及辛比尔斯克等地,他的塑像在沙皇退位仅两周后就全被拆毁。“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除了对斯托雷平继续口诛笔伐以外,已经用不着再做什么,消除斯托雷平影响的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已经做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否定斯托雷平上达成了有趣的一致。就连西方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对斯托雷平的评价也是:“保守政治家”,“解散杜马,发布反动的新选举法”,“建立军事法庭网,专门审判被诬控为叛乱者的群众,几个月内就以‘斯托雷平领带’处死数千人”。相比之下,维特则是“俄国现代化的倡导者,立宪政府的第一任首相”,“说服沙皇允许成立代议制政府”,经济上也提出了发展俄国的“远大计划”,“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褒贬之义溢于言表。

   即使在“反革命的”白俄流亡者中斯托雷平也没有什么口碑,一些保皇派俄侨痛恨革命,对斯托雷平镇压革命保有好感,但米留可夫这类自由派俄侨则仍认为斯托雷平是贻误宪政造成国难的罪人。

    

   列宁是斯托雷平的知音?

   不少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肯定斯托雷平的经济改革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方向,而这一方向符合俄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他们也抨击斯托雷平在推进这一方向时的不择手段和不顾公义。

   有趣的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后一点的强调反而超过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今人往往忽略的是:在俄国某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呼唤资本主义的热切程度甚至比自由主义者还高!自由主义的左翼可能会赞成以民主福利国家来减少资本主义之弊,右翼则倾向于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顺其自然。但没有任何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会赞成用暴力和以权谋私来人为加速原始积累。

   然而,马克思主义者是相信科学主义“客观规律”所论证的“进步”的。在已有资本主义的欧美,他们当然要为更“进步”的社会主义而奋斗,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敌人。但是在农民的、“封建”的或“亚细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却是“进步”的,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客观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后,才有可能追求社会主义。所以那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以资本主义为“敌人”,而且还以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尽管只是“最低纲领”。

   不仅如此,俄国民粹派具有为“进步”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的传统。受这种传统影响的一部分俄国式马克思主义者,典型的就是列宁,也倾向于为“进步”不择手段。区别仅在于民粹派现在就要不择手段地搞社会主义,而列宁当时认为这不符合“客观规律”(并非不符合某种道义原则)。为“社会主义”不择手段,那是未来的事,而在目前只要有助于“资本主义的进步”,自然也就不在乎手段。所以列宁会讲出以下这些惊人之语:“妨碍资本主义的进步而援助小生产是异想天开”,“用小经济代替大经济是反动的”,我们“能够希望用小经济来代替可能是在被掠夺的农民土地上经营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吗?”可见,列宁这时甚至认为用“掠夺农民土地”来建立资本主义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时的自由主义者却说不出这种话。这就无怪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会说出同情村社的话(索翁说立宪民主党人保护农村公社也是同样意思),而列宁反倒在鼓吹“分家”方面更直截了当。事实上,打破村社桎梏,支持农民“分家”以促进资本主义发展,是前斯托雷平时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立场。在很长一个时期,他们对村社的反感还超过对地主的反感。

   无怪乎列宁在切齿痛恨斯托雷平的政治“反动”同时却情不自禁地对斯托雷平经济上“进步的铁腕”满怀欣赏。他反驳另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生在经济上对斯托雷平的指责时明确说:斯托雷平式的分家“也是很彻底的,因为它是在彻底摧毁俄国的旧村社和旧土地制度”,“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它对村社毫不留情,“贯穿着纯粹资产阶级精神”,它“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形式”,“为俄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因此“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斯托雷平土地法)无疑是进步的”。列宁用“勇敢”、“彻底”、“纯粹”、“丝毫”不动摇的“革命”、“进步”等词形容斯托雷平改革,这显然为90年后的“右派列宁”埋下了伏笔。

   当然,列宁欣赏斯托雷平经济改革不择手段,是以肯定资本主义“进步”为前提,他并不从抵制“西化”、维护传统道德方面来肯定斯托雷平,更不会肯定他不择手段镇压“革命”,同时列宁也没有以维特作对比来进行“褒斯贬维”。这与一方面斥责“资本主义”和“西化”,一方面肯定斯托雷平政治上的铁腕维稳,把他塑造成“俄罗斯精神”的道德典范,同时又把维特弄来给斯托雷平垫背的索翁完全不同。

    

   “黑色左派”与“极右布尔什维主义”:卡拉-穆尔扎现象

于是在以上几个方面,1970年代前就开始写作《红轮》的索尔仁尼琴就成为为斯托雷平“翻案”的代表性人物。但是,索翁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基本上不能算政治保守主义者。他对俄罗斯古老传统的认同主要归结在彼得大帝以前的“旧教”俄罗斯(斯托雷平执政时通过宗教宽容法,承认旧教合法,应该也是他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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