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民族社会学的民族关系研究是一种去情境化研究范式，但民族关系的构建是各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将促进民族关系研究由去情境范式向情境范式的回归，推动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和民族关系调控的创新。社会求助作为日常生活互动最常见的形式，本文以达斡尔族村民社会求助网为例作方法上的探索性运用。测量结果显示，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以亲属关系、族内关系为核心网络，说明达斡尔族传统亲属制度依然对达斡尔族村民的日常生活交往发生影响。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跨民族交往以朋友、邻里以及同学等关系模式为主，这可能主要是受到多元民族居住格局、经济交往的影响。基于达斡尔族村民日常生活互动中的族群外部交往的角色模式，可以提出调控民族关系的策略。

关键词：达斡尔族村民 日常生活互动 社会求助网 民族关系

（石河子大学 政法学院 新疆石河子 832003）

民族关系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西方民族社会学一般从居住格局、族际通婚和族群分层等方面来测量民族关系[①]，给中国学界提供了了解我国民族关系现状的操作性指标。但这种研究至少遭到了如下三种批评：第一，戈登的七个变量体系无法解释苏联和中国等其他国家的民族关系问题，存在其他制约民族关系的因素[②]；第二，戈登的研究框架背后的价值预设是追求民族同化，追求和谐的民族关系，因而，这套指标倾向于测量民族关系的和谐程度，说明融合的程度而忽略冲突的类型和解决方式的描述无法提供群体间关系的完整画面,更无法捕捉群体间关系的根本特征——以秩序为主或者以冲突为主[③]；第三，这种研究往往限于间接性的、宏观的研究，比如，居住格局仅仅是研究民族交往的条件。笔者以为，民族关系的构建是各民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互动所反映的民族关系的深层状况却是这些测量技术无法测度的。戈登的测量民族关系的指标体系的片面运用，是一种去情境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切割了中国民族关系社会现象的整体性，抽离具体日常生活互动场景，不利于把握中国民族关系状态，引入具体互动情境的分析利于把具体民族关系互动机制挖掘出来，进而构建区域性民族关系中层理论模型，为本土化的民族关系理论构建做出实质性贡献，为改善民族关系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持。求助网是日常生活互动情境的重要维度。本文借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对达斡尔族村民的求助网进行测量，正是基于情境论研究范式的一个操作化尝试。此外，从日常生活互动研究民族关系，实质把民族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来理解，有助于化解民族关系表述的“潜在危机”[④]。

一、研究方法

（一）概念界定。社会网络（简称社会网）是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人的社会求助网，也称社会支持网，就是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资源支持(如金钱、情感、友谊等)的社会网络[⑤]。

（二）测量方法。采用提名阐释法[⑥]测量了达斡尔族村民的社会求助网，具体方法就是询问被调查者“遇到困难时，优先求助的5个人”,让被调查者一一列举。然后详细回答其民族、宗教信仰、职业、教育程度等社会特征,并要求对这5个人和被调查对象的关系以及5人彼此的关系作出回答。通过这样的测量，被调查者的个体社会网络就浮现出来了。便于进一步以个体网络为分析单位，分析个体网络的各类结构性特征。

（三）基本指标及操作化。基本指标包括：1、网络规模[⑦]。社会网规模指构成一个社会网的成员的数目。2、网络构成[⑧]。指社会网构成中各种角色关系的总次数。3、网络趋同性[⑨]。指社会网的核心人物( 自我) 与其他社会网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类似性。4、网络异质性[⑩]。指的是一个社会网络中全体成员(不包括自我)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5、网络密度[11]。指网络成员之间关系密切程度，用相互认识的成员对数的百分比、认识时间久暂、和交往频率三种指标来测量。

（四）抽样方法

1、阿西尔乡主要民族人口分布[12]

注：数据来源于阿西尔乡政府

20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阿西尔达斡尔族民族乡共有2933户10528人，2011年总人口10111人。由19个民族组成，其中汉族5471人，占51.96%；达斡尔族2178人，占20.69%；哈萨克族1738人，占16.51%；回族765人，占7.27%；其他15个少数民族377人，占3.57%。因此，可以说阿西尔乡是一个典型的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乡。除了人数较多的四个民族之外，还居住着俄罗斯族、东乡族、苗族等15个少数民族。表1中的数据表明：（1）哈萨克族和回族集中居住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是达斡尔族和回族，相比而言汉族和达斡尔族人口混居程度较高；（2）达斡尔族主要分布在赤汉格尔村、德日则加莆克村、客浅村、上阿西尔村、下阿西尔村和库尔托别村。

