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阳:新时代的“通三统” ──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34 次 更新时间:2005-07-14 13:1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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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 (进入专栏)  

   有个美国学者叫谢淑丽(Susan Shirk),她后来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但在她当官以前,曾出版一本专著,是我特别愿意向大家推荐的,这书是根据她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的结果写的,她了解的中国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是1993年出版的,叫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这个书名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她实际觉得,中国经济改革的这个“逻辑”是很不符合西方的逻辑的,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非常符合西方的逻辑,问题是,为什么符合西方逻辑的苏联改革反而不成功,而不符合西方逻辑的中国改革却空前成功?这就是她实际提出的问题。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设定的目标,自然不是要把苏联瓦解,他希望苏联像中国一样经济改革成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他所做的一切,和邓小平的目标是一样的,但是邓小平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却搞垮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教育水准、经理的水准、工业化的程度、现代化的程度,和苏联怎么能够相比,怎么会中国是成功了?

  

   她的书为什么值得推荐呢?因为她写这个书最早的出发点,也是象其他西方学者那样,认定中国改革是一定不行的。但在带着这个基本问题详细考察中国以后,她在美国学者当中是比较早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走出来,有可能成功的,这确实不同寻常。而她研究得出的看法其实隐含着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在毛泽东奠定的“分权化”(decentralization)的轨道上进行的,而且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因为苏联没有毛泽东。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由于毛泽东的的“大跃进” 和他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过,毛泽东不断的破坏中国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工作,使得中国实际在改革前就从来不是一个苏联意义上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个美国学者实际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会成为象苏联东欧那样的失败过程,亦即如果中国像苏联那样建立了完整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就没有理由想象中国的改革会与苏联东欧有任何不同,想象不出来。

  

   毛泽东不断破坏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人自己都知道的,但一般人却没有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这个高度来看问题。当然毛时代与邓时代有根本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把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仅仅这个转移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因为苏联东欧很早就放弃阶级斗争,很早就把一切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了,可是他们却不成功。为什么中国要转就成功了,苏联东欧反而不成功?根本问题就在于中国有毛泽东,毛泽东决定性地破坏了中国建国后想建立中央计划经济的努力。因此虽然他的大跃进等造成了破坏,但可以借用熊彼特的说法,毛泽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毛的大跃进和文革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创造性破坏”,就是破坏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谢淑丽(Susan Shirk)认为这个“地方分权化”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而她强调这个政治逻辑不是邓小平时代才形成,而是由毛泽东奠定的,邓小平是继承毛泽东的这一政治逻辑,邓小平的整个改革是在毛泽东所奠定的这个政治逻辑和政治基础上才有可能的。

  

   这里还可以推荐另一个美国学者的一本著作,弗朗茨? 舒曼(Franz Schurmann)早在1966年就出版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这本书对中国与苏联体制的不同有非常深刻的分析。这本书我认为是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的杰作,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入木三分的,虽然此书也被批评为取向上太社会学功能主义。舒曼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全中国要开始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后,实际面临一个基本选择,就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和现代化道路应该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还是应该继续按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去发展。苏联道路是高度依赖技术专家来贯彻中央计划经济指令的道路,而“延安道路”则是一切首先发动群众依赖群众的道路。走苏联道路就要强调技术专家,就要强调知识分子政策,而走“延安道路”则要首先强调人民群众,要强调所谓“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的所谓正确处理“红与专”的矛盾,强调所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在舒曼看来实际都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内容,是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有关的。这就是建国初期中国的技术专家极少,(陈云曾说中共从国民党那里接受的技术知识分子一共只有二万人),而中共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则是最广大的农民和工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应该主要依靠少数的技术专家走苏联道路,还是可以继续走中国的延安道路依靠大多数当时没有文化不懂技术的普通民众,在舒曼看来就是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基本选择。

  

