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学经济一定要去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8 次 更新时间:2014-05-25 21: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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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进入专栏)  

  
“你不要这个博士文凭,我想要你要,我帮你出这50块钱”

   整个20世纪,不论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没有一个学经济的人像我这么幸运的。

   我24岁才进大学念本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当时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1967年转到芝加哥大学,那也是当年最好的。多难想象,在经济学全盛时期,两所大学的经济学大师们都教过我。

   我只不过是一个香港学生,遇到这样的环境是非常难得的。我身边有这么多经济学大师,像蒙代尔、弗里德曼、科斯、戴维德都在芝加哥大学,他们对我影响很大,不只是经济学方面的影响,他们对我的更大影响是他们这帮人都不讲头衔的,不管发表什么文章都不讲的。任何人的头衔都是先生、女士或小姐,没人管你是不是博士。环境很不一样,比如说戴维德,他在芝加哥大学没发表过任何文章,他只拿了一个哲学系学士学位,但他却是芝加哥大学的代表人物。

   我曾经问过林毅夫的老师:“要发表多少篇文章才能得到终身教授这个职位?”他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我说:“那如果我完全不发表呢?”他说:“当然可以”。

   我平生从来没有过什么履历表,只是被逼的时候做过一张。现在大多数人的履历表这么厚,文章却一纸都写不满。由于我不喜欢这些头衔,我是没有名片的。我从来不说自己是博士,也不说自己是教授。博士、教授这种头衔一点都不重要,差一点我连博士都成不了。因为当年我把论文交给图书馆申请那张博士文凭,人家跟我说你是外国学生,得交50块钱美金,我就说那我不要了。随后掉头离开。结果校务主任追了出来,说:“你不要这个博士文凭,我想要你要,我帮你出这50块钱。”最后我自己出了50块钱。

   1969年,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转折一年。因为我到了华盛顿大学以后,他们跟我说我不需要发表文章,我也不用担心升职问题,说我做什么都可以。

   那年暑假我就到香港,去考察工厂,去观察市场。结果我发现许多现象自己都不明白,这一点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1967年就写好了佃农理论,不管怎么说,我那篇佃农理论在行内被认为是最顶级的价格理论,得到了很多顶级大师的认可赞许。但是我却不明白那些在香港街边看到的现象,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打击。你念物理学念几年,里面一些普通现象本科生都能解释的。而我从事了这么多年的经济理论推断,我竟然不懂街头巷尾的这些现象。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了:第一,经济理论只要不是用来解释现象的话,那就没有其他用途了。第二,现有的经济理论是没有什么解释意义的。世界这么复杂,复杂的理论去解释复杂的事实太难了,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要把经济理论简化,也就是说要用简单的经济理论才能解释复杂的事实,后来简单的经济理论做出来以后,用简单的经济理论去解释非常复杂的事件,这时候这个简单理论要再做出很多复杂的变化。如果本身是复杂的理论,它能变化的空间就少了。

   我也读西方经济学的书,我小时候就念了萨缪尔森的书了,现在看起来全部都是废物,那都是什么东西呢,什么也解释不出来。很多我以前很欣赏的朋友他们也解释不了现象。

    

   “你先给个题目,写不写再说”

   整件事是始于1971年,我画了个图表。有一位同事把这个图表放在了课本里面。这是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他说这是张五常的图表。有一家很有名的出版社看到后跑来找我,那是1973年,他要我写一本教科书,条件非常优厚,从来没见过那么好的条件,版费非常高,比中信出版社给我的可要好多了。

   我的回应是,我不写课本。而对方编辑不肯走,说:“你先给个题目,写不写再说。”我就在那张白纸上写个题目给他,写了ECONOMIC EXPLANATION,也就是“经济解释”。所以经济解释的构思起源于这个图表。