2、抽样方法：整群抽样

表2 ：阿西尔乡达斡尔族分布及样本分布

本文资料来自 2013 年 7—8 月在新疆塔城市阿西尔达斡尔族民族乡进行的问卷调查。由于阿西尔乡边防派出所提供的总体名单与实际有出入，仅能作为本次抽样的参考。为了保证调查样本与总体的同构性，提高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取了整群抽样方法。根据阿西尔乡边防派出所提供的达斡尔族总体名单，我们了解到阿西尔乡达斡尔族主要分布情况如下：客浅村，38户；库尔托别村，27户；曼古努尔村，21户；上阿西尔村，54户；得日则加甫克村，51户；上满孜巴克村，26户；赤汉格尔村，56户；中阿西尔村，21户；下阿西尔村，28户；上一棵树，23户；努拉村，14户；其他村落分布较少，共53户。共计，412户。具体抽样方案如表2所示：首先，抽出要调查的村落6个，客浅村；库尔托别村；曼古努尔村；得日则加甫克村；上满孜巴克村；下阿西尔村。进入社区后，向各个村委了解该村实际情况，然后进行逐一入户抽样调查。总共调查122户，除去6户因各种原因无法开展调查外（由于不在家或者拒访等），共调查116户，收集到有效问卷116份。 这样的样本规模，如果仅仅从人数上看，或许样本规模不大，但是由于本次调查是以户为最终的样本框的，116户相对于总体家庭户数（412户）来说，样本占了总体的四分之一之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样本规模已经相当大了。足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

二、研究发现：阿西尔乡达斡尔族社会求助网络网络结构性特征

（一）网络规模

                      表3 ：达斡尔族社会求助网网络规模

如表所示，绝大部分（91.4%）的达斡尔族村民都有5个以上的可求助对象，6.9%的达斡尔族村民写出了4个求助对象，只有2-3位求助对象的达斡尔族村民仅占1.8%。从极端值看，亲属规模极值为（0-5），0表示是个体求助网中所有网络成员都是非亲属，这样的个体求助网占11.2%，5表示个体求助网中所有网络成员都是亲属，这样的个体求助网占27.6%。 在非亲属求助对象中，0表示个体求助网中非亲属求助对象为0，其比例高达33.0%，4-5表示个体求助网中非亲属求助对象4-5个，其比例分别为7.0%，9.6%。可见达斡尔族村民个体求助网中非亲属关系比例较低。从总体上看，统计分析显示，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总体平均规模为4.89人，其中，求助网中亲属网平均规模为3.15人，非亲属网规模平均为1.74。可见，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中，亲属求助比重高于非亲属求助比重。达斡尔族求助网的重心依然是其亲缘关系网络。

（二）网络关系构成

1、角色关系类型

                表4： 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关系类型比重

注：达斡尔族村民中所指的朋友，多半指的是“发小”：指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大了还能在一起玩的朋友，一般不分男女。

按照平均的百分比，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络中最重要的几种关系依次是：兄弟姐妹（26.9%）、朋友（25.1%）、父母（6.9%）、邻居（5.4%）、配偶兄弟姐妹（4.9%）和子女（4.7%）。

从上表可知，亲缘关系比重占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的63.58%，非亲缘关系比重占35.75%。总体而言，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的重心依然偏重于亲属网络。

在其求助网中，同辈群体，即兄弟姐妹关系占到了26.9%，是最为突出的亲缘网络关系连带。这种连带占其亲缘关系网络的41.7%。达斡尔族最重要的亲缘关系类型依次是：兄弟姐妹（41.7%）、父母（10.6%）、配偶的兄弟姐妹（7.6%）、子女（7.3%）、侄子女（4.8%）。

在非亲缘关系网络中，朋友占到了25.1%，占非亲缘关系网络比重为70.6%。其次则是邻居（邻里关系）占到了5.4%，占非亲缘网络的15.2%。非亲属关系中，朋友和邻居连带占主要地位。但“朋友”这个概念，在达斡尔族村民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具有强烈的地缘关系内涵，远非现代人所讲的朋友含义。这说明，即使在非亲属关系中，也有较强的地缘关系内涵。达斡尔族村民的非亲属关系类型远非现代社会意义上的非亲属关系类型。

