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春华:论美国侵权法限制运动及其发展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2 次 更新时间:2014-05-22 19: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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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春华  
原告更不愿意提起人身伤害案件、不愿意对终审提起上诉,简易判决推翻率下降、陪审团裁决推翻率上升

   学者对在初审法院提起人身伤害案件的数量、原告对终审提起上诉的比例、简易判决和陪审团裁决的推翻率进行了调研。根据德克萨斯州法庭管理办公室(the Office of Court Administration)的数据,“2002年至2010年,在初审法院提起诉讼的人身伤害案件下降了12%。”[65]“自从2001、2002 年,侵权法、二乙烯三胺五乙酸(DTPA)药品的原告针对终审提起上诉的比例下降了39%,而被告提起上诉的比例上升了6%。”[66]“2001年至 2002年间,简易判决的推翻率是33%,陪审团裁决的推翻率是25% 。而2010至2011年间,简易判决的推翻率是31%,陪审团裁决的推翻率是34%。”[67]

   以上数据反映,受害人更不愿意提起人身伤害的诉讼,更不愿意对终审判决提起上诉;简易判决推翻率在下降,陪审团裁决推翻率在上升,因陪审团裁决上诉的提起者多为被告,简易判决上诉的提起者多为原告,故该结论意味着原告越来越不可能获得支持。

   3.律师的体会

   一个为生存挣扎的律师讲:“现在每一个陪审团至少有1/3的人会非常镇定地告诉你:我不相信伤害和痛苦的存在,我不相信有值得赔偿的东西,即使法律说有。”[68]律师的这一反映,说明陪审团不仅不愿意判决原告胜诉,甚至对原告的伤害和律师的主张呈出质疑的态度,不愿施以任何的同情。

   从以上数据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原告越来越难获得公正的、毫无偏见的陪审团裁决,现在的陪审团很明显是倾向于被告的,他们更多地视被告而非原告为受害人。至于这种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这显然是由于商业利益集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做了大量的广播广告,陪审团早已听说了侵权法改革,他们知晓包括保险危机在内的所有事项。被选中做陪审员的大多数人也要买保险,他们知道他们会为陪审团的高额裁决买单。这都影响了他们对原告的态度。

   (二)改革措施与死亡率、商业经济发展和产品安全的关系

   学者对侵权法限制运动限制措施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是乔安娜·M.谢泼德(Joanna M. Shepherd)教授,她从经济学的角度,对限制措施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另有少数学者对此也有涉及。

   1.限制措施与事故死亡率的关系

   第一,侵权责任限制措施与事故死亡率的关系。侵权限制措施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对事故(acci-dent)产生影响:侵权人不会将外在成本内化、没有动力减少风险,此时事故率可能上升:低责任成本带来低价格,促使消费者购买风险较低的产品,消费者更谨慎以避免事故,此时事故率可能下降。在以上背景之下,保罗·H.罗宾(Paul H. Rubin)教授与乔安娜·M.谢泼德教授共同探讨了侵权责任限制措施与事故死亡率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我们的实证证据显示,几项侵权法改革一对非经济损害的最高限额、对惩罚性赔偿更严格的证据限制、产品责任改革、迟延利息改革,这些改革与事故死亡率的降低有关。间接来源规则与事故死亡率的提高有关。”[69]

   第二,医疗过失改革与事故死亡率的关系。乔安娜·M.谢泼德教授对侵权法限制运动的重头戏—医疗过失限制措施与死亡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对总赔偿额的限制和间接来源( collateral source)规则的限制与死亡率的增长有关;改革措施与相邻不改革州的死亡率的增长有关;改革措施与女性死亡率的升高关系更为密切。”[70]导致这样结果的原因在于,侵权责任限制措施诱惑了邻州的医生,导致邻州的医疗状况更差;改革措施不适当地减少了女性获得侵权法裁决的数额。

   以上侵权责任限制措施与死亡率关系的实证研究可以说明,侵权责任限制措施并未明显减少死亡率,特别是在医疗过失领域,并未明显减少医疗事故导致的死亡率。

   2.限制措施与商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限制侵权责任的原因之一是侵权法系统给经济带来伤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针对侵权法改革措施近些年来到底是否点燃了经济的发展活力,乔安娜·M.谢泼德教授也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制造领域的经营(business)、失业率和生产能力等相关问题的实证调查,她得出结论:“很多改革措施确实像改革者所说,点燃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很多改革措施对经济状况没有任何影响。诉讼时效限制了生产者为缺陷产品负责任的期限,当原告也有过失时直接减少赔偿额的比较过失改革,减少非生产性销售者的严格责任的改革,它们都与经济活动的增长有关。对非经济赔偿额最高额和间接来源规则的限制与经济活动的增长只有微弱的关系。对惩罚性赔偿最高额和连带责任的限制与经济活动的降低有微弱关系。”[71]以上侵权责任限制措施与商业经济关系的实证研究,至少可以说明,侵权法限制措施并非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侵权责任限制措施与产品安全的关系

   通过对责任与产品安全、产品价格关系的研究,有学者认定,“研究已经显示,责任已经推动了生产者改善产品安全,与侵权限制主义者主张相反的是,责任对产品的总体价格影响不大。”[72]即使在其他安全动机存在的地方,盖瑞·施瓦茨(Gary Schwartz)发现,“潜在的侵权责任有助于提高生产者的基本道德感”。[73]在研究侵权系统对化学工业的影响时,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尼古拉斯·A.阿什福德(Nicholas A. Ashford)和罗伯特·F.斯通(Robert F. Stone)教授得出结论:“侵权系统鼓励更安全的产品和工序,促进创新,并更关注负面影响。”[74]他们发现,严重的威慑不足现象仍然存在,他们建议,“不是限制侵权责任,而是应该扩大现存诉讼理由以包括暴露于带来明显疾病的产品的责任。[75]因此,很大程度上基于侵权责任的威慑功能,侵权责任总体上能够提高生产者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进而提高产品安全。依此逻辑,限制侵权责任并不会提高产品安全,反而会降低生产者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使生产者更无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由上可知,侵权责任限制措施并非完全都能降低事故死亡率,有些措施还会导致事故死亡率的上升;同样,有些措施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有些措施则不会发挥任何作用;以限制侵权责任为目标的措施,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侵权法的威慑力,从而降低生产者对产品安全的注意度,对消费者的生命安全不利。

