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华:论美国侵权法限制运动及其发展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 次 更新时间:2014-05-22 19:34:44

进入专题: 美国侵权法   限制运动  

董春华  

    

   内容提要: 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侵权法限制运动,以责任保险危机、诉讼爆炸、陪审团失控、无聊诉讼、原告律师贪婪为限制侵权责任的理由,但无论哪一理由都无可靠性可言。侵权法限制运动基础如此薄弱,且以限制原告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和赔偿数额为主要目标,却未遭遇民众的反感甚至反对,原因在于侵权责任限制的支持者巧妙利用了修辞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冲突,巧妙架构内部组织结构以及个人主义仍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侵权法限制运动确实使原告更难获得赔偿、律师行业受到重创,却并未降低保险费、事故发生率和产品安全。因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的失信和改革伊始蓄意的欺骗,该运动获得的民众支持会越来越弱,它给我们的教训是:法律改革非政治运动,理性当头。

   关键词: 美国侵权法,限制运动,发展趋势

    

   一、问题的提出

   19世纪中期,侵权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此后,侵权法进行过一系列改革,分为两种:扩张侵权责任和限制侵权责任。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进行过以制定工人赔偿法案为主要内容的扩张侵权责任的改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扩张侵权责任的热潮才平息下来。尽管如此,直至1974年,才有学者开始使用“侵权法改革”(Tort Reform)一词。[1]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始,一场轰轰烈烈的侵权法改革运动拉开帷幕,它以限制原告获得赔偿的可能和赔偿数额为主要目标,故笔者称之为“侵权法限制运动”,以区别于此前的侵权法扩张运动。它并非指某个法案的通过,而是针对几个领域至今仍在进行中的变革。[2]

   针对侵权法限制运动,一方面,侵权法限制支持者在各大媒体广泛宣传其必要性,另一方面,学者及原告律师通过实证调查批判改革的依据及其后果。虽然近些年来,侵权法系统成为公众视野中被强烈批判的主题,[3]但以限制原告权利、限制侵权责任为主要目标的改革,为何备受批判,却未终止?

   在美国,法律界对侵权法限制运动的态度分为两大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是少数派,以维克特·E.施瓦茨(Victor E. Schowartz)[4]为代表;反对者占多数,包括诸多学者,其中F.帕特里克·哈伯德(F. Patrick Hubbard)的研究具有代表性和客观性。[5]而在社会领域,支持者的宣传和进攻来势汹汹。他们有专门的机构和成员,通过报纸、媒体造势。如彼得·W.胡勃(Peter W. Huber)和沃特·K.奥森(Walter K. Olson)是支持者的重要喉舌。他们供职于曼哈顿协会(Manhattan Institute),“该协会是保守思想的阵营,它的成员的工作任务就是发表政策性论文和书籍,并尽量说服国会。”[6]这一机构的目标是改变大众的思想,让他们接受限制原告权利和侵权责任的合理性并支持改革。鉴于支持者使用的政治手段及其政治目的,有学者称,“新的侵权法改革是在立法领域对侵权法的政治攻击”,[7]这一点都不夸张。

   我国学者对美国侵权法限制运动的关注并不多,大多集中于具体措施的改革,如对医疗过失责任、惩罚性赔偿的改革等,有2篇译文和1篇论文涉及侵权法改革的相关内容。[8]我国目前《侵权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的改革和发展仍然处于受害人权利扩张的阶段,原告权利是否扩张、侵权责任是否应受到限制,这都是法律改革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从美国侵权法改革本身来看,其经历过扩张,也正在经历限制。何时扩何时缩不仅仅是一种钟摆效应,而应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故对美国侵权法限制运动的研究,除了具有理论价值,对我国相关法律的修订和改革都将有很大意义。

    

   二、质疑侵权法限制运动之依据

   侵权法限制支持者倡导的侵权法改革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责任保险危机。随着改革的深入,他们又提出了更多支持改革的依据—诉讼爆炸、陪审团失去控制、无聊诉讼、律师贪婪等。但这些依据是无懈可击,还是不堪一击呢?是事实的镜像,还是事实的扭曲?笔者将一一进行剖析。   (一)责任保险危机

   1.疑点一:保险危机真的存在吗?

   责任保险危机是侵权法限制运动的催化剂和导火线。它的表现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责任保险特别是医生的责任保险费增至难以负担的程度,甚至导致一些优秀的医生离开医疗行业,医疗服务和医疗产品价格大增。这样的表象被侵权法限制支持者所察觉,他们认为限制侵权责任的时机到来了,而保险危机只是借口。

   实际上,何为“危机”并无明显的界限,仅仅是责任保险费的上升,使一些投保人难以负担。很多州法院却在判决中,通过对具体案件的审理后认为,根本不存在保险危机。如犹他州最高法院法官在他的评价中很直率地说:“事实真相是,犹他州保险危机的言论是纯粹的欺骗。”[9]该法院还认为:“医疗事故保险费的急剧增长和医疗成本的增长,并非是犹他州的医疗事故诉讼或者陪审团裁决数额的实质性增长引起的。立法机关通过削减儿童的医疗事故诉讼来解决保险问题并不会实现立法目标。”[10]其他州也发现根本不存在保险危机。如怀俄明州最高法院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怀俄明州或者其他地方存在保险危机。更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没有证据表明危机与医疗事故诉讼有关。[11]

   除了州法院对保险危机的认定,原本作为保险危机副产品的医生流失的实际情况,也远非媒体报导那般严重。媒体曾报,在5个经历危机的州,有医生改行、退休或者关门大吉,但这些报道都被证明,或者不准确,或者涉及极少数医生。实际情况是,医生数目并未有实质性减少。审计总署(GeneralAccounting Office)组织的研究项目下结论:“美国医生的数量在1991 -2001年间增加了26%,几乎是全国人口增长的2倍。”[12]这说明,保险危机的存在受到了质疑,且保险危机对医疗行业的影响并非像媒体渲染的那般严重,实际情况是:高保费是事实,但是否可被称为危机意见不一。下文为方便论述,有时称高保费现象为危机。

   2.疑点二:高保费是侵权系统导致的吗?它与侵权系统有关吗?