2、求助网中亲属和非亲属关系构成

               表5 ：亲属和非亲属关系构成

  如上统计结果显示，达斡尔族村民个体求助网中，仅有1种关系类型的占18.1%，2-3种的分别占24.1%和34.5%，4种关系的占18.1%，关系种类最多的，即5种关系的，仅占5.2%。

如表所示，0表示达斡尔族村民个体求助网中所有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的关系都不是亲属关系，这样个体求助网占10.3%，亲属关系种类为1-2种的分别占31.0%和36.2%，有3种亲属关系的占14.7%，有4-5种亲属关系类型的分别占6.0%和1.7%。这样的分布表明，从个体求助网来看，达斡尔族亲属关系类型的维持偏重于2-3种特定的关系类型。并且还有一定的达斡尔族村民其求助网中没有亲属关系的，这说明达斡尔族亲属关系尽管很重要，但是只是加强了某些亲属关系的重要性，非亲属关系类型也对其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支持。

在个体求助网非亲属关系类型中，达斡尔族村民个体求助网中，0表示村民个体求助网中没有非亲属关系的求助对象，这样的求助网比例高达34.5%，1表示仅有一种非亲属关系类型，占44.0%，有2种非亲属关系类型的求助网占20%，达斡尔族村民个体求助网种含有3种非亲属关系的仅0.9%。这说明达斡尔族村民个体求助网具有明显的非亲属关系趋向。

从总体上看，达斡尔族村民的个体求助网关系种类数量为平均值为2.68，其中亲属关系种类数量平均为1.80，高于非亲属关系种类数量0.88.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达斡尔族村民个体求助网的社会特性：亲属关系连带比非亲属关系连带更多。  

（三）网络趋同性

                表6 ：达斡尔族网络趋同性

*性别趋同性为0，表示性别完全不同，1则表示所有网络成员与其性别相同。**指每个指标计算所依托的原始数据中的网络成员或被调查对象数量，由于存在部分不完备信息或计算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指标计算时，网络成员数量不一致。

上表是有关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在族群身份、地域分布、性别、教育水平、经济、宗教信仰和职业等方面的趋同性程度的统计结果。从族群身份看，达斡尔族求助网所有网络成员中，有63.4%的网络成员为达斡尔族，其中有30.2%的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的网络成员全部都是达斡尔族，不过，也有10.3%的个体求助网网络成员都不是达斡尔族。

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地域分布中，网络成员为家庭成员的占18.6%，邻居占7.4%，同村的占40%，三者合计占66%。同乡其他村的占7.6%，四者合计占到了达斡尔族求助网网络成员的73.6%。其他乡的占3.8%，塔城市的占到了16.6%，塔城地区其他县市的占1.3%，七者合计占95.3%，即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有95.3%分布在塔城地区。塔城地区外，疆内的求助网网络成员占2.5%，疆外国内的占2.0%，国外仅占0.2%。

从性别趋同性看，平均 65.6%的求助网成员与自我的性别相同。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自我与所有网络成员性别完全相异的仅占 12.1%。而自我与所有网络成员性别相同的则达到 33.60%。从年龄看，达斡尔族求助网中网络成员，其中有45.8%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年龄相差在5岁以内。比被调查对象年轻5岁以上的网络成员占总体的26.0%，比被调查对象年长5岁以上的网络成员占总体的28.2%。

从教育水平上看，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中有55.9%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在教育水平上相同，有23.4%的网络成员比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低，20.7%的网络成员比被调查对象文化程度高。

从经济地位看，达斡尔族个体求助网中，有30.7%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经济地位相当，经济条件比被调查对象好的网络成员占45.9%，经济条件比被调查对象差的网络成员占23.4%。经济趋同倾向比较低。表明达斡尔族村民在社会交往上有一定的“上攀”倾向。

再看宗教信仰的趋同倾向。77.68%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持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进一步分析显示，61.4%的求助网络宗教信仰与被调查者完全相同，仅有13.2%的求助网络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于被调查者。不过，求助网络宗教信仰与被调查者完全相同的网络中，绝大部分是无神论者。这表明宗教在达斡尔族的求助网维持中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但是对于有宗教信仰的族群来说，则表现出很大的倾向性。

 职业趋同程度方面，职业趋同达60.1%，比被调查对象职业地位低的网络成员有11.7%，比被调查对象职业地位高的网络成员占28.2%。

（四）网络异质性

    表7 ：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异质性

上表统计了阿西尔乡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在民族、地域、性别、年龄、教育、经济、宗教信仰、职业等方面的异质性程度。