   (三)“黄油面包”律师面临生存危机

   侵权法限制运动影响了陪审团对原告的态度,降低了原告获得赔偿的可能性和赔偿数额,这很显然会影响律师行业。对律师行业的打击与上文提到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对律师行业的攻击是一致的。陪审团裁决对律师行业产生很大影响,陪审团的价值取向、对原告被告态度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原告能否胜诉,而这就是律师执业的风向标。在目前陪审团越来越不愿意判决原告胜诉的情况下,律师的策略只能是更加慎重地选择客户和案源。因此,那些胜诉把握不大的人身伤害案件往往不能到达诉讼阶段。

   从生存角度讲,侵权责任限制措施影响最大的是“黄油面包律师”(The Bread and Butter Law-yers)。史蒂芬·丹尼尔斯(Stephen Daniels)和乔安妮·马丁 (Joanne Martin)教授将符合以下条件的原告律师称为“黄油面包律师”:已经做了5年原告律师,在过去12个月里平均的风险收费价值等于或者低于做了5年原告律师收入的平均值。[76]在他们调查的220名律师中,“10.9%的律师过去5年收入没有变化,15.6%的律师有提高,73.5%的律师有所下降”。[77]这些律师接手的都是简单案件,侵权责任限制措施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存,而对接手标的额大且案情复杂的案件的律师影响不大。

   针对医疗过失领域的限制措施对“黄油面包律师”的影响,某医疗事故专家说:“改革者正在杀死他们”,[78]他们当中有些必须离开诉讼业务,有些得更谨慎筛选案源,有些则会与高端律师合作,有些则选择成为被告辩护律师(defense lawyer),或者选择做非讼业务。而黄油面包律师所从事的业务构成了原告人身伤害案件的主体,他们命运的悲摧变化,意味着对律师行业的重创。

   (四)保险费、医疗费未有明显降低

   前文已述,责任保险危机是侵权法限制运动的导火线。改革伊始,保险行业和其他行业大公司对侵权法系统进行了攻击,提出解决危机的惟一方法是制定限制侵权责任的法律,并称侵权责任限制措施会使保险费稳定或者降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后,保险危机的状况是否已经得到改善、保险费价格是否已经下降了呢?实际上,已经有不少针对侵权责任限制措施与保险费的关系的研究,它们的结论是:侵权责任限制措施并未降低保险费。

   J.罗伯特·亨特(J. Robert Hunter)曾在私人保险公司工作过,也曾任职于州和联邦政法的保险机构。乔安妮·多洛肖(Joanne Doroshow)是律师,也是正义民主中心(Center for Justice and Democra-cyy)[79]的创建者和执行主任。他们曾合作研究了保险费与侵权责任限制措施的关系(1985-1998年间),结论是:侵权法改革并未降低保险费,立法者试图通过限制受害人的权利来降低保险费率,无论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一项失败的公共政策。[80]他们的实证研究也发现,20世纪80 年代中期的责任保险危机并非由不合理的法律体系所导致,而是保险行业经济周期导致的。一旦保险费率上升,保险项目减少,危机很快会出现。所以,全国已经享有温和的保险市场十年有余,保险费率不仅稳定而且已经下降,这与侵权责任限制措施并无关联。

   当近些年来人们开始抱怨保险费为何并未明显下降时,保险行业和侵权责任限制主义者却自有说法。俄亥俄州医疗保险公司代表在怀俄明州立法机关曾坦白,侵权法改革不会降低保险费率。密西西比保险公司也承认,侵权法改革不是具有魔力的银色子弹,[81]不会迅速影响医疗过失保险费率。美国保险协会在2002 年5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辟谣:“保险行业从未许诺,侵权法改革会使保险费降低。”甚至美国侵权法改革协会主席谢尔曼·乔伊斯(Sherman Joyce)宣称:“我们从未告诉你或者其他人,改革侵权法的原因是降低保险费率。”[82]美国侵权法改革协会总法律顾问维克特·施瓦茨说:“很多侵权法改革倡导者从未主张,限制诉讼会降低保险费率,我在过去30年也从未讲过。”[83]甚至针对赔偿限额,他们也承认:“设置最高赔偿额不会使保险费下降。”[84]“保险公司试图以有利于公司的方式,借机影响立法,而完全无视限制措施对美国人的影响,而媒体一直都是利于商业之信息的放大器。”[85]

   人们甚至期待侵权责任限制措施除了降低医生责任保险价格,还会直接影响医疗价格。可是,“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德克萨斯州2003年的侵权法改革降低了医疗费用或有降低的趋势。无论我们怎么分析数据,侵权法改革对医疗费用都没有实质性影响”。[86]“尽管最近几年俄亥俄州采取了改革措施,通过立法限制陪审团裁决精神痛苦赔偿的上限为25万美元,限制了惩罚性赔偿,让受害人更难提起诉讼,但医疗成本价格依然上升了。”[87]

   因此,保险行业和侵权责任限制支持者和民众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以保险危机为催化剂的改革运动并未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降低保险费和医疗费用价格。

综上所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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