   第一,高保费是保险行业经营不善的恶果。因对保险危机的发生原因存有疑惑,在国家总检察长委员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ttorneys General)的资助下,8位总检察长(attorneys general)对“侵权诉讼是否是危机的起因”进行了研究。结论很简单:侵权法系统与保险费率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发生阶段性的保险危机还有其他更直接的原因。[13]报告指出,当下无法承受的危机不是民事审判系统所导致,而是因该行业之前实施的大减价,它曾试图获得尽可能多的新业务而投资于保险人能够获得高回报的保险领域,最后无法控制。报告进一步下结论:“考虑到保险行业的周期性的本质,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联邦政府和保险工业提出的侵权法系统的变革,会在将来避免类似的危机。尽管保险行业哭天抢地,它实际已获得50亿美元的纯利润,而它仍主张,它需要保护以免受猖獗诉讼的困扰。”[14]

   1987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也曾解释道:“虽然保险行业将问题归咎于侵权法系统,很多专家却指出它的问题是自找的。早些年,该行业因竞争曾大幅降价至导致严重损失的地步。过分的陪审团裁决无法解释该行业的大多数财政危机。”[15]但保险行业却向公众和立法者诉说了不同的故事。

   当然,总检察长们还是让保险行业为自己买了单。19个州的总检察长对一些保险公司、全国保险协会和外国的再保险人提起诉讼,诉因是密谋提高保险费、 [16]保险公司已经涉嫌参与全球性阴谋、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案在经历了到达联邦最高法院的痛苦历程后于1994年和解:重构保险协会,建立一个数据库和公共实体风险协会(Public Entity Risk Institute)。[17]这得耗费保险行业3600万美元。

   第二,高保费是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结果。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两次保险费激增与金融市场自身发展的周期有关,是保险市场的保险费率与同期银行利率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引起的。银行利率上升时,保险行业的竞争就会加剧,因而保险费率下降,反之,则上升。在那个年代,美国银行利率虽大幅波动,但总体较低,通货膨胀的持续便是证明,高保费的出现与通货膨胀息息相关。

   从以上分析来看,“侵权法系统导致责任保险危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这意味着侵权法限制运动实际上缺乏严密的论证和调查,仅仅是侵权法限制支持者倡导改革的权宜之计,甚至是一种蓄意的欺骗。

   (二)诉讼爆炸

   侵权法限制支持者认为,始于19世纪末终于20世纪60年代的侵权法扩张导致短期内诉讼大爆炸,已经使美国社会无法承受,故需要改革以改变诉讼爆炸的局面,引导美国社会向理性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侵权法案件绝对数目在攀升,加上媒体的宣传,真的给民众“诉讼爆炸”的印象。如有媒体曾报道: “忽然每个美国人都想起诉有责任保险的人。诉讼爆炸已经使法院窒息。没有律师告诉潜在客户有些案件实际上是浪费时间。”[18]再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曾评论:“诉讼爆炸已经击垮了上诉法院,它们已经通过驳回更多案件来作出回应,还经常拒绝听取口头辩论,甚至有时在判决中省略书面推理。”[19]法院判决的可信度和质量由此会下降。当然,诉讼爆炸还存在其他坏处,如使人们因怕被起诉而不敢从事一些甚至无害的行为。但笔者认为,侵权法诉讼绝对数量的增长不能被轻易贴上“诉讼爆炸”的标签。

   1.疑点一:诉讼数量的增长不该考虑人口增长率吗?

   有学者已经考察了诉讼数量的增长与人口增长的关系:在诉讼爆炸的增长时,“人口增长也是应该考量的因素。如果一项研究无法考虑和把握人口增长,就声称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诉讼以每年40%的速度增加,这是没有任何证明力的。”[20]

   全国州法院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以1992-2001年间在9个州[21]提起的医疗诉讼为基础作过调查,数量从8500件增长至10500件。但若这些数据与当时的人口增长相结合,人均诉讼增长在那10年居然还下降了1%。[22]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针对被贴上“危机州”标签的州进行实证研究,对乔治亚州的研究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过去或现在乔治亚州法院的侵权法诉讼中存在诉讼爆炸,侵权法诉讼绝对数目的略微增长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长是同步的。”[23]

   笔者认为,诉讼数量绝对数目的增长,与人口增长有很大的关系。同等情况下,人口基数的增长自然会导致诉讼数量的上升。缺失人口增长的考察,对诉讼数量涨跌的研究不会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2.疑点二:侵权法是诉讼增长率最高的法律部门吗?

有学者研究了其他法律部门诉讼数量的增长。从中可以看出,该增长率远远比不上有些联邦法院民事诉讼增长的速度。“联邦法院侵权诉讼的增长,1975年至1984年间增加了46%,由25691件增长至37522件案件,增加了11831件诉讼”,[24]而其他民事诉讼,“如超付赔偿(recovery of overpay-ment)的案件从681件攀升至超过46190件,增加了6682.7%,对社会保障福利(social security bene-fits)的诉讼从5846件增长至29985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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