首先，在民族异质性上，汉族占31.6%，回族占2.3%，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各占0.9%，蒙古族占0.5%，俄罗斯族占0.4%，锡伯族仅占0.2%。可见，从族群异质性来看，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具有选择性。需要向族群外部成员寻求支持时，首先选择了汉族。

地域异质性，从表中数据可知，达斡尔族求助网网络成员地域分布具有异质性，但是这种异质性更多的限于同村、同乡、同市区范围内，大幅度的跨越地域的网络成员数量极少。因此，从其求助网网络成员的地域分布上看，达斡尔族村民的生活圈子依然具有较为浓厚的乡土气息。

性别异质性，从表中数据得知，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中，只有34.4%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具有不同的性别身份。

年龄异质性方面，年龄异质性较高。数据显示，只有一个求助网标准差为0，仅占0.9%，标准差为0-3岁（不包括0）的有11个求助网，仅占9.5%，求助网网络成员年龄标准差在3-6岁间（不包括3）的求助网有25个，仅占21.6%，而年龄标准差在6岁以上有79个，占68.1%。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的标准差的平均值为9.1岁，样本年龄标准差为15.5岁，前者为后者58.7%。

教育程度异质性方面，则表现出低异质性。数据显示，受教育年限标准差为0的求助网占23.3%，受教育年限标准差为0-3年（不包括0）的求助网占54.3%，受教育年限为3-6年（不包括3）的占21.6%，求助网网络成员间受教育年限标准差在6年以上的仅占0.9%。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教育年限总体标准差平均为1.9年，样本受教育年限标准差为2.6年，前者为后者的73.1%。

从求助网的经济收入异质性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达斡尔族求助网的网络成员经济收入标准差在1-3万的占49.0%，标准差在3-10万占38.5%，在10-20万的占8.3%，标准差在20-40万以上的占2.1%，40万以上的占2.1%，可见，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在经济收入方面异质性持中，即有些求助网中异质性较高，有些网络中异质性较低。这表明达斡尔族村民在建立自己的交际圈子时会考虑交往对象的经济收入能力。样本中经济收入标准差为4.2万，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经济收入平均标准差为5.6万，求助网网络成员经济收入标准差是样本经济收入标准差的133%。

在宗教异质性信仰方面，从理论上出现最多的差异中，实际上仅仅出现了理论上差异的56.2%。也就是说，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间宗教异质性较低，结合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的民族构成情况，可以说达斡尔族与汉族在宗教差异上已经不太明显，根据统计数据，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的宗教信仰情况如下：无信仰（72.4%）、佛教（13.3%）、萨满教（8.0%）、伊斯兰教（3.5%）、基督教（1.5%）、天主教（1.4%）。大部分的达斡尔族的求助网网络成员持无信仰态度，这是造成达斡尔族求助网网络成员宗教信仰异质性较低的根本原因。

职业分布方面，阿西尔乡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职业类型较多，样本中包含了29种不同的职业。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成员职业异质性为85.1%，也就是求助网网络成员的职业差异占理论上的85.1%。

（五）网络密度

1、相互认识的程度

          表8 ：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网络密度

根据被调查对象提名的5个求助对象及其之间相互认识的情况，经过密度计算公式运算，发现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的网络密度高达0.9403，进一步分析发现，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中所有网络成员彼此认识的比例高达76.5%。所以，从相互认识的情况来看，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属于高密度网络，网络成员之间关系非常的密切。

2、认识时间

                   表9 ：与求助网网络成员认识时间

我们以“您与这个人（姓名1-5）认识多久了？（1）刚刚认识（2）半年到一年（3）一年到三年（4）三年到十年（5）十年以上”为问题，测量从被调查对象与其求助网网络成员认识时间长短，从统计结果看，认识10年以上的高达91.5%，三到十年的占4.8%，一到三年的占3.2%，一年以下和半年内的分别占0.2%和0.4%。

3、互动频率

                      表10 ：与求助网网络成员互动频率

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的互动频率，我们也进行了测量，测量结果显示：60.7%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天天见面，18%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平均每周见一次面，还有13.5%的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一个月或几个月见一次，一年一次的仅占5.8%，一年也见不到的仅占1.9%。从互动频率来看，达斡尔族村民与其求助对象互动频率非常的高。