   1989年,写《经济解释》时,我是在香港写的。当时在报纸上连载,写了两期。之后为了要服侍我妈妈,我没有继续再写。我母亲1992年去世,2000年我再重新写,那时候我已经从香港大学退休了,写了两年,分三卷30万字,也不是那么轻易写完的,当时有很多杂事,所以很多人都看过我的经济解释三卷本,那是我不满意的。那时候30万字,2009年我再重头写起,准备修改,从30万字变成58万字,等于重头再写,这次我满意了,因为我无所事事,根本没事可干,家里有空调,又有朋友帮忙打字,电脑修改很容易,我就集中精神写,写了四年,之前也才写了两年。这次每天平均写400字,本来不是很辛苦的事,但我的困难就是人老了,75岁才开始重写。主要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容易疲惫:我以前坐下写三四个小时都没有问题,现在坐下来写半个小时就要躺在床上休息一下,没办法,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第二个问题,短暂记忆是大问题,也就是说我长久记忆没有问题,分析能力没有问题,想象力没有问题,判断力比以前还好,但是短暂记忆力真是跌得很快。

   我整天都在思考的,譬如说,早上想到什么观点觉得很重要,下午要写的时候就已经不记得了。所以我一旦想到一点就赶紧用小纸写下来,但有时候写的时候看到小纸条也忘记是什么意思了。你们看我现在讲话有准备,之前我作报告从来不准备稿子的,可是今天的报告我要准备,因为害怕自己记不住。不过短暂记忆退化了有一个好处:想到一个观点,不记得了就要重新想,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每一点都是想过很多次的,每个观点再想一遍就又有一点不同了。

    

   “只要有更多的人肯读肯看,经济学在中国就能再搞起来”

   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还要这么拼搏,真不是开玩笑的。我好几次都觉得自己要写不完了,我对我太太和朋友们说过,我很容易把自己写死,我这么拼搏怎么可能会不死呢。我为什么会这么拼搏呢,我现在是想争取自己的作品传世吗?我当然想让自己的作品会传世。但是你提到张五常,街知巷闻,想不传世都蛮困难的。所以要不要作品传世这一点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科斯的问题。我跟科斯的关系你们大家都知道,他欣赏我的经济学很多人都知道。他认为美国当今的西方经济学全盘都是废物,他要把经济学再搞起来,说要在中国搞起来。想让我把经济学搞起来,不是让我带学生一起搞起来,而是让我张五常一个人搞起来,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科斯去世前两个月,朋友访问他,香港大学的科斯研究中心去访问他,科斯中心的主任问科斯,你希望我们科斯中心能够做出些什么东西出来?他回答说:“我希望你们能多产出几个张五常。你们有张五常在,他还没死,还在写文章呢。”你很难推却一个年纪这么大的人、一百岁的人对我有这样的要求,有时候甚至是恳求。所以反正我也没事可做,我就决定拼一下。

   科斯希望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这是他的期望,当然是很渺茫的期望。既然这样,我就拼一下吧,所以我就写了《经济解释》,问题是有没有机会《经济解释》能在中国再把经济搞起来呢?有没有可能实现科斯这个愿望呢?

   我刚开始认为机会很小,现在觉得也不是那么小,因为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同学们去看,去看我的书,那我就赢了。因为我的经济学比你们所念的那些西方经济学要高得多,这个观点越来越明显。你们不需要买那本书,到网上打印下来也可以,我当然希望你们去买了,可是打印没问题的。

   这是我的个人感受:只要有更多的同学们肯读肯看,经济学在中国就能再搞起来。因为我的经验是不同的,我教你们的不是什么福利经济,我没有教你们怎么改进社会、也不是教你们怎么买股票,我是教你怎么解释,怎么推断现象。我不是教你看风水,但是我敢肯定我所教的,你照我教的这么做,依据这个理论概念就可以解释事实。我认为经济学除了解释事实没有其他的用途。当然解释事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我已经把架构做出来了。

   只要同学们肯读,多看,多去观察,然后掌握住经济学基本概念,你们就会感受经济学理论的威力。谢谢各位。

    

   (4月24日,由搜狐财经、中信出版社及天翼阅读联合主办的中信书院大讲堂之明德阅读会“经济解释的科学意义”,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报告厅举办。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向当天到场的700多位观众,详细介绍了他耗费13年著作、修订完成的鸿篇巨著《经济解释》,传授了他学习经济学的心得和经验,并分享了他在美国学习过程中的一些趣事。以上是张五常教授演讲内容。略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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