   舒曼指出,中共最初的决定是必须学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即迅速建立全面的高度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全面的苏联化,整个按照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做法来奠定。但是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就已经怀疑苏联这套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开始思考如何摆脱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意味着高度专业化分工,所有的企业都要纳入中央的经济管辖,一切经济计划都要在中央计划部门来决策。中国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按这种苏联模式搞的。如刘少奇当时所言,计划经济就是“在全国计划之外,不能再有其他计划。全国是一本账,一盘棋。不应该有不列入计划的经济活动。不列入计划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不能一部分是计划经济,一部分是无计划经济。”但这种把所有经济和所有企业都纳入中央计划的工业化道路,正是毛泽东很快就坚决反对而且从实际上加以摧毁的。1958年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又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正在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

  

   舒曼这本书曾深刻分析为什么毛泽东要这样干。舒曼指出,仿效苏联经济模式对当时的中国必然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即这种计划体制必然使得所有经济工作都依赖于少数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专家,而中共的社会基础农民和工人以及中共的大多数干部包括多数高级干部都将无事可干,处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外。近年公布的一些文件证明了舒曼当年观察的洞见,例如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要求全党工作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时就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1957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就是要全党干部都抓经济,要全国普通民众都投入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一般都被看成是毛泽东头脑发热。但舒曼的看法远为深刻。在舒曼看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舒曼认为,从大跃进开始,实际意味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摆脱苏联模式,重新回到毛泽东和中共自己的“延安道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发动群众、发动地方的道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很多最重要的中央会议都是在地方开的,例如郑州会议、南宁会议,杭州会议、武昌会议,等等,老是在地方上。从前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个传说说只要毛主席的专列一出动,北京都人心惶惶,不知道他又要干什么,因为毛泽东总是要移出中央,靠发动省地县干部甚至公社干部去做他的事情,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地方从基层发动的。与此相应,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共领导层结构与苏联东欧共产党的结构非常不同,即中央委员会的构成里面省地干部占了最大比例,43%,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更刻意提高中央委员会中普通工人和农民党员的比例,到中共十大的时候达30%,他要把整个政权权力基础往下放。

  

   今天的人常常会对此很不以为然,以为应该强调知识、科学、技术、文化等才对,靠农民工人有什么用。但这种看法其实是片面的,而且是缺乏政治学常识的。任何学过一点西方政治学的人都应该知道,现代政党的政治生命取决于它是否有西方所谓“草根基础”,即中国所谓群众基础。如果一个党由一大批诺贝尔奖得主组成,那不但是什么用都没有,而且根本就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这在任何西方国家的政党都是基本常识,即政党的生命取决于是否有草根政治的基础,取决其民众基础。实际上毛泽东在1969年前后提升工农在中央委员会比例的做法,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在做类似的改革,他们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党更有群众代表性。美国的民主党在68年首先规定党代表中必须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硬性比例,随后美国的共和党也只能跟进,因为都要争取群众基础。而毛泽东文革中则是要求中央委员中必须有工人多少,农民多少,女人多少,他也是强调这个,他是要求把这个社会结构带进来。我们今天过份强调学历、学位、实际上是有片面性的,从政治上讲,并不是说你文化程度越高越好,如果没有草根政治,没有群众基础,只有一大批高学历高学位的人指手划脚,有什么用。

  

   不过这里有必要强调托克维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政治学区分,即两种“集权”和两种“分权”的区别。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民主在美国》中比较美国政治和法国政治时指出,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美国政治和法国政治的差别就在于美国是分权的,法国是集权的,他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混淆了两种根本不同的集权和分权概念。这就是他提出的“政治集权”和“行政集权”的区分,以及与此相应的“政治分权”与“行政分权”的区别。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要“政治集权”,而英国和美国恰恰是这种“政治集权”的典型,亦即英国和美国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单独的人在行动,它可以随意把广大的群众鼓动起来,将自己的全部权力集结和投放在国家想指向的任何目标”,而法国却恰恰是“政治分权”的典型,即总是被内部分歧撕裂而难以形成统一政治意志。但同时法国却是“行政集权”的典型,即一切具体管理事务的权力都在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在这些具体事务上地方反而没有什么权力,而美国则是“行政分权”的典型,即各种具体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地方的发展是由地方政府管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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