三、结论

以上是对达斡尔族村民的求助网的结构性特征的描述，下面尝试对求助网中所反映的民族关系特征、形成机制和促进民族交往的策略进行分析探讨。

（一）哈拉莫昆组织强化民族内部交往。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的社会规模、角色关系构成、趋同性、异质性和密度都显示，达斡尔族村民求助网所反映的社会交往偏于亲缘关系，这种偏好折射了达斡尔族族群内部交往的倾向。这种族群内部交往倾向表明达斡尔族传统亲属制度，即哈拉莫昆制度，依然对达斡尔族的社会交往发挥重大形塑作用。这套制度对达斡尔族成员的交往发生影响的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搭建跨族群深度交往的渠道，增进民族交往。除达斡尔族外，达斡尔族求助网络中汉族所占比重最高，而其他民族，比如回族和哈萨克族比例非常的低，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从达斡尔族求助网汉族网络成员与被调查对象的关系分布看，汉族成员进入达斡尔族核心网络的主要渠道包括朋友、婚姻和邻居。阿西尔达斡尔族单一居住格局向多元民族居住格局的转变增加了民族交往的异质性，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上学和就业也是发生深度族群互动的渠道。

（三）增加共享文化生活情境，超越宗教差异对民族关系的负向影响。达斡尔族与哈萨克族、回族等的宗教信仰异质性较高，后两个民族绝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而很少的达斡尔族村民信仰伊斯兰教。这种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以及与此伴随的生活习惯的差异构成了民族深度交往的阻碍。达斡尔族村民与汉族交往较于其他民族相对频繁。建议采取求同存异的政策引导，扩大相同的生活部分，比如通过发展经济、构建更多的公共生活方式和空间，比如多民族乡共享节日的构建等等来增加民族交往的可能性。

四、研究展望

（一）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与戈登为代表的民族关系研究方法不同，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提供了一条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人际交往状况来衡量民族关系状态的操作化途径。这样的研究技术和结论比起戈登的测量民族关系指标来说，对于民族关系的测度更为贴近日常生活，更为深刻。求助网仅仅是达斡尔族社会网络的一种，属于私人性质的互动，类似的还有讨论网。还可以研究拜年网等各种公共节日、公共活动社会网络，对区域、民族、城乡、阶层和性别差异的民族人口进行社会网络进行测量，就能多维度的测量民族关系的情况，兴许能够打开民族关系研究的新天地。

（二）基于情境研究范式的民族关系治理新理念。少数民族民族互动情境的区域性、类型化、具体化研究，找到那些情境更加利于民族关系的搭建和和睦，采取政策导向创造更多这样的互动情境来促进民族交往的实现。

（三）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关系绩效评估研究。社会网络技术运用于民族关系的研究，便于把握促进民族关系发展的微型机制，进而反思现行的各种民族政策的运行效果。比如，节日互动与民族关系的研究，构建共享节假日是否有利于增加民族交往，是否促进了民族关系，这些都可以运用社会网络技术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殷琼，新疆维汉关系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评析——评戈登研究范式的局限性[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2]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3.

[3]郭布勒.巴尔登著，郭白玲译，新疆达斡尔族[M]，天马出版社.2005.

[4]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1.01.

[5]罗家德著，社会网络分析讲义（第二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张文宏.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特征[J].学习与探索.2006.02.

[7]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J].社会学研究.1999.2.

[8]刘军著.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

[9]Granovetter，M.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李沛良著,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

[11]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2]牛克林.贺萍.改革开放30年新疆民族关系问题研究综述[J].实事求是,2009.02.

[13]吕永红.刘闽.基于社会资本框架下的民族关系治理新理念[J].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1.

（原文发表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14辑. 2014）

注释

[①]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19~227页·

[②]同上，第228-229页.

[③]殷琼，《新疆维汉关系社会学研究的新范式评析——评戈登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④]“潜在危机”指这种表述容易政治化，容易成为想象的共同体。进而给为民族主义留下隐患。参见廖杨、覃卫国，《关于族群关系、民族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3.

[⑤]贺寨平.国外社会支持网研究综述[J].国外社会科学.2001.01.

[⑥]罗家德.《社会网络分析讲义》（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89页.

[⑦]张文宏.《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特征》.学习与探索.2006.02；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社会学研究.1999.2.

[⑧]同上.

[⑨]同上.

[⑩]同上.

[11]刘军著.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Granovetter，M.1973.＂The strength of

Weak Ti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引自吕敏同学即将发表的调查报告：《居住格局与民族关系：以塔城市阿西尔达斡尔族民族乡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