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耀章:论社会治理原理与原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2 次 更新时间:2014-06-09 07: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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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会管理”嬗变为名副其实的“管理社会”。

   其二,管理社会中的“社会”则异位为客体和对象,其管理的主体则是源自社会的派生性主体的国家、政党和政府。他们三位一体对整体、总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进行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的管理。上文所论及的“模式之一”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是“政府社会管理”,倒不如说是“政府(包括政党、国家)管理社会”更为确切。将社会管理与管理社会叠加就成为“管理社会管理”。其中的“社会”是词干,管理成为社会的前缀与后缀,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前缀和修饰语,限定社会管理,揭示管理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党和政府;管理作为社会的后缀,表明社会及其社会管理成为国家、政党和政府管理的客体与对象。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三,社会管理社会中的“管理”是词干,管理前的社会是管理的前缀和主体,其主体既指原生性主体又指派生性主体,管理后的社会是管理的后缀和客体或对象,其客体或对象主要是指原生性主体和一般性社会公共事务。总体说来,社会管理社会的理想状态表现为社会的“五自”:社会自觉、社会自主、社会自管、社会自理和社会自治。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社会管理社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可能及其实现程度,不仅取决于社会自身的自觉性及其程度,同时也取决于国家、政党和政府的自觉性及其程度。一方面,国家、政党和政府不但要自觉地接受社会的管理(主要是指宪法、法律、制度的规约),还要自觉、自律管理好自身;另一方面,国家、政党和政府还要自觉地管理好社会,既要自觉培育、引导社会管理国家、政党和政府,又要自觉培育、引导社会管理社会。在我国,这是政党、国家、政府的历史担当和神圣使命。

   可见,有关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各方之间实际上是不对称、不平等、不平衡或不守恒的。从社会管理经管理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到社会管理社会,是一个良性的闭合系统,该系统在与其生态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着社会管理和管理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转换,实现国家、政党和政府与社会相互管理、相互治理,进而在政党、国家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相互管理和治理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实现优势互补的理想境界。由此,我把这种社会治理的理想境界称之为社会治理的“互补原理”或社会治理的“互补不对称理论”①,它是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基本规律的理论表现。有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改革和党的建设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如果各领域改革不配套,各方面改革措施相互牵扯,全面深化改革就很难推进下去,即使勉强推进,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虽然这段话主要精神讲的是改革的“互动互补”问题,但我认为同样对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也具有指导意义,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也同样需要互动互补。

   互补(complementary)本意是指补足或补充,相互补充,可以弥补对方的缺陷,共同增值。合适的互补,能够使系统的功能高倍放大。对于社会系统而言,影响系统功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系统内部的结构和机制与系统外部的环境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直接决定了系统功效的高低。笔者之所以把“互补”作为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基本原理,主要是因为互补性原理对于社会的统治、管理、治理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

   首先看必要性。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统治、管理和治理,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存续和发展需要社会秩序使然(秩序的对应面是“无序”,秩序分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分别受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支配。当今中国的话语之一就是稳定压倒一切)。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的,什么是国家,为什么需要国家?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5]既然国家的产生与存在是为了社会秩序,那么同样可以认为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也同样为了社会秩序,而且这种社会秩序往往只有在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各方具有优势互补的情境中才有可能达致。

   其次看可能性。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互补性有赖于社会分工与协作及其分工与协作的程度。社会分工协作程度往往同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所具有的互补性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只有在有效的社会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增进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互补性,才能营造有效的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社会分工与协作的程度不同,才决定了社会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这些概念的分与别。一般说来,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工与协作程度较低,制约着社会统治;工业社会的分工与协作程度较高,决定着社会管理;后工业社会的分工与协作程度极大提高,呼唤着社会治理。其侧重点从社会统治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演变,也勾勒出互补性由弱到强的基本历史脉络。中共十七大报告就强调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实行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措施之一就是要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所涉及的就是社会分工与协作治理的问题。如果没有各参与治理主体的相对“自立独处”,就谈不上真正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如果没有真正的政社分开,就难以有真正有效的政社互动。早在2008年,苏州市就在全国率先提出以“政社互动”为核心的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目前太仓社会管理中政社互动的成功经验正在向全省全国推广。[6]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实际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之间互动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如果没有互动便没有互补。但是,互动并不能等于互补,互动的不一定是互补的,互补的一定是互动的,只有那些积极的良性的互动才有可能是互补的。就笔者初步研究表明,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过程中互补性原理的实际运用大致有八种情形:国内治理互补、国际间治理互补、国内外治理互补、治理主体间(际)互补、治理客体间(际)互补、强强治理互补、弱弱治理互补以及强弱治理互补等,这些情形有待于我们展开深入的研究。

    

   三、共同但有区别:社会治理原则

   俗语说得好,没有规矩何成方圆。规矩也即一种原则(principle),本意是指人们看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依据的准则。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正确反映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原则才是正确的。然而,原则只能被依据和遵循,但不能用来作为出发点。社会生活有多少领域就有多少种管理,有多少种管理就有多少种管理原则。企业有企业管理原则,法国古典管理理论家亨利·法约尔曾总结出14项管理原则。公司治理有其治理的原则。一般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原则对于社会管理和治理来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是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究竟要遵循哪些原则,学术界尚未见到有较为权威的系统研究。本文也只是初步提出问题,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学界展开深入的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这些内容可视为总的原则和总的要求。但是在具体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层面上需要加以细化。

   1992年,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公约对于全球气候治理具有权威性约束力。我国也应当模范遵守这项公约,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该公约的核心内容是: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可以从这个原则解读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共同责任原则,一是区别责任原则。前者,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每个国家都要承担起应对气候变化的义务,即共同担当的原则;后者,考虑到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上存在差异,即有区别的原则:发达国家要对其历史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负责,他们也拥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发达国家应率先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发展中国家仍在以经济和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为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它们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在此公约精神的启发下,笔者认为:“共同但有区别”应当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一项基本原则。

   关于“共同”性原则。这是相对于差异性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现实存在而言的,这一原则要求做到异中求同。为了社会秩序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对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共同性原则达成基本的共识,虽然人们认识的切入点各有侧重。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必须遵循的共同性原则有四个方面,即:共同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共同的核心价值——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同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7]现在,我们的认识应当统一到中央文献中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的第十三部分提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管理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制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综合治理,强化道德约束,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络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这四个坚持强调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应当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必须遵循的共同性原则。这些共同性原则还将在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共同性原则是一种抽象,它要体现在区别性原则的具象之中。

   关于“区别”性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从差异性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际出发,谋求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做到同中求异,以免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中的简单雷同现象。区别性原则与共同性原则既有联系又有差异。区别性原则不应当远离共同性原则,而应当是共同性原则的具体化、细化或落实。所谓区别性原则可以表现在多方面,譬如:本文论及的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严格说来应当遵循不同的原则;不同的社会形态(如不同的社会制度)应当遵循不同的管理或治理原则;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发展阶段)应当遵循不同的管理或治理原则;不同的社会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应当遵循不同的管理或治理原则;不同的社会区域(如农村社区、城市社区、转型社区)应当遵循不同的管理或治理原则;不同国家(如东方国家、西方国家、中国)应当遵循不同的管理或治理原则;统一国家不同地域(如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南部、北部)应当遵循不同的管理或治理原则;不同的层级(如高层、中层、基层)应当遵循不同的管理或治理原则,等等。区别性原则所体现的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规律,它们既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割裂,互为条件互为目的,共同体现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共同原则的生机与活力。

   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有利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防范各种各样的或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倾向,确保我国有效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

    

   注释:

   ①笔者提出关于社会治理“互补原理”或“互补不对称理论”是受到了“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启发。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通过实验并未证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理论,他们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实验途径,这一理论预见在1957年得到吴健雄小组的实验证实。因此,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我在本文提出的社会治理的“互补原理”或“互补不对称理论”,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能否成立,还要求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1]马凯.在“2011中欧社会管理论坛”上的致辞[J].行政管理改革,2012, (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6.

   [3]乔耀章.社会转型陷阱生成的政治生态分析[J].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2, (6).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0.

   [6]刘松汉,苗成斌,周兴年.“政社互动”引领社会管理变革——太仓社会管理经验综述[N].学习时报,2011-09-05.

   [7]乔耀章.多质态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J].甘肃社会科学,2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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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阅江学刊》